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刘晋锋像往常一样，上海几百位工会主席到党校接受培训。闲暇间歇，两位中年男子达成了私下的协议：生产快消品的卡夫公司多单身女青年，而出产工业品的公司尽是宅男，他们决定联手做月老。张颖（化名）是卡夫公司的新人，两个月前她加入了工会，是因为一些看得见的好处：“工会给会员发福利，还发起工间操，让员工在工作间歇活动肩颈和眼睛……”以上这些，符合我们对中国工会的一贯想象，但卡夫中国的工会主席陈宝庆非常肯定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命令那个女人走过来，眼睛看着别处，碰了一下陈宝庆伸过来的手，迅速甩掉，隔着会议桌，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想干什么？”“请坐！”他说。她身高180，他164公分。“我只有五分钟，我要去看医生。”“请坐！”他说。她不说话。他仍然坚持：“你不坐下，我没有办法讲话。”她勉强坐下来：“你要讲什么？”“我要向你介绍我的团队，他们是新成立的工会的成员，我要把每一位都介绍给你认识，不会超过五分钟。”她冷脸听完，走了。2007年年底，卡夫合并达能在全球的饼干业务，原本的竞争对手变成一家人，合并过程被严格保密。周五合并成功，下星期的周一，她，原达能饼干业务的中国区总裁戴乐娜（Lorna Davis）被任命为新卡夫的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她只有周末两天时间去了解卡夫信息，为她的新职位做准备。不过，她从不害怕任何挑战。戴乐娜来自南非。她的母亲评价她说：“她有很强的个性，她总是团队里的领导。”1997年，她加入达能公司，没过多久就成为达能在新西兰、英国和巴黎的董事总经理。2003年，44岁的她成为达能中国董事总经理。五年之后，也就是在2008年初，她的人生中经历一次特别的冲突，就是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比她矮16公分的中国男人，直接对她发起挑战。当年1月24日，卡夫员工被通知到万达影院看电影并开会，戴乐娜突然向大家宣布要将卡夫的北京总部迁往上海。她说完就离开了，“就好像天阴下来了，大家心情都非常压抑。有的人甚至流泪了。”一些管理者比员工更早知道搬迁的决定，戴乐娜问他们：“告诉我上海好还是北京好？”他们说北京好。戴乐娜非常生气：“你告诉我北京好在哪儿？”她马上对一位达能管理者发出命令：“你告诉他上海有多好！”一些不服气的管理者选择了不合作，直接离开。这是卡夫中国总部北京员工绝不会想到的“强权”。曾经，卡夫中国总部办公室从盈科中心搬到SK大厦（相距几公里远），公司提前三个月知会员工，告诉他们搬迁之后的利弊，并征求意见，统计搬迁对员工造成的影响。如今，要搬迁到1000多公里之外，却是这样强制的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公司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将依此模式处理？”另外一个更有深意的猜测是：“这是为了保留上海达能的团队，以迂回的方式稀释北京卡夫的团队。”当然，公司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为员工提供较高的经济补偿，他们的做法从人力资源和公司管理的流程上看十分职业，也完全符合法律要求。但戴乐娜忽略了一点，就是这家年销售额超过370亿美元的公司一向有善待员工、注重协商的传统。事实证明，卡夫员工对于自己在整件事中是否被管理层平等对待和尊重最为敏感。陈宝庆认为：“不是说高于法律标准就万事OK了。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界定的，得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通才行。”有人想到应找人代表员工与公司谈判，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工会。”谈判 在一个有等级存在的组织之中，单个人很难成为与不公正抗衡的一方，员工唯有整合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才能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力量需要由一个或几个人来代表。陈宝庆出场了。
他颊丰鼻圆，天气稍微有些热便汗流如注。彼时，他还是为人低调的部门经理，手下只有一个员工，但他是卡夫在中国招聘的第一位员工。公司里，年轻人称呼他为“宝哥”，他对此也很享受。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来自卡夫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任总裁。那时是80年代初，他问陈宝庆：“你是为谁工作？”陈宝庆头脑一震，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总裁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工作，提升你自己的价值，未来才有人愿意出高价聘请你。”接下来20多年，他是非常努力的员工，担任过市场部经理，也做过区域销售总监，是“相对维权意识”较强的人——这些经历和性格特质使得他成为领导这次维权最适合的人选。卡夫工会从筹备到成立并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只花了七天。虽然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员工，但几乎没有人了解工会的相关法规条例。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那时刚刚成立不久，他们迅速地响应了。公司成立工会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公司管理方向所属管委会提出申请，成立筹备组，得到批复之后进行选举；一种是员工自发组织，只要5%的员工有意成立工会，便可申请。一天之内，陈宝庆等人便征集到了70多个员工的签名。“一开始，我们有些担心。在中国，总工会也是政府机构，他们如果怕惹麻烦，会不会就不批准？”后来证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全国50多名卡夫员工代表在得到全体员工授权书的前提下，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陈宝庆全票当选为工会主席，这一天是2008年的2月21日。他面临一个新的团队，工会委员来自各个部门。前三天开会，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会议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陈宝庆回顾这件事情，发现起步阶段最难的事情是他没有树立起足够的“威信”。虽然，平常大家互相尊重，知道宝哥这个人还不错，但大家并不了解他是否有组织、写作和演讲能力。陈宝庆说：“在一开始，我当选可能是因为没人肯出面。”员工中难以出现一位既敢于担当又富有威信的人，这是一个常见的难题，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主席李广彪对此常常深感头疼。陈宝庆决定开设一个员工信箱，给大家三天时间提建议，以匿名的形式投寄。三天之后收到了300多份建议书——当时卡夫中国在北京只有200多名员工。意见搜集起来之后，又是天翻地覆的讨论。陈宝庆认为太多的建议没有任何价值，他提出三条：第一，公司涉嫌违法，而他们不可能撤销决定，所以改为要求公司道歉；第二，大家表达了各自的困难，但可浓缩为一个字——“钱”，所以要为员工争取好的赔偿；第三，公司要很好地安置留下不走的员工。“集体合同”这个陌生的词浮出水面，成为劳资双方谈判的核心——这正是北京朝阳区CBD总工会对他们的建议。集体合同是工会代表员工与公司签署的，它适用于企业的每一名员工，法律效力高于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拥抱在卡夫收购达能饼干之后，戴乐娜遭遇过更具破坏性的抵抗，这来自于她的老本家达能。达能在上海漕宝路有一家生产饼干的制造厂，工人担心达能被卡夫吞并之后，达能工厂就会被关掉。这一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纾解，高层与工人也缺乏交流。担心失业的工人罢工了一个星期。戴乐娜非常生气，她雇佣了一家外资的保安公司去与员工周旋。关于此事，有一个传言：在冲突的过程中，保安疑似故意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工人发现之后，要求公司道歉。戴乐娜面对墙壁，坐了很久。陈宝庆非常不赞成暴力型对抗。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有人提出罢工的激烈主张，他是最反对的人。他警告他们：“你们一定要完成本职工作，否则也会授人以口实。”在工会与资方进行谈判的那些天，卡夫中国的销售额不减反增，这是以陈宝庆为代表的员工谈判的重要砝码。陈宝庆不为人知的谈判技巧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他一手拿《劳动合同法》、《工会法》，一手展开情感攻势，经常对戴乐娜的代表、人力资源总监黄琪博说：“我们都是卡夫的人，卡夫员工会因此感谢你们！”陈宝庆说：“我把我在公司学到的谈判技巧，用于与公司进行谈判，其实我内心是不愿意的，可是为了员工，实际也是为了公司，我最后还是要这么做。”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每一天双方都要就当天达成的共识进行签字。然后，陈宝庆会写一个当天谈判总结邮件发给所有同事。有一天，人全走光了，陈宝庆突然发现自己无法站起来，迷迷糊糊地趴在桌上一个多小时才缓过来。一方是强势的管理层，一方是众口难调的员工，陈宝庆常感身心俱疲。黄琪博亦如是，他背后的戴乐娜一直没有露面，但戴乐娜每天都要批示双方的谈判结果，然后向更高一级的领导汇报。谈判过程波澜起伏，也有过进行不下去的时刻，但双方都已经付出了艰苦的代价，也取得过共识，所以没有人愿意放弃。达成最终共识的那一天，黄琪博是最开心的人。集体合同的签署仪式在公开场合举行。那一天，陈宝庆一早就睡不着，提前到达建国饭店的会场，他发现戴乐娜也早到了。休息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她向他敬了一杯茶，对他说：“请喝茶！”进入会场之前，她对他说了一句让他深有感触的话：“你是爱卡夫的！”陈宝庆说：“这个集体合同能够签署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戴乐娜，不会有今天的集体合同。它本身的价值是我们双方合作的结果。” 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戴乐娜给了陈宝庆一个紧紧的拥抱。但人们仍有被“秋后算账”的恐慌。签署集体合同的那一天，有记者提问道：“戴乐娜女士能不能留住陈先生这样在前期为争取员工利益作出重大贡献的员工？”陈宝庆事后说他对那位记者心存感激。曾经有朋友劝诫他，不要当出头鸟，与公司正面交战的人，就算是离开公司也难以在其他公司找到工作。戴乐娜说：“不，恰恰相反，接下来我们会认真考虑陈宝庆先生的位置。”后来，戴乐娜果然满足了他的心愿，他成为卡夫中国唯一一位内部专职销售培训师。同年6月，卡夫中国授予他“国家贡献奖”，这是卡夫中国员工得到过的最高级别奖励。这场合并给卡夫带来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此前在卡夫，一项决策的诞生和执行，负责各品类或品牌的管理者都不能只是简单地下达命令，他们必须学会说服下属并与其达成共识。因此，卡夫公司的高层领导们在公司的平均工作时间一般是20年。但这种“协同效应”一旦过头，就会变成一个公司锐意进取的绊脚石——戴乐娜带来的冲击正在改变卡夫公司遭人诟病的保守文化。而戴乐娜也意识到卡夫内部对员工的尊重所带来的好处。卡夫中国后来仍然继续扩大其事业的版图，在2009年收购了吉百利。整合吉百利之时，戴乐娜特地把陈宝庆吸收到整合领导小组，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因为有你在我会少犯错误。”在这场谈判中，陈宝庆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他向吉百利的工会代表传达了一个谈判心得：“你们也是卡夫人，你们要记住，同一个公司，同一个政策。”它果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陈宝庆当年谈判下来的集体合同，成为公司而后参照的制度。不久之前，戴乐娜带着卡夫有史以来在华最好的销售业绩离开了中国，风光地前往一个更高的职位；黄琪博离开得更早，有人怀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贵了！”而陈宝庆未来要为员工争取“薪资协商权”等权益——他已经成为这个公司公认的民意代表，正准备改变外资企业员工亚健康和过度加班的状况。他距离退休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