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家电影局局长王庚年认为，阻碍中国电影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社会投资，“……市场回报不合理，以至于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投资者 。”
这是一个拥有４０多年历史的电影厂，４０多年来，共拍摄影片２０１部（故事片和戏曲片）。
珠影公司，作为中国三大电影基地、六大集团之一，作为一个以生产制作电影为主要任务的国有企业，拥有人员１５００人，是华南最大的电影公司，却在近年需要当地电视业把广告收入的３％划拨过来，用于扶持优秀影片摄制，珠影因而获得３００万。
２０００年拍摄的影片仅仅一部。
作为华南重镇的广州，从中国影视艺术看，它是被众多学者称之为与京、沪鼎足而立的中心之一，并紧邻文通华夏、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作为岭南电影的代表——珠影，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珠影的步伐有些踉跄，他的成绩、他的反应速度、他的思维，都给人一种印象——人到中年的珠影——老了！
面对ＷＴＯ加入后的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同样是需要观念突围的西安电影厂，却在西部文化——西部电影的程序下已经实行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操作，并已经部分地与外来资金开始了合作，并努力去开创西部电影的辉煌。在这种比较下，珠影厂的部分导演们做的工作却是出租场地或者是制作广告。
面对纷纷“揭竿”而起的五花八门的影视公司，作为正规军的珠影依旧应对乏术，对于资金的来源、销售的渠道、影片的任务——只能叫苦连天，听着这些声音，我们在思考：珠影还能再次辉煌吗？
珠影是第三者吗？
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７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组开国内电影行业先河成立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电影生产企业——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在西部大开发的大环境下一直作为意识形态来控制的电影行业的开放标志着一些引人注目的、充满谜底式的诱惑终于向资本掀开了面纱，近期，西影的领导层再次表示：我们要争取上市。
在电影集团化的呼声中，上海也在近期内实施电影体制的重大改革，组建包括上海市所有制片发行单位在内的上海电影集团，随后以上影集团为龙头，联合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电影企业，组建华东电影协作中心。
上海电影集团和华东电影协作中心的组建，将是我国继北京的中国电影集团之后，又一个电影业的超级“航空母舰”。
在电影股份化、电影集团化的进程中，作为华南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珠影哪里去了？
在访谈当中，不只一次听到珠影人的自我调侃：我们一直在扮演第三者的角色。在华南影视圈，香港影视是第一位，刚刚崛起的一些影视公司排在第二位，如巨星影视公司等，第三位就是我们珠影，虽然，这种说法有些不科学，但事实上就是这种状态。而在改革的方面，细细琢磨一下，珠影也是落在了第三者的位置。难道珠影只能当第三者？
对于这种提法，珠影宣发部的杨泽生主任表示：目前的珠影的困难并不只是我们一家的困难，可以说，在全国２９家电影制片公司当中，所存在的困难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北京的紫禁城影视公司之所以有比较特殊的表现，这与当地政府的扶持是分不开的。在２０００年，国内所有的电影院线票房总收入为８亿元人民币，其中２／３的收入为国外大片，这个票房收入数字与香港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是一样的，而在１９９７年，香港的电影票房是１５个亿（人民币）。一提起中国的国产片，似乎都是全军尽墨，实际上，我们一年引进５０部外片，国外引进的影片也不是全部盈利，譬如印度、日本等引进的外片票房并不是很好，盈利的也仅仅是那１０部大片而已。
一个不容置疑的数据显示着珠影的票房，仅仅在广州一地，国外大片的票房在５００万左右，而珠影的片子仅仅在几千元票房，最好的时候也就是５万元，这个数据决定了珠影的劣势所在。
可以这样计算，中影发行公司给电影院的纯利润提成是６％，影院对一部大片的利润就是３０万，而播放一部珠影的片子最多也就是６万元（国产片提成是１２％），这个利润数字甚至也远远落在录像片之后，珠影，在这个角度上看又成为了第三者。
珠影的廖曙辉副总经理表示：面对当前的电影改革，我们一直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珠影自１９５８年建厂以来，共出品了２０１部电影（故事片、艺术片，不含纪录片），在各个时期我们都推出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并在“９５０工程”当中连续获得“五连冠”。对于改革的前后问题，珠影的领导们一直表示：完整的改革方案还没有出台。
那么，对于改革中的上影集团又是如何表述并如何评价本身所处的位置？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朱永德透露，组建广电集团这一改革是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要求进行的。新组建的上海电影集团将包括目前的上海影视集团、永乐影视集团、动画影视集团、电影译制厂、科教电影厂、上海影城等单位，形成制片、发行和放映一条龙，总资产达２０亿元，员工３６００人左右。随后，将以上海电影集团为龙头，联合华东六省一市的电影产业，组建华东电影协作中心。中心成立后，将立足华东，拓展全国，大幅度提高电影产量，预计每年拍摄电影不少于３０部，并将开拓数码电影等新领域。
朱永德表示，未来的华东电影协作中心将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首先是这一地区经济发达，市场潜力深厚；其次是人才荟萃，创作力量雄厚；第三是具备开拓与电影有关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基础和条件。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能够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办更大的实事。同时，为了回应市场上关于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病，朱永德强调，无论上海电影集团还是华东电影协作中心，都不会在电影发行放映上搞垄断，而是以资产重组为纽带，组成相互竞争的两条院线。
上海电影的发展至少已经在改革的层面上开始了着墨，并且在上海文广集团的带动下有了一次检视自身并获得发展的契机。这为其他电影制片公司指出了一条道路。
在制片领域的“国有企业”之外，不能不谈一下从“珠影明星创作室”脱胎的邓建国，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描述这条从珠江下水，并越游越广阔的“鳄鱼”：邓建国是一个农民，他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肩上抗着一把锄头歪歪拐拐走在幻想成名的田坎上，这个土老冒，就这样傻呼呼地闯进了中国的影视圈。
他用这把锄头在这圈内不按规则地乱锄乱挖，就这样把封闭的影视制作和发行体制挖出了一道裂缝，令一股全新的空气从裂缝中涌出来，从而使影视圈内的人都 感到惊诧与新鲜。仔细审视邓建国，你会觉得他不只是挖土那么简单，还是说他是一只呈憨态的影视大鳄才比较描述出他的生态……
这只大鳄的身价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就近期所鼓吹的身价５亿元人民币的巨星影业公司，在记者采访时邓建国却表示了少有的谨慎：应该是２亿多，包括已经拍摄的４部电影、２部电视电影、２０部电视剧的版权，虽然也有的评估公司说是５亿。
已经在珠影工作了近２０年的一位传达室人员这样描述当年的邓建国：背着一个皮包很猥琐地出入珠影，谁又能料到在珠影的滋润下，今天的他能“骑肥马，衣轻裘”？
一个１９９４年成立并依附于珠影的“创作室”，七年的发展里程与珠影的寂寞相得益彰。
珠影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采访中的一些导演以及部分领导都潜意识地把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这段时间作为珠影的分水岭。在这过渡之后，中影公司不再发行国产电影，珠影也开始步履维艰。
从珠影的成长历史来看，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仅仅就影片的票房来衡量，能够略占利润的大约有１／３，这其中包括票房与上级机关的奖励。
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电影市场，他不仅仅在电影观众的开发方面更进一步地接近了目标观众，也在接近观众的方式上取得了突破，那么，在渠道与观众都在增加的今天，为什么国产电影却走向了没落呢？
时间应该从１９９５年开始计算，自从国家规定中影公司可以斩掉一条手臂以来，这条拥有全国最健全电影院线的“独臂狂人”就真正成了国外大片的利益捍卫者，在记者的采访当中，一位著名的珠影导演有些伤感地表示：在我参加的一个全国电影厂厂长会议上，就有一些厂长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的情况，这不是他们脆弱，他们只是感到在走向市场的过程当中，也许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辛辛苦苦地拍片子，拍出来之后呢？还得辛辛苦苦地当孙子，向每一个电影发行公司去求爷爷一般要求开恩。我们是在竞争，但我们却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档次上。以前还有中影负责发行，现在，自从中影“断臂”之后，他的独臂挥舞的只是国外的十部大片，中影成了国外大片的独家发行公司，而我们的自家的电影呢？却流落荒野……这位导演透露，在断臂之前，电影奉行着这样一条流水线：电影厂制作完成——电影局审查——中影公司发行——资金回笼电影厂；在这条流水线上，最关键的是中影公司拿到电影拷贝之后即付给电影厂１００万元，然后随着票房的情况再向电影制片厂返还比例提成，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电影厂的后顾之忧。
一些人也许以为这是电影人的对计划经济的缅怀，但发行与制作上的分离是一个国际上通用的惯例，在这方面，中国的电影似乎曾经走在了前面，却不幸由于分解而把制片厂逼上了绝路。
没有了资金回笼保证的中国电影也就走上了难于有资金保证的不归路。这也正是珠影厂正在走的道路，当然，这需要改革，但是，珠影的领导们却很为难地表示，我们的改革方案正在制订当中；正如珠影的困难也就是国内其他电影厂的困难一样，因此，珠影的改革也就绝对不只是珠影一家的改革，可以设想，珠影的改革方案的推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同样是作为一个国企，作为一个拥有１５００多人的珠影，每一天的开始也就意味着他要面对的巨额支出。这却不需要等待。
陈芳芳表示：珠影经济上吃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融资方面。虽然，筹资的渠道是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一个是政府行为，如拍摄一些主旋律的片子等；另一个是从重点影片基金会或广电局扶持基金会获得，如一些农村片、儿童片等；这些片子如果获得成功，就可以获得“五个一”、“华表奖”等，从这些奖项当中，制片厂也可以获得一些资金，当然，这只是杯水车薪。最大的也就是最有市场潜力的是从社会筹资，这又可以划为单位集体行为如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以及个人行为如一些私营企业老板等，在这个方面，珠影公司取得了一些经验。
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是中国最富有的一片土地，在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生活着最具有财富与最富有创新意识一群人，这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作为《警魂》的导演王薇在记者采访中表示：这部片子是完全赢利的，仅仅在第一批定货会上，就订出拷贝２３０多部，到手资金２４０多万，而这部片子也得到了惠阳政府的８０万元资金支持，虽然，根据政策规定，只能在屏幕上打出“特别资助”的字样，但毕竟是一次外来资金与制片公司成功的合作。
当然，珠影公司的无形资产也成为一块含金量颇高的牌子，陈芳芳强调：如果是珠影公司合拍或协拍的片子，我们基本上是少出钱或者是不出钱的，甚至仅仅是出租品牌而已。
目前的中国电影，主要存在着三大方阵之说，排在第一方阵的有五家：如北京电影、上海电影、长春电影、八一电影等；第二方阵主要是原来的一些地方省级老的电影制片厂，如珠影、西影、潇湘等；第三方阵则是一些新兴的电影公司，如深圳电影公司等。珠影在这第二方阵当中可以说是比较靠前的一个，陈芳芳特别强调。
就改革而言，上海，北京，西安都在做，珠影也正在努力，但怎么样才算努力呢？何处又是个出路？廖曙辉针对目前市场上所提到的“第二院线”一说嗤之以鼻：第二院线是胡说八道，它们凭什么又是“第一院线”，院线的第一第二之争是无所谓的，关键是看市场。看有一些什么好的电影能拿给观者看，有相当的人群认为，作为珠影，所要面对的压力与冲击应该更大一些，毕竟与港台、国外的片子相比，其进入内陆，要更快一些。就这个层面，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一些地方的电影节很热闹，但是不是就代表那些获得“华表奖”的就一定有很多的人去看呢？我曾经进去看过，不到５０人。因此，就有些人表示，主旋律影片没有市场，是不是呢？２０００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们选择在珠海的两个地点放映电影节获奖影片：一个在闹市区，一个是九州城广场，放映时，每个广场都有观众几千人，放的电影是《警魂》，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放映当中，广场对面——澳门在放２０分钟烟花时，观众仅仅是扭过头看了看，又转向电影屏幕，基本上没有因此而走开的。在现场的调查当中，这些观众的构成主要是以当地市民为主，并以家庭结构出现，这就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虽然，也有人提出：免费看电影当然有人看了，但反过来问：电视节目也是免费的，你不也是仍然在不停地换频道吗！这当中就有电影市场的存在，只是由于我们太注意了电影院的院线，而忽略了最广阔的市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国内的电影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这也正就是珠影公司复兴的土壤与理由！
珠影未来该玩谁的钱？
深圳龙岗区政府每年要拿出４６万元钱从而保证能在这个区的每个角落播放１００场电影，平均每场下来仅仅的几千元钱，却使区政府广泛地赢取了信任与支持，同时，在一些地方，放电影的同时也相当于借机召开了一次机动的村民会议，对当地的一些方方面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也正由于看上了这种力量与机会，一些聪明的商家与电影合作，推出了“电影＋广告”的形式，从而真正开辟出了一条电影的生财之道。
对此，广东巨星影视公司的邓建国如此说：“中国电影市场曾经有过两次革命，最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影片好坏，投资大小，都要拿出１５万元作为宣传费，这１５万元大多都买了油彩被画匠涂在电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后来，大洋影业公司在１９９６年对电影宣传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改革，那时由大洋影业发行的《红粉》首次举行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会，从而提高了宣传发行的力度。接下来，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张艺谋、冯小刚等国内著名导演都跟着这么干。直到今天，这种方式还在沿用。但是，我发觉这种方式并不理想，我就见到过这样一个场面，某位香港大明星出现在其电影的观众见面会上，当时影院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然而电影院内却空席过半。这说明了演员参加首映式的方式不足以吸引观众买票看电影，实际意义并不显著。
电影市场的第二次革命是由成都“５元票价”而引起的。但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非长久之计。票价降了，观众虽多了，但影院的利润少了，这种做法谁干得长？所以，据我了解，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５元票价”的革命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就此，邓建国提出，巨星影业将进行中国电影第三次尝试性革命。即制作方不从影院拿一分钱发行费，把电影免费给影院去放映。利用电影加带广告的方式收回制作成本。不跟影院分一分钱票房，我就不信电影票价降不下来，电影票价降下来，我就不信观众不进电影院。如果从根本上把电影票价降下来，那么我想观众也会甘心接受影片中的广告。因为，是广告商在请观众看电影。”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其一，电影的发展需要发行方和制作方的密切合作，而目前电影制作方和发行方存在的矛盾很大，尤为突出的是虚报票房的问题。如果制作方不从影院分票房了，那就不会有虚报票房的问题。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影市场恶性循环的症结，化解制作方与发行方的矛盾。其二，众所周知，电影无论从品质还是品味都要高于电视，具有良好品牌形象的广告商应该更愿意通过电影胶片的高清晰和高品质进行宣传。其三，我是乡村放映员出身，中国的人口主体是农民，农民们同样需要电影艺术。然而，走村串乡的流动放映队的背篓里大多都是过时的老片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买不起新片子。通过票房分成转嫁广告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广大农民也能尽早地看到新影片，这对扩大中国电影市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巨星影业公司的杨雪平表示：我们在《密语十七小时》这个电影发行上已经开始了这种操作，反映很不错，已经有四五家大型企业与我们签定了“贴片广告”，还有一些正在谈。
免费的电影当然不是真正的免费，它更多地是赚取了观众的眼球，同时，这种电影贴片广告在影院里播放，由于清晰度等艺术效果更强一些，对观众来说，只能造成一种休息的愉悦，实际上，当年海尔初出茅庐就有与电影结合而推广成功的佳绩，同样，珠影公司与《南方都市报》的拍档式结合也给双方带来了双赢。关键是把这种工作扎扎实实地做下去。
廖曙辉强调：不可否认，我们也正面对一个消费层次正日渐提高的群体，对这些人，我们要给什么他看？在这方面，“免费广告”的形式就需要变通，这就要求我们建设更豪华、更高档的五星级影院。虽然，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更多地是发现老百姓看电影最困难，我们需要因地、因人而宜。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有效地回答我们的制片经费，给观众乐意看的，并获得观众愿意付出的，这才是电影作者应努力搭建的第一院线。
不可想象，没有资金希望的产生能有外来资金的进入，而在国内，也正是由于外来资金无法得到盈利保障，也就一直显得不踊跃，但也不可否认，仅仅在广东这个地区，就有大大小小的２００多家影视公司，他们在资金上与社会的成功对接为珠影开辟了一些道路，一是这种道路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释放，可以想象，珠三角这条财富的河流将会在珠影这片沙滩上冲击出怎样的一块平原。这不该说是谁玩谁的关系，对电影而言，资本的市场一旦形成，它也就不能仅仅靠“金钱”来衡量，正像“积沙成塔”一样，廖曙辉特别指出：现在的珠影正面对外来资金的质问：应该如何投进来？该怎么操作？而作为珠影的我们，不是被动地去回答这些，而要真正地去考虑，是否应主动地投身如股市中去。
珠影今天的净资产是６０００万元左右，负债大约是２４００万元，作为一个拥有４０多年历史的老电影厂，它最值钱的是“珠影”这块牌子与“１５００”员工这个数字当中所蕴含的能量，他们才是珠影“玩钱”的主力！其他的都很苍白。
减法之后需要加法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西安电影股份公司，拥有２．２亿固定资产的西安电影股份公司，所熟记的“三毛”形象，这都是一种资源，要把它看作一个商品，并完全市场化地去运作它，这才是电影的出路。我们的确需要一种递减的方式，一些珠影人有些痛心疾首。相比于一些小的影视公司而言，珠影有他们无可比拟的优势，政府的扶持、到各地拍片时当地电影公司也能不遗余力地支持，再加上我们所积累的有丰富经验的艺术家等等，珠影公司以及所有的国产电影制片公司没有理由在不是辉煌、不是没落的状态中混下去。我们在呼吁转变，呼吁减负，实际上我们最需要减掉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因此，我们也就找不到所能加上的东西。
我们不能否认当前的电影“减法”式生存、突围的方式，但突围之后呢？我们将更需要承担一种“加法”的责任。
其中，就应该包含电影的合作问题，经过了几年的磨合之后，珠影等一些制片公司已经摸索出了一些合作的思路：（一）以大陆的编导为主，港方或外方负责制片、提供资金和海外销售，如珠影与香港合拍的《无情的情人》；（二）以香港的编导为主，大陆协助拍摄，并负责内地销售，如张鑫炎导演、香港出品的《少林寺》；（三）大陆与香港的主创人员各占一半，合作制片，双方都提供资金，如《火烧圆明园》；（四）介入这几种形式之间的其他形式，如有台湾、海外华籍影人、导演、投资等，如《滚滚红尘》等。
只有在这种增加的过程当中，才能更锻炼我们的思维，《走出硝烟的女神》导演王薇表示：现在，我们一提起主旋律的影片，好像就是板起脸来训人的，就是没有票房的，然后，就回过头去追捧国外大片，实际上，这些国外大片也是主旋律的题材，只不过它宣扬的是美国的主旋律而已。像《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等，都是从骨子里宣扬美国的那种英雄无敌或者及时行乐等的西方观念，并从而潜意识地来瓦解我们本身的勤劳刻苦精神，他们是有附加值的。
作为国外大片的成功之处，就是做电影是做一个工业，而我们呢？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小作坊而已，在一个小作坊的身上附加太多的东西，只能使它步履蹒跚。珠影的困境也就表现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