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未来的机会和希望,我有一些想法,我也在会上把它们告诉给了大家。我说,在我看来,来这里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公司中乃至行业中最优秀的精英型人才,而且,以我在公司一年的工作经验看来,我相信IBM的潜力是无限的—但只有我们愿意实施我所发动的这场改革,这种潜力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接着,我描述了公司文化改革中所必需的行为变革方面的内容(见下文)。
行为变革要求
从 到
公司自己自行推出产品 → 以客户为导向(根据客户的
要求生产产品)
以公司自己的方式行事 → 以客户的方式行事(为客户
提供真正的服务)
道德式管理 → 成功导向型管理
将决策建立在秘闻和神话 → 将决策建立在事实和数据的
的基础上 基础上
以关系为导向 → 以绩效和标准为导向
一言堂(政策性统一标准)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对人不对事 → 对事不对人(询问为何而不
是问谁)
良好的愿望甚至比良好的 → 职责明确(总是能够解决难题)
行动更加重要
美国(阿蒙克总部)占 → 全球共享
主导
规则导向型 → 原则导向型
只注重我的价值(个人 → 注重我们的价值(集体主义)
主义)
分析停顿(追求百分 → 有紧迫感地做决策和采取行
百的完美) 动(只要有八成的希望即可)
组织中缺乏创新 → 学习型组织
平衡式资金投入 → 重点型资金投入
“在我的词典里没有‘借口’,”我说道,“我们就是要去实施这场改革,而且是我们还要一起去实施它。这将是一场团体性质的改革—无论是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对于我们的同事来说,加入到这场改革中的人都会得到授权和机会。要是你们中有人不适应这场改革,那他就应该考虑一下其他的选择了;而对于那些热心于改革的人,我则欢迎你到我们的团队中来,因为我知道光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场改革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激情洋溢的谈话,我希望听众们也能够以一种激情洋溢的方式接受我的讲话。我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与会者来说,也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当然是对那些希望实施改革的与会者来说的。那么对于其他与会者,这次会议又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所有的与会者都至少表达了对这场改革的认同。但是,至于把改革的意图转变为改革的实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实际上,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中,我听说,尽管有大多数的高层经理都对改革很支持,但他们还是为改革深感震惊。当然,他们感到震惊的不是我的想法和所表达出来的改革信息,而是我在改革中所传达出来的我的激情、我的愤怒以及我的方向和决心(例如“击败竞争对手”和“猛冲我们的业务”等)。因为这些都是十分的非IBM的做事方式,也十分不像一个CEO应有的做派。
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或者难过。我并不是要有意地使这些高层经理们感到震惊,我也没有打算哗众取宠以引起什么轰动效应。是的,IBM需要一剂强心针式的休克疗法,而且还需要一次打开胸腔的大手术。但是,IBM迫切需要的还是:让管理团队认识我是谁以及我的做事风格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只有少数人和我面对面地共过事。出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措施会在将来让这些管理人员暴露他们自己,所以我不得不让他们明白我好竞争的一面。
因此我就这样去做了。那些了解我的人将会告诉你:这并不是一个装装样子式的行为,我喜欢击败竞争对手,而且,我也极其痛恨失败。
成为领导人的一条新途径
那次会议后不久,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我可以感觉出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和一些希望。有些高层经理已经开始展示他们的个人领导艺术并致力于我所追求的改革实践中去了。
尽管我已经为这些敢于冒风险的人提供了支持和鼓励,但他们仍然被众多不愿意改革的保守派所包围。所以,敢冒风险的人,既需要一个符号也需要一个体制来使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效性。
这就是1995年2月的“高级领导集团”(SLG)的成立,该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关注领导和改革方面的事务。为此,集团成员每年都要有几天的时间聚集在一起以讨论公司的发展战略问题,当然,我们也会花同样多的时间在领导艺术问题的讨论上。
鉴于该集团在符号意义上的重要性—以及把它与新鲜的想法持续地连接起来的必要性,我认为,没有必要将该集团的成员资格建立在机械的职称或头衔的基础之上。我想要的是一种灵活而生动的角色模式—而不管这些成员在组织结构图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手下统管着多少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一个优秀的市场营销人员,以及一个优秀的产品开发人员,和一个高级副总裁一样,都是一个领导人。
另外,集团的规模也很重要。要我定期只与大约35个高层经理会晤可能是太少了点—但是,像第一次开会那样,一下子来了420人,那也太多了。我最终决定该集团的规模最多不得超过300人。而且,没有一个成员是终身制的。每年都会有一次优胜劣汰的改选活动:我的高层经理团队将聚集在一起重新组建该集团。在改选会议上,会有人被提议成为集团成员,但被提议者必须要获得整个团队的支持方可获得成员资格。新的“高级领导集团”成员的出现,将意味着原来的一个老成员在近期要退休了,或者是有人将要被告知:他将因为不符合 我们的要求而被取消集团成员资格了。信不信由你,许多被取消资格的人,尽管当时非常失望,但经过我们的鼓励后来又都进步成为集团成员。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极具建设性意义的事。当初的高级领导集团成员中,到了2002年3月时就只有71个人继续留任。IBM的高层领导人缺乏流动性—以及公司早期的一些高层经理本身明显不具有团队领导人能力这一事实,是导致这场改革的关键因素。如果CEO能够让高水准的—甚至是非常成功的高层经理不介意新的行为模式,那么这个CEO所领导的公司文化转型活动的速度就应该非常之快了。
所以,我把提升和奖励拥护新公司文化的高层经理,当做我最首要的任务来完成。这将会给正在等待提升的经理们提供这样一个信息,即通向成功的道路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图景来。
员工们也特别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成为一名高级领导集团的成员。我们的回答是:创建一系列的共同标准,以便让所有的领导人都拥有“IBM领导能力”,并遵照这些共同的领导能力标准行事。就像我们把程序性管理转型为原则性管理—即允许员工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应用这些原则一样,我们的领导能力标准所描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要求,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领导班子的风格、个性以及方法特点,采取丰富多彩的多样化和管理方法。
领导能力标准(见下文),成为了IBM公司中对每一位高级经理进行评估的依据。不久,IBM的员工就会意识到,这将是他们在新IBM中追求进步的方法。
IBM的领导模式
对赢得市场的专注
* 对客户的洞察力
* 创新的思考
* 达成目标的动力
快速执行的能力
* 团队领导
* 直言不讳
* 团队精神
* 决断力
持续的动能
* 培养组织能力
* 教导/培养
* 工作奉献度
核心特质
* 对业务的热诚
而且,包括那些直接向我汇报的高层经理在内的所有高层经理,都必须学习3天—在这3天中,他们将与训练有素的顾问一起共事,以了解同事在领导能力方面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并制定出一个旨在提高领导艺术的个人规划。
付诸实施
尽管我积极地提倡原则性领导,以及围绕着领导能力标准构建管理培训和评估,但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所采用的新方法已逐渐不再具有过去老方法常见的那种编纂整理的痕迹。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而且,它也给我们的领导行为和领导焦点带来了显著的变化(那些发现了新方法中宝贵特点的人的贡献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两年后我意识到,IBM的公司文化转型走向了僵化。问题并不出乎意料:它出现在多数老方法的死灰复燃上。越来越多的IBM员工开始接受新战略,并喜欢我们必须实施的这些新文化战略,但是,一下子要改变所有人思想中的先入之见却并非易事。人们相信新IBM,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权衡和比较—而且也仍按照过去的老方法在工作,仿佛他们仍处在旧IBM之中一样。
我需要采取新原则,并让这些原则在所有IBM员工的心中扎下根。为此,需要把这些原则进行简化并将之深入到员工日常工作和行为之中。既然人们所做的并非你所期望的,而是你所要检查的,那我还必须研究出一种方法以测量人们的行动效果。
1994年下半年,我和一位同事会晤之后,感觉有必要进一步简化这些原则。“我计算了一下,直至周末,你每天都希望我们早晨醒来后要关注20多件事情,”这位同事对我说道,“我做不了这些事。并不是我不善于做这些事,而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员工们做些什么?”
回想到当年早些时候召开的高层管理会议,我迅速地回答他说:“力争取胜、快速执行和团队精神。”这3个词抓住了我在那次会议上所有话的宗旨—在我看来,它们也概括出了所有IBM员工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所应该予以采纳的最重要的标准。从根本上说,这3个词也界定出了我们的新公司文化。它们不是空洞的口号,在我心中,这3个词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具体的含义,它们分别是:
* 力争取胜:所有的IBM员工都应认识到,做生意是一项具有竞争性的活动,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新IBM中,那些缺乏竞争热情的人将找不到他们的适合位置。最关键的还是,机会存在于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各个分部,而不仅仅只存在于美国纽约阿蒙克总部。我们必须把市场确定为我们所有行动和行为的动机。
* 快速执行:这是一个需要速度和磨炼的事业。我们不能再执迷不悟做一个完美主义者了,因为完美主义会使我们错失市场良机,并会使其他竞争对手夺走我们的科技发明。不要再一味地进行死研究了,在新IBM中,成功的人士都是动手做事的人—而且是快速而有效地做事的人。* 团队精神:要使IBM像团队一样运转—一个实实在在的团队。
“力争取胜、快速执行和团队精神”像格言一样通过多媒体传遍了全公司,最终演变成公司的新绩效管理系统。作为我们年度规划的一部分,所有IBM的员工每年都要围绕这3个方面制定“个人业务承诺”(PBCs),并列举出在来年中为了这3个方面的任务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当然,具体的方法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工作类型来决定,但总的方向要统一。PBC计划是强制实施的有效计划,与这些相应的绩效,将成为员工的考绩工资和活动工资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当然,“采取行动”最终是要落实到个人领导能力上来—个人不仅包括我自己,还包括乐于丢掉旧框框、愿意合作以及希望塑造IBM新文化模式的成千上万的IBM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似乎已经清醒过来,并兴高采烈地从僵化和政治性的体制中脱身。
这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他就是汤姆·布沙尔。在第一次聘请IBM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失败之后,我遇到布沙尔并聘请他担任这一职务,此前,布沙尔曾经先后在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和美国西部地区电话公司(U.S.West)担任过人力资源部的高级职员。一想到汤姆,脑海中就会出现“斗牛士”那勇猛倔强的形象:一个聪明、懂事、务实和努力的商界人士。他不属于那种传统的人力资源主管,相反,他是一个严肃稳重的商务人士。布沙尔对IBM所做的贡献中最大的要算是公司的文化变革,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为IBM改革进程中的又一位英雄。
宣布我们的登月计划
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即过去的东西历久弥新?有人也说过,失去的总是最美好的。我想,说这话的人一定为诸如IBM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帝国式公司工作过。
IBM的黄金时代—其中大部分都是现实的,但至少也有一部分是虚幻的,在一些IBM员工的心目中留下了如此深刻而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在这些人的眼里,现在公司所进行的所有改革都只会使公司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总是希望改革能够停止下来,而无视市场和社会变化的现实。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促使我们逃离辉煌过去的,就是IBM自己的由盛转衰。然而,我知道,这样的痛苦记忆并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永久保持下去。因此,我决定将公司的危机极端化和中心化—当然不是不负责任的,也不是采取一般性的做法,即以一张快乐的脸出现在大家面前,并乐观地向大家宣布说公司会尽快扭转颓势。我没有在公司中火上浇油,但也不想让人们过早地失去紧迫感。
最后,公司终于结束了这种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的时期。对老一套东西幻想的破灭,把IBM从过去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是什么使我们得以拥抱未来的呢?答案就是:我们的电子商务战略。我已经从战略和运营角度讨论公司整合战略时论述过电子商务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说,电子商务的出现,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影响了IBM员工的内心世界。
我决定宣布电子商务为我们的“登月计划”、我们振奋人心的使命和一个新时代的“S/360”。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所有的业务领域中去—不仅融入在我们的广告、产品规划、研究计划以及客户会议中,而且也贯穿在我们的交往和运营之中—从我的电子邮件、广播系统以及市政厅访问活动,到我们的内部转型衡量方式。它既给予了我们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使命感,也给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换句话说,是给我们新的公司文化提供了一个基础。
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还能够使我们将关注点转向公司外部。我们不再关注自己内部的小圈子,而是重新开始关注行业中的大事;我们把内部的讨论从“我们到底想成为什么”,转变成“我们到底想做什么”。
不断地自我更新
加盟IBM后不久,我就开始认识到,公司过去和现在的企业文化中有其突出的优势所在—这种优势是任何一个公司都不想失去的。如果我们能够对IBM的公司文化做到去其糟粕和取其精华,那么我们就会重获无敌的竞争优势。
当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场公司文化上的去伪存真战争仍在继续。实际上,IBM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文化变革。“新
IBM”—结合我们的电子商务战略以及对市场中最有成长可能性的机会的关注,正准备开始起飞。IBM员工又恢复了已经久违了的活力、动力和激情。IBM的领导人—尽管与IBM早期的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也在地球上最聪明的30万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们将做些什么呢?在未来的5年中,将会发生两件事:
* 我们将再次陷入过于自信的陷阱。力争取胜、快速执行和团队精神将会像“基本信仰”一样,成为变味和老套的东西。“高级领导集团”也将会变成IBM昔日的“管理委员会”。
* 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发现新的拥有优势和活力的方法。我们能够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还可以将这种不断的自我更新变成公司文化中永恒的一部分。能够历久弥新的东西并不多。而IBM就因为环境条件、遗产、努力以及运气等综合因素,仍然得以在一个全新的(一个反直觉的)的行业中保持着领先地位。我在给IBM公司股东的最后一个年度报告—2001年年度报告中,对导致IBM得以常胜的这些特点有所介绍:
规模大但动作敏捷、具有创新精神但又有严格的规范制度、曾以科学精神和市场为导向、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知识资本,并把这些资本转化给消费者。这种新环境会持续不断地孕育学习、变革以及自我更新等。它是务实和专注的—但也是永远欢迎创新的。它奖励成果,最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对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天分和激情。在积累数十年的经验、知识、阅历以及独有特点的基础上,IBM业已培养出一种处理复杂甚至是明显的内部冲突的能力。我们没有躲避或者抑制矛盾,而是学会应对它甚至利用它。这是在一个企业拥有十分正确的自我感时,才可以达到的一种平衡。
要保持这种平衡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但是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一旦巨人苏醒,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力量。IBM的员工已经重新意识到他们是谁、他们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们已经重新拾回尊严并重新燃起了希望。
另外,我们现在赖以生存的市场充满希望—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动态性、竞争性和全球性的市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就更是如此)。只要IBM的员工坚持关注外部,这个世界就将充满生机。
个人领导魅力我故意将个人领导能力问题放在最后来论述,原因是,在我看来,它是机构变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我在本书“文化”部分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伟大的组织机构,说到底都是某个人的影子和延伸。伟大的机构不是管理出来的,而是领导出来的;它们也不是行政过程的结果,而是由那些热切地追求成功的人们在不断高涨的成就感的促使下辛勤努力的结果。 最优秀的公司领导人会给自己的公司带来高绩效的公司文化:他们会为自己的组织树立目标要求、制定测量手段,并赋予员工以相应的职责;他们能够发动改革,能够不断地推动自己的组织去采取灵活应变的措施,并领先自己的竞争对手更快地采取行动。个人领导能力是可见的—机构中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它。伟大的CEO会卷起他们的衣袖,亲自参与解决问题的活动;他们会身先士卒,而绝不是躲在员工的身后,指挥和主持别人做事;他们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客户、供应商以及商业伙伴面前。
个人领导能力也是关乎战略和运营的事情。如果你告诉我,有一个公司的高层经理并不完全理解他所在行业的财政支撑为何物,那我就会告诉你,赶快卖空你手中所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吧。
个人领导能力还是一种沟通、一种开放态度,以及一种经常性并诚实地与自己的读者或听众交谈的意愿和智慧。领导人不会躲在公司的幕后说假话,也不会给别人传播坏消息留下口舌,他们相信自己的员工都理解公司的前进方向。
最重要的还是,个人领导能力也是一种激情。考虑了所有伟大的CEO,包括沃尔玛公司的萨姆·沃尔顿、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花旗集团的桑迪·韦尔、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 Chrysler)的尤尔根·施耐普,以及英特尔公司的安迪·格鲁夫等人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对追求成功充满激情。他们希望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能取得成功,而且还鼓励他们的员工取得成功;他们诅咒失败,当他们没有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们会采取纠正措施。这不是一种冷酷的、漠然的和空洞的东西,它是个人的一种能力;他们还会十分关注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谁以及如何去完成这些任务。
说到激情,当我还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学生的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激情还会成为个人领导能力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我甚至都没有在哈佛商学院的课堂上听到过有人提到过这个词。
实际上,我知道,如果不是37年前发生了一件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我是不会对于激情在领导能力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如此敏感的。在哈佛商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我因为找工作而经历了几次招聘面试,最后,我将主要意向集中在两家公司身上,它们分别是:麦肯锡咨询公司—一家咨询公司,宝洁公司—一家系列日用消费品公司。那时,咨询市场和日用消费品市场被认为是美国MBA学员都梦寐以求的两个热门领域。
那次给我流下深刻印象的事件,就发生在我的最后一次面试过程中—那是一次与宝洁公司的一个非常高层的经理,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宝洁公司总部所在地进行的一次面试。那时,我只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23岁青年,在面试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过如此高职位的公司管理者。
在面试过程中,我想这位高级经理一定是感觉到我的这种没有把握的心态了(的确,那时我所学习的东西都是为做顾问咨询工作而准备的)。他于是说了一些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路,让我们假设现在是星期五晚上,而且假设你现在要离开办公室去取最新的尼尔森报告(尼尔森市场研究组织提供的系列日用消费品市场份额分析数据)。拿到报告后你发现,上个月,公司在肯塔基的市场份额下降了20%,这时候,你会在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取消所有的原定活动安排,而来到办公室中想出一个应对方案吗?”
我记得我当时是被这个问题给问懵了,而且,尽管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但我的反应就是:我不知道。于是毕业后我就去了麦肯锡公司,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或许更适合一个对“智慧”有着更高要求的环境,而很难对某个牙刷品牌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上升或下降有太多的激情。
我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过的,10年后,我又对超然而缺乏责任感的顾问工作感到厌烦了,我希望自己有机会去承担某项责任,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并不断地获取成功、成功、成功。宝洁公司的那位高级经理所描述的那种激情,就是一位高级经理所应该具备的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
激情属于每一个人
所有伟大的公司高层管理者—CEO以及他们的管理团队,都应该拥有追求成功的激情,并将这种激情展示出来,以其为生存基础,并且爱它们。现在,不要让我再犯错误了,我已经不是一个肤浅的大学生式狂呼喝彩的乐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过分亲热和热烈的人了。别忘了我对个人领导能力的描述:它是从战略、文化以及沟通交流等方面的努力开始的,内容涉及考量、职责、可见性以及对公司的各个领域活动的积极参与精神等。没有这些,激情就会成为组织领导人的一相情愿式的孤掌难鸣,而整个团队却被竞争对手打得唏里哗啦—犹如体育比赛时教练在边线上大喊加油,但整个篮球队却以0∶63而惨败(在足球比赛中或许就是0∶8)。
真正的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并不能代替缜密的思考、优秀的员工以及良好的战略执行。相反,激情只是一台品质优良的机器的电源,它可以使这台机器运转、使之活跃起来,并使之愿意更努力和更好地去运转。将这种追求成功的激情展示出来,是每一个高级经理的管理方式的一部分。谁会愿意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工作?谁会愿意为一个总是持悲观态度的管理者工作呢?谁会愿意为一个总
是强调公司或组织机构中所存在的缺点的管理者工作?谁会愿意为一个总是喜欢批判和挑刺而很少会给人以激情和希望的人工作?我们都喜欢为成功者工作,并成为成功的一部分。我认为,公司中各个级别的管理者都应该努力培养自己领导技巧中的激情的一面。我在“文化”部分的前文中,曾经讨论过并列举出IBM的“领导能力”标准。这些标准中有一个就叫做“有追求事业的激情”。当IBM的董事会在考虑由谁来接替我的职位时,他们就把激情作为这个IBM的CEO候选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个性特点(IBM的CEO候选人所应该具备的其他条件,将在下文中列举出来)。我的接班人彭明盛,就是一个杰出的执行官—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他对IBM所代表的是什么、对IBM的未来以及现在所能够做的等问题,拥有一份很深刻的激情,即便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我也不会提名他来接替我担任IBM的新一任CEO。彭明盛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会24小时关注成功以及获取一个又一个的更高水平的胜利。
IBM的CEO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精力
* 超凡的个人精力
* 耐力
* 强烈的行动意识
组织领导能力
* 战略意识
* 带动和鼓舞其他人的能力
* 最大限度发掘公司潜力的激情
* 组建强有力的团队
* 最佳地发挥别人的潜能
市场领导能力
* 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
* 出席和参与业内以及与客户之间的CEO级别的活动
个人素质
* 聪明
* 自信,且自知自己之不知
* 善于倾听
* 决策果断—无论在业务活动中,还是在人事制度中
* 激情洋溢
* 坚决以客户为中心
* 天生就做事迅速且有影响力
正直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要就个人领导魅力说一说正直的问题。据我所知,所有伟大的领导人或许都是严谨的人(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务实的人,这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严谨”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同时,他们又都是公正的人。公正或者平等,对于一个成功的组织领导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如果拉帮结派、赏罚不均,他就会有违道德标准并失去同事的尊重。
这些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但要在日常工作中贯彻起来却并非易事。在IBM任职10年间,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位高级经理会跑到我这里来找我,要求我给他一个原则和政策之外的特例。“约翰今年尽管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但他的确很努力。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给他发放高额奖金,以保持他的积极性,防止他离开公司。”“苏珊从竞争对手那里得到了一个邀约,如果我们为了挽留苏珊并给她提供和竞争对手所提供的一样多的优惠条件的话,我们就会违反财务制度中的工资待遇体系,但是,我们必须给苏珊一个特例。”“我知道,卡尔似乎是卷入了一次性骚扰事件之中,而且,我们过去也对相类似的情况做过严厉的惩处,但卡尔却是X项目至关重要的人物,况且他也已经做出了深刻的道歉并表示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因此,我们可以对他严加处罚,但不要开除他。”
在数百次这样的谈话中,事情总是呈现出两个方面来,总是会有很好的理由去违反制度和制造例外。而且,在一个接一个案例中,在每一种情况下,高级经理都会以他自己的名誉破一次例。
然而,如果一个高级经理逐渐认为例外本来就是游戏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他的领导能力也就随着其同事对他的信任的降低而有所减损。时间一长,该机构的文化也就更容易滋长说情风气而不是严格的执行决策了。那些没有一视同仁地和公正地严格要求遵守组织业已制定的良好原则和政策的机构领导人,必将是一个办事没有效率的失败者。
后记
本章原来打算在这里结束,但是,鉴于2002年中发生的所有有关公司违约的新闻,我必须再添加一个后记。我在前文中说过,所有的机构领导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保持自己组织中公正的环境和原则性裁决。但我认为,这里并不一定就涉及不诚实、违法或者说谎以及偷盗等行为。
一个不正直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委任为任何公司或机构的领导人。而且,组织中的高级经理也应该是严格守法的公民。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构保卫其安全的措施,也是任何组织都应该进行合适的检查和平衡以确保其得到遵守的管理原则。
如果以上所说的这些不应该的事情果真发生了,那么其结果就是一些坏人做出了一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行为。我为这些人和这些行为感到羞耻和难为情。然而,它们的确也是公司世界中的一个非主流的小部分。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公司领导人都是好人,是努力工作并且正直的人,我们也期望,我们能够把权力和责任委任给这些正直的好人。
大象就是能跳舞在我从商的大部分时间里,商海中似乎总是存在着这样的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那就是:小的就是好的,而大的就是不好的。在这个广为流传的公理看来,小公司动作敏捷、有创业精神、反应迅速以及效率较高;而大公司则动作缓慢、官僚气息浓厚、反应迟钝以及缺乏效率。但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哪家小公司不愿意成长为大公司的,也从没
有见过有哪家小公司不眼红大公司的研究和营销预算,或者是大公司销售人员的规模以及势力范围的。当然,在公开场合,小公司总是摆出一副“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战式的勇猛派头,但私下里他们也说:“我希望我能够拥有某某大公司的资源!”大,很重要。因为规模就是杠杆。深度和广度可以容纳更大的投资、更大的风险,以及更长久地对未来进行投入。
这不是大象是否能够战胜蚂蚁的问题,这是一只大象是否能够跳舞的问题。如果大象能够跳舞,那么蚂蚁就必须离开舞台。
这里我不是要讨论让大公司变得灵活、机动的所有因素 ①。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所有问题—焦点、执行以及领导能力,都是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公司的。
然而,我还是要在这里强调说明一点,因为这一点对于让IBM重新开始跳舞关系重大,这就是大公司的“整合与分立”问题。
与“小就是好,大就是不好”相应的,这一公理在大公司中的表现就是:分立就是好,整合就是不好。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麦肯锡咨询公司,为全世界所有的公司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榜样:公司分立就是好。麦肯锡首先在美国传播它的这一思想,接着于20世纪70年代将这种观念传播到了欧洲,并最终传到了日本(日本的多数公司断然拒绝接受这一观念)。
公司分立有着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而且在过去的好几十年里,这一观念几乎变成了所有的工业和金融机构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十分简单:“公司分立好,因为它能更贴近客户做决策,以便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它也能赋予分公司的经理人更多的控制权,以便让他们更为迅速地做出决策。公司整合则不好,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延缓决策时间,以及容易对一线员工—与客户最接近的员工做出事后评价。而且,大公司难免动作迟缓且表现笨拙;而小公司则动作迅速、反应敏捷。因此,要尽可能地把大公司拆分成小公司。”
关于公司分立中的组织结构权力问题,该观念也有很多的说法,而且,在我看来,这种观念还会在大公司的组织行为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我认为,该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在许多公司中走向了极端,而且在很多的情况下,它给多数公司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缺乏生产力和高度破坏性。许多经理人也开始表达出这样的想法,即如果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业务领域中的所有问题,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决断地位。结果就是,每一个分立出去的业务部门都会拥有自己的数据处理中心、人力资源集团、财务分析团队以及规划组织等。事实上,决策惟有在只涉及某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的时候,它才会是迅速的;而当决策不得不牵涉到总公司中的多个独立部门时,高度分立的模式就会因为各个分立部门之间的不配合,而造成了内部争斗和不恰当的客户反应。
然而问题还不仅仅出现在速度和成本上。在许多大公司中,分立出去的单位都变成了与总公司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或者是被购并成为一个更大的马赛克式的大拼图中的一个部分。现在,这些公司正努力通过将过去分立出去的公司的各个部分重新整合起来而创造一种新价值。这种整合趋势遍布所有的公司领域:金融服务公司正努力通过将过去分散的产品部门整合起来而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产业公司则正试图把对客户的价值重新定义为某种与传统产品大为不同的东西—通常是一种二次服务,媒体公司则努力为市场提供综合了各个机构优势的一揽子广告机会,电信公司也努力通过声音、数据以及娱乐等综合服务吸引和留住客户。
这种趋势还不仅仅局限于公司。大学校长们也已经在创建一个跨系计划方面努力了数十年,他们想通过这一计划把各个零散的学术分支整合起来。例如,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中心就已经在创建一个跨部门的治疗方案方面努力了多年—也就是想为特殊癌症的治疗提供一个包括手术、化疗以及放疗在内的整体方案。无论是在大学中,还是在医疗中心,这都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因为各个系以及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已经习惯了多年传统的分立管理制度,而且也乐得享受过去那份精心维护的独立自主权。
分立的问题也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美国情报部门是一个机构重叠的大杂烩,然而它却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组织。当一个新的威胁产生的时候(比如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局保护国家资产的原定使命,也就改变了方向—变为大范围的综合任务。
太昂贵,太缓慢
我认为在现如今这个竞争激烈、变动不迭的世界中,即便是有,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公司可以追求一种完全的公司分立战略。因为依靠公司分立战略来促使公司发生必要的重大变革,其代价太昂贵,速度也太缓慢。因此,每一个CEO都必须决定什么将是独特的地方化(分立),以及什么将是他公司中的共同部分。请注意我们这里没有用“集中”这个词,因为这不是集中与分立的问题。伟大的组织机构都会平衡共享活动和高度地方化的、独特的活动之间的关系。
共享活动通常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最简单的一类,与公司规模的杠杆作用有关,其中包括诸如数据处理、数据和声音网络、采购和基本人力资源系统以及不动产管理等这些统一的职能部门。大体说来,这都是一些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后台式职能部门。当一个事业部总裁哼哼唧唧地对你说“如果不让我自己管理自己的数据中心、管理我的不动产以及进行自行采购,那么我就无法管理好我的业务”,这时候,作为CEO的你如果听信了这位事业部总裁的话,那你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即便是像通用电气这样的一个由各种不同成分组成 的公司,也会在它的后台流程中有效地开发其规模经济效益。第二类与业务流程有关,它与市场和客户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这里追求共同系统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大多会牵涉到把一个业务中的不同部分连接在一起,而且这种连接还不一定有意义。
我认为,这一类中包括共同的客户数据库、共同的执行系统、共同的物料编号系统,以及共同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这些共同的活动可以使你的客户服务人员,能够提供一个与你的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客户的所有综合信息。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都是一个公司中合理和有力的活动。但无论如何,它们通常会要求一些以利润为中心的经理人做一些困难的决策,即要求他们在如何管理他们的业务上削减他们的一些控制权。如果没有积极的直线管理活动,高级管理人员班子、顾问以及企业再造人员都将无法开展他们的这些活动。CEO和高级经理都必须深入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并争取做出务实的决策,然后再确保这些决策能够在全公司范围内得以加强和实施。这需要投入精力、时间以及卓越的执行过程。
步伐太快
在指出组织分立在许多组织机构中已经做得十分过火以后,我需要很快再补充说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如今的许多CEO也正在寻找一种完美的乌托邦形态的组织整合战略。这就是第三
类—也是最困难的一类共同活动领域,它涉及一个赢取市场的共同方法—通常是一个新的或者重新定义的市场。这些活动之所以很困难,是因为它们总是要求以利润为中心的经理人为了组织更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此一来,这些活动就会在组织内部掀起巨大的争议,并导致剧烈的和长时间的矛盾斗争。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期间,我负责的是一个叫做“旅游服务业务”的工作,该业务包括美国运通卡事业部在内。它是美国运通公司最大和最赢利的一个业务部分。美国运通公司购并了一个经纪公司以作为进入一站式金融超市服务业务的台阶。在吸引这家经纪公司加入美国运通公司的过程中,经纪人答应这家经纪公司,他们将获得美国运通公司的运通卡成员资格。换句话说,他们将被允许给运通卡公司的其他运通卡成员冷不防打一个电话以企图劝使这些运通卡成员签约经纪账户。当这一消息被运通卡事业部的人知道以后,一场公开的反对活动就此开始了。运通公司中那些运通卡业务缔造者们认为,运通卡服务是一种建立在信任、隐私以及个性化服务基础上的业务,从保证人那里冷不防地打个电话,这种服务方式与我们运通公司的客户服务定义完全不相符合。
这场矛盾一直延续了多年,而且运通公司的CEO所期望发生的整合或综合业务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而且还造成了许多高级管理者的思想背离,他们不满于运通公司对那家经纪公司的最终处置方式。
无论一家公司中有多少差异很大的部分,如果你企图说服这些不同的部门联合起来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或者是在一个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共同去争夺市场,这都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进行组织整合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想一想那些业已建立起来的金融超市(以及几乎同样多的没有建立起来的金融超市);再想一想娱乐和媒体行业中已经发生的那些合并和并购事件—纽约时报公司购买了有线电视公司和体育杂志、迪斯尼公司购买了电视网络,以及著名的庞大合并项目: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等。
有多少次,我们都亲眼目睹两家公司的CEO站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一旦他们的公司合并成功以后,就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他们这种独一无二的合并将会给市场带来新的服务和新的利益。你能说你看到过的这种情景不够多吗?
当然,我们也亲眼目睹了所有这些宣布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CEO都必须要他们的员工去为这些合并活动做一些员工们不愿意做的和矛盾很大的事情。公司的各事业部一方面被要求与他们传统的竞争对手之间展开竞争,并将焦点放在保持自己在个别市场中的领导者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要求加入公司中的其他事业部,以便与竞争对手之间展开更为广泛的竞争,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各自事业部都要牺牲一些他们在传统市场中之所以会取胜的关键性资源或者资产。
一方面要求一个公司中各个分立的单位要很好地完成传统
使命,而另一方面又要他们在新使命中完成自己分内的任务,这种要求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激化矛盾冲突—多数时候是与资源配置有关,但同时也会与价格、品牌以及配送相关。
我要提出一个或许会让世界上所有的管理顾问都大为恼火的建议(这些顾问都在界定“新行业模式”和描述“互利共生”方面赚取了大量的金钱),这个建议就是:CEO们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应该追求第三类整合。对于多数公司来说,整合只发生在第一类和第二类之中。第一类整合不需要动多大脑筋,因为大多数的后台职能部门都可以用规模经济整合在一起;第二类整合(即把与市场相关
的“前台”部门整合在一起)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它需要很好的执行过程,否则收益就会被各个分部差不多全侵吞掉了;第三类整合几乎就是在拿整个公司在做赌注,风险太大。然而,如果确有必要,CEO也可以拿整个公司为赌注—即把公司转型到一个新的模式中去,这也是一种真正的整合模式(最近我遇到了两个果真进行了第三类整合的CEO,他们分别是媒体公司和娱乐公司的负责人,他们说他们现在正为自己的整合决策大为苦恼呢)。如果你决定走这条路(就像我在IBM所做的那样),那就请听听我的一些经验吧:我把促使公司实现成功转型(第三类整合)的关键几个步骤大致概括如下—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详细介绍这个问题,因为它内容太多,足以写成另一部书。所以,以下的这些步骤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式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