爱华网当“国际化”落地为具体实践时，如何管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战略性风险，成了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学习的生存法规。 不确定下的生存法则 14年前，李健全在珠海投资建立了一家以生产医用辅料产品为主的小厂；14年后，这家名为“稳健医疗集团”的企业(下文简称“稳健”)已经扩张到13家工厂和4家贸易公司，产品95％出口至欧洲、美洲、澳洲、非洲、东南亚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收入几近8亿元的规模。在深圳，类似“稳健”这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实行生产制造销售一条龙服务的企业有上万家，稳健的规模在其中只能算作是中型。
5月那场的“汇率风波”让李健全至今感觉恐惧：单一的产品结构，销售主要依赖出口，一旦不预期的汇率大幅调整事实发生，“稳健们”无疑是最直接、最痛楚的受害者。而此时，一场以企业为主导的“汇率保卫战”已经悄悄打响了。
预见“毁灭” “很多企业都在赌人民币升值……”，5月，李健全奔忙于全国各大城市，为去年才刚刚兴起的国内业务寻找客户源，“短期之内，国内业务不会在份额上有重大突破，仍然主要是国际业务”，而汇率变动的风险似乎近在眼前。“汇率变动，由于中国确实过分依赖出口，短期来说，这样会带来贸易摩擦，中国应该对某些具体的行业特别小心，否则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加州大学伯克利商学院院长Richard K.Lyons告诉记者。
其中Richard所指的特别具体的行业，站在风口浪尖的无疑是这些依赖于国际贸易的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渐行渐近，作为个体，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升值将会在短期内改变行业内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和成本等账面价值，并通过汇兑损益的变化影响其经营业绩，同时也将对出口行业、外币资产高或产品国际定价的行业冲击较大。“稳健”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情况之下，银行势必成为企业短期内规避风险所要借助的主要力量。尽管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日益丰富，但在基础产品类型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汇率的避险工具普遍缺失，这无疑加大了企业通过金融工具归避汇率风险的难度。
“急需商业银行为其咨询指导的国内企业，难以得到充分的避险工具。”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教授告诉记者，国有商业银行在为企业提供外汇资金避险服务方面面临较大瓶颈，以中国银行为例，相对于所有的企业外汇存款，套期保值等避险服务所占资金只约为十分之一，极大影响了企业外汇存款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持汇居民的快速增加，外汇买卖、外汇理财以及外汇资产管理等业务急切需要包括规避风险在内的多样化金融服务。
这位加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对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无不担忧：“在国外，有离岸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来对冲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但是，在中国没有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或者衍生品交易受到限制，一旦汇率变动，这将增加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成本。”
2005年5月18日，外汇市场推出了8种外币间的汇率交易。新的外汇交易系统提供集中清算和更加透明的报价，有利于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但是，丁志杰也提醒到：这对于应对汇率自由浮动而言，是远远不够的。“银行缺乏对于中国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主动有效指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将因为汇率风险承担巨额成本。”
攻防转换 2003年，《中国企业家》的一次调查显示，82.4％的企业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具体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下一步的动作则有些含混不清。 同时，中国企业在过去曾一次次为汇率风险“买单”。丁志杰教授曾经为某长江大桥项目承包单位的金融风险咨询，该企业过去主要选用的是日元贷款，在1998年，日元还在138的高位徘徊时，企业的日子很好过，利润相当丰厚，但是，从2002年到2004年之间，随着日元升值，该企业利润不断出现下滑，现在的盈利情况只能勉强保本。“企业没有能够在日元出现升值势头时，及时调整成日元换美元的政策，是造成目前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现在，这家企业正在为来自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日元换美元定价方案作权衡，令其为难的是：外资银行的服务相当高昂，而国内商业银行的服务方案却要逊色很多。相比之下，出口型企业对于升值压力，以及具体的操作办法有了更加务实的思考。
“升不升值是国家考虑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影响摆在眼前”，“稳健”目前的营收结构95％依赖出口，欧洲是最大的市场，占据销售额的35％，其次是美国25％，日本20％，其他地区15％，除在德国等地以欧元结算之外，主要是以美元结算。
李健生对此似乎早有准备：“目前，主要是储备一部分人民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与国外经销商和代理商达成一致：与对方签订开放式合同，一旦升值，我们的价格也将相应上涨，将一部分风险转嫁给对方……”
“稳健”采用的这些方式也是目前出口型企业所能采取的主要方式：“向客户转嫁成本或压低制造成本”。这意味着客户将来共同分担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的损失，但是这要冒着客户流失的风险。
以美元结算的贸易公司心里也有底，“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去1美元可以买到相当于人民币8.26元的东西，现在1美元只能买到7.60元人民币的东西，这样我们外贸企业的报价就要比过去高0.66元人民币，但是报价高了，出口产品价格上的优势就不明显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盘算这笔帐。深圳一家汽车配件产品的出口贸易公司负责人认为，对那些依靠价格优势的产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将是致命的。
在浙江和深圳，还有部分出口生产企业选择与银行签订了远期结汇合同的企业。这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出口型企业在制订全年工作计划时，将“人民币升值预期”放在了计划重点：按照他们的预计，1至3月，人民币将升值5％，4月份可能升值到10％。现在1美元兑人民币是8.264元，以升值5％计，升值后1美元大约只能换人民币7.85元。“如果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因为换汇带来的损失估计约3000万元左右。”
为了锁定风险，企业与银行签订了一年的远期结汇合同。根据合同，今年共拿出5000万美元锁定汇率。“以12个月的为例，结汇汇率是每美元兑人民币8.01元，这个汇率与预估的升值5％的汇率相比，每美元要多兑人民币0.16元，5000万美元要多兑800万元。”这样可以部分降低亏损。这种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远期结售汇”，企业和银行按照现在的汇价进行远期结售汇(一般是三个月)，从而锁定风险。
加州大学理查德同时提醒：“中国还应该考虑许多更好的对冲风险的工具，来深化金融市场的改革。这不仅仅是让中国的银行有更好的清偿能力，这不仅仅是改善资产负债表这么简单，而是为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样，企业也可以更好地借助这些工具来熬过短期风险带来的剧痛。
各自盘算 “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供货商，拥有便宜劳动力的成本优势，那些成本以人民币计价，出口以美元计价的企业受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服装、鞋帽、箱包这些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行业，短期之内会加剧痛苦。”近几年，中国的出口额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递增，世界市场30％的产品制造被中国制造占领，所造成的状况是：这些制造类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面对的竞争几乎完全来自本土，承受着国外厂商不断压价的压力，以纺织品、鞋帽等行业为例，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也仅仅只能带来5％－6％的利润。
但另外一方面，短期的剧烈痛苦正是行业加速洗牌的一种过程。“对于行业中的某些企业是一种机遇，在这种洗牌的过程中，资源会流向那些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去，同时迫使企业在管理上下功夫，以期获得更强的竞争力，这种行业生产力的转移会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丁志杰认为。
事实上，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相对稳定的时期，国际贸易条件却一直在不断恶化。
2004年，稳健集团刚刚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损失了近4％的利润，以去年的6000万美元的纯利润计，亏了240万美元，“这对于这样的成长型企业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稳健因为政策调整而损失得最多的一次，李健生为此而有点委屈：一边承受着政策变动带来的愈几百万的损失，另一方面，还将承受着国外经销商和代理商要求“降价”的压力，“对于稳健而言，每年都承受着5％到6％的降价压力……产品的价格都是在跟自己同胞的竞争中被迫压下来了，利润已经相当稀薄”。
“高速增长下的出口贸易面临的低利润空间会让一些企业自动破产，倒闭，同时出现短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如果人民币升值，资源将向那些已经开始注重品牌建设、差异化建设的企业集中，迫使企业开始开发具备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企业应当把它看作整个产业之间的资源分配的契机。”
除此之外，丁志杰还认为，加速自己国际销售渠道的建设是中国企业从短期风险过渡到长期利好所要着重注意的。
由于一部分出口商品都要通过香港转口，在这个过程中，高达15％的利润被中转商赚取，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出口之后的另一大部分利润是被美国零售商和经销商所攫取，丁志杰建议“必须在国际营销渠道上下功夫”。
不过，在海外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和拓展品牌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几年前，稳健在美国注册成立了贸易公司，开始在美国尝试做直销”，李健全表示：“开展得不好，非常艰难，不借助当地的渠道，寸步难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之任务。”目前公司只有4名员工驻扎在那里，一方面继续开拓直销市场，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维护与当地代理商客户的关系。
李健生反复强调“稳健的差异化研究”，“我们还是要落足在产品的质量建设上，同时拉开自身品牌与其他品牌之间的差距。在他看来，这远比研究如何利用金融工具避险要重要得多。
在目前已有的条件下选择一些避险工具自然可以部分减少短期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稳健更加注重的是如何更好地开拓产品线，增加对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投入，稳健刚刚从一内陆省份手中拿到1500万亩的土地，准备拓建工厂，“目前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利润空间已经相当稀薄，该是如何考虑研发高端产品的时候了，我们要考虑的是长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