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心识，因为只有正确的心识才能明理有别，做出科学的正确决策。在这里，正确的心识就是把握天下之大道，就是具有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明理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认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别就是根据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和决策科学原理发现目标以及制订各种达于目标的方略，并选择一种达于目标的最佳方略，即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所以，明理有别，正确的决策就构成了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正确决策指导下才能顺理达成，取得最佳的行为效果。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亲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见《中庸》）
这里的“一”就指的是科学的决策。可见，科学的决策是达于科学的行为准则的前导，只有科学的决策，才能指导自身的行为实施自导式管理达到决策的目标。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见《中庸》）这里的豫就是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面对客观的事物，做出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能达到目标，就能立；不进行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达不到目标，就不能立，就废。
由于人的行为有三种：语业、身业、意业，对人来说，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可以从这三方面去考虑，这就是：“言前定则不乱；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言前定则不乱——谈话戒“三愆”
所谓言前定则不乱是说，面对客观事物在发言之前就要想好，对所发的言语要做出科学的预测，预测出口的语言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产生悖论，合不合道理，当事者会产生什么心理反应，是利于顺事达成，还是破坏协同稳定。孔子对言前定提出“君子有三愆”（见《论语》）。就是说，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这三种过失称为“三愆”。
这“三愆”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意思是说，根据对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本不当说的话，你就说了，是犯了“躁”的毛病。由于犯了这种毛病，在历史上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杨修耍小聪明，凭借曹操在饭桌上抛鸡肋，回去与夏侯淳说撤兵，结果引来涣散军心的罪名而被曹操杀掉了，曹操杀了杨修，果然撤兵了，这就是“躁”引来的悲剧。另一个例子是：从前，郑武公想侵略胡国，故意事先把女儿嫁给胡国的国君做妻子，取得他的欢心。一天他向群臣说：“我想对外用兵，哪一个国可以攻打呢?”大夫关其思坦率地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结果武公大发脾气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可以攻打，为什么呢?”为此，把关其思杀了。关其思为什么被杀?是因为说了不应当说的话，犯了“躁”的错误。胡国听说杀了关其思，以为郑国和自己很亲密，便不加防备，结果，郑国突然出兵，把胡国消灭了，关其思之死也成为一个悲剧。真理无不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所以，发言不是光凭借说什么，而且要考虑说与不说。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对于有识之士，躁就要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必然引来杀身之祸。
所谓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是说话到应当说的时候而不说，叫做隐。由于话当说而不说，就会错过时机，铸成大错。朱德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看出问题，他三次想找润之(毛泽东)谈谈，最后一次都见到他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结果“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行动越演越烈。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再也无人敢阻拦。在历史上，陈平见到刘邦对韩信送来申请做假齐王的奏章拍案而起，马上对刘邦说：“今天我们的形势不利，没有能力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就立他为王，与他亲善，稳定他的心，使他守卫好赵、燕、齐三国，不然很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变化。”刘邦听了，马上转怒为“喜”，并封韩信为齐王，结果避免了刘、韩的分裂，为刘邦统一天下解决了一次大的危机。
所谓“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是说：“没有察颜观色了解接受信息一方的心态就说起来了”，这叫没有眼力，没有见地。没有眼力，没有见地就是瞽，就是“看不见”。韩非子在说难中指出：“说的难处，不在于知识不足，不在于对意思表达不清，而在于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更怕无意中说出对方所要保守的秘密。”“触讋说赵太后”是历史上有名的说服成功的例子，为什么他能说服成功呢?是因为触讋了解了赵太后的心态。关其思说服郑武公为什么不成功呢?是因为他无意中泄露了郑武公内心的秘密(天机)。这种喜剧、悲剧均导源于观察对方心态的眼力。眼明则了解对方的心态说服成功，眼不明则瞽，必然说服失败。历史上有名的变法家商鞅，来到秦国，由于景监的荐举见到了秦孝公，但第一次说说“论帝业”，语未及终，孝公就睡着了，结果说服失败，没有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景监的再次荐举下，又见到秦孝公，第二次说说“论王道”，结果秦孝公说：古今事异，所言未适于用。又没得到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秦孝公的心态。经过两次说服，他了解了秦孝公的心态，眼力由瞽变明；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说服“伯业”，正中秦孝公的心怀，得到重用，官封左庶长治理国政，为秦国的改革、创业、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所谓“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是说人们在做一番事业之前必须选择确定方向、目标和达于方向、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事前定是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属于战略决策的制订与论证，行前定是确定达于目标的正确方法与手段，属于战术性决策的制订与论证。经过论证如果证明目标正确，方法、手段可行，创立一番事业就不会遇到困难和阻碍。在工程上称这个过程为目标开发与可行性研究；在军事上称这一过程为制订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的过程。
所谓“道前定则不穷”是说为了制订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不但要学习正确把握决策的科学知识，而且要加强科学的决策实践素养，即灵活地应用决策科学的规律，解决实际中的问题。为达到决策的科学与正确，达到制订科学决策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艺术境界，孔子提出“三戒”、“五辟”、“四去” 正心和“九思”炼意的方法。
正心法“三戒”、“五辟”、“四去”是正心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做出科学的决策之前必须克服内心的各种偏颇，全面而客观地看待事物；“九思”是炼意的方法，它要求人们全面地看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加以思考。“三戒”、“五辟”和“九思”是提高决策者素养，练出正确决策功夫的重要手段。
1、三戒：所谓“三戒”是说，“年少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说，处在年轻，思想未有好的抑制力的时候，不要被美女(美男)所迷惑，因为被美女(美男)所迷惑，就会在分析问题时失去理智，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当然，被女色所迷惑不仅仅是青年、壮年，甚至老年均可发生。夫差被西施的美色所迷，结果是中了勾践的美人计，导致杀身亡国；清朝的同治为美色所迷，导致早年丧生。当壮年的时候，正是血气旺盛的时候，这时在盛怒之下，容易和他人争斗，结果导致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田开疆、古治子、公孙捷是齐景公的三大勇士，血气方刚，结果因为三人分两个桃而杀身。这是晏子利用三人血气方刚的弱点，施的有名的二桃杀三士的计谋；当老年的时候，要避免贪得无厌的心态。具有这种心态一种是不自知年老力衰，还认为自己年轻力壮，结果因力不从心导致决策失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那只是极少数；另一种自知力衰，结果贪生，想长生不死，结果失去理智做出错误的决策。汉武帝晚年，迷信道士，妄想长生不老就是例证。可见，要想做出科学决策，必须戒色、戒斗、戒得。
2、五辟：辟指思想偏颇，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和按规律办事。所谓五辟是因亲爱而辟，因贱恶而辟，因思敬而辟，因哀矜而辟，因敖情而辟。思想偏颇，不能全面地考虑问题，不能按规律办事就要做出错误的决策。致使人们不能全面地考虑问题的五种常见因素，孔子称之为五辟，即亲爱、贱恶、思敬、哀矜、敖惰。
亲爱：所谓亲爱是指对亲朋好友的一种心态。面对亲朋好友，往往因为是亲爱者而不能全面地分析其好、坏，甚至把缺点也看成优点，“情人眼里出西施”。为避免这种情况，坚持真理，人们总是称赞“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是告诫官员不要因为是亲爱者而不能秉公执法，做出错误决策(判决)。孔子说：“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坏，不知自己的禾苗生长得好，是因为“亲爱”蒙了自己的眼睛。
贱恶：所谓贱恶是指自己讨厌的人，面对这种人往往是因为是讨厌的人，人家做了好事也向坏处去理解，犯了小的过失就加以重罪，自己丢失了斧子，怎么看都像是邻人偷去了；当自己的斧子找到了，怎么看邻人也不像偷斧子的人了，这种心理上偏颇的状态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畏敬：所谓畏敬是指对长官、师长、上级的一种心态。面对长官、老师、上级往往是由于畏敬，长期听他们说教而不能看清事理，做出错误的决策。人们对毛泽东的畏敬致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全面贯彻，甚至有人提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结果，造成了中国的一大悲剧。这种畏敬的心一般表现为：上级说的对!老师说的对！长官说的对!结果是自己不再思索，一贯顺从，这怎能有正确的决策，怎能有创造呢?列宁要有这种畏敬的心态，就不会有十月革命，毛泽东要有这种畏敬的心态，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创造。
哀矜：所谓哀矜是对待贫穷可怜的人的一种心态。面对贫穷可怜的人，往往是产生一种怜悯之心，由于这种哀怜之心，致使人在认识事物时产生偏颇。一般表现是不顾事理就帮助弱者，封建侠义思想的杀富济贫就集中了表现了这种思想上的偏颇。兄弟两个打架，父母一般是护着小的，不管老大对错总是先被训斥一番，结果，在家庭中，“小老”(指最小的儿子)总有点特殊，骄惯得像小霸王一样。
敖惰：所谓敖惰是指好玩懒惰、怠慢的一种心态。具有这种心态，思想不集中，办事不认真，拖拖拉拉，不但不能做出正确决策，也不能正确执行正确决策，在军事上必然失职和贻误战机。历史上，好玩声、色、犬、马的皇帝杀身丧国的不在少数。唐明皇终日与杨贵妃玩乐，不理国政，结果发生了安史之乱。
3、四去：为了做出科学的决策和坚决执行科学的决策，必须严防这“五辟”。为了严防这五辟，孔子提出要从四个方面正心，即去忿懑、去恐惧、去好乐、去忧患。
去忿懑：“心有所忿懑，则不得其正。”就是说，遇见事物不要因发怒而失去理智，这在佛学中称之为：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人在盛怒之下，失去理智，怎么能发挥良好的心识去做出科学的决策呢?因忿怒失去理智，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心识，就不能客观地看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不被别人所激怒，是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平常所说的激将法就属于这种情况。
去恐惧：“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就像有些人见了官就害怕，说话全结巴了，还怎么能保持良好的心识呢?在武林中有个谚语：三分能力，七分胆量。讲的就是见刀枪而不恐惧，从而保持良好的心识，只有如此才能发挥出自身的武术功夫。羊见了虎连路都跑不动了，结果只能被虎吃掉。所谓有胆有识才是良好的行为规范。
去好乐：“心有好乐，则不得其正。”就是说，心地有偏好，好的食物吃个死，不好的食物死不吃，能对身体有利吗?有偏好就不能保持良好的心识，就不能按规律办事，这样怎么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科学的决策呢?所以，去掉偏好就能保持良好的心识，就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可见去好乐是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去忧患：“心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就是说，神经过敏，多愁善感，小肚鸡肠，终日忧心忡忡，杞人忧天，绝对不能正确地认清事理，做出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科学决策。去掉忧患，坚持乐观主义是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忿怒、恐惧、好乐、忧患均能使人失去良好的心识。人失去了良好的心识，就不能正确地观察事物，辨别事物，做出正确的科学决策并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孔子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见《大学》）
“九思”炼意的方法
有了良好的心识，如何利用这良好的心识，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呢?孔子提出了“九思”。九思是：“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见《论语》）
视思明：它揭示人们在行为决策之前，所看到的事物是否为真，是否清楚明白。对事物通过观察了解得是否仔细，不能走马观花，粗枝大叶。看的不真，了解的不明，就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用天下目视，则无不明。”（见《荀子》）
听思聪：它是提示人们在行为决策之前，他所听到的事物是否为真，不能偏听偏信，要全面地了解情况，不能道听途说，对听到的事物要进行全面的思索，做到听得清楚，了解得明白。在对话中听不清楚，不能明白地了解对方的话，就会出现所问非所答，北京人称这种情况为“打差”。问“您上哪儿呀？”答：“我吃了。”所问非所答。“用天下的耳去听，则无不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见《贞观政要》）是魏征为唐太宗提出的治理名言。
色思温：处理人际关系，面色给人的感觉是深刻的，横眉竖目显然与可亲大不相同。所以，色思温提示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面色一定要温文尔雅，这首先给人以亲近友爱的感觉，使人产生乐于接受你的意见的心态。服务员、售货员和蔼可亲的面孔就会使顾客乐于接近，这是常识。
貌思恭：行为要有良好的风度，体态端庄，严肃认真，非常有礼貌地倾听别人的话语，又恭谨地认真回答，别人就爱和你交谈。头不梳、脸不洗、胡子不刮，人家说话你爱听不听，爱搭不理，是对人家不恭的表现。貌思恭提示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行为决策之前，首先要有良好的仪表，以示对对方的恭敬。
言思忠：我们说的话是否真心待人，是否实事求是，要知道：假话可以骗人，但终究可以被揭穿。言思忠要求不能说假话，忠实于事实是人们做出的正确行为决策的真谛，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终将为人们所耻。
事思敬：处理事物严肃认真，像敬天祭地一样。马马虎虎，大大趔趔，是干不好事情的。医生抓错了药使病人致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不少见的。
疑思问：有问题就要向别人请教，弄个清楚明白。自己还在昏昏惑惑，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呢?学生读书没有弄明白道理，也不去问老师，考试不及格是必然的。
忿思难：它提示人们在心中有不平的事时，要想到这时是处事艰难之时。因为不平就要产生忿怒，从而失去理智，处理事物往往就会失算。不平可来自客观，如路见不平，也可来自主观，如被人侮辱。这两种情况都可产生忿怒的心态，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静下心来，仔细思索。其实，路见不平和被人侮辱都是用主观(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产生的一种不满的心态。所以，克服这种心态首先要考察“主观的尺度”。否则就会出现希茜公主见到丈夫打老婆认为不平而去干涉，结果，自己反挨了老婆的一盆冷水的情况。至于被人侮辱就更要细心体认，要有曲意含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思想。
见得思义：当有利可图时，就要想到取得这个利益应不应该，合不合适，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说君子不是不要利益，是说君子取得他应取的利益是合于道理的。
总之：“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利思义”是行为决策之前人们所具有的良好心态。具有这种良好的心态就能正确地把握全面、真实的信息，就能对信息做出良好的分析、综合与判断，从而做出正确的行为决策，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明理有别”，“三思而后行”。“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见《论语》）就是说，空手打虎，洗足过河，遭到死亡的命运也不后悔是不足取的，应当遇到事情好好想一想，做出正确的谋划，把事办好才是正道。
明理有别，正确地决策是正确行为的前导，佛学称之为意业。意业、语业与身业比较，意业在先，意业为重。因为只有不断端正自己的心识，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才能把握人道与天道，才能顺乎情，合乎理，才能不断地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才能使自身的行为实践取得良好效果。这种良好的效果对环境产生的良好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的感染力。孔子将这种明理有别，正确决策指导下的行为实践誉之为：“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有望，近之则不厌。”（见《中庸》）就是说：在明理有别正确决策指导下的行为实践，是道理的体现，是科学方法的体现，是原则的体现。远近的人都会效法去做。因此，明理有别，正确决策就构成了人们行为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