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性约束管理制度 管理是受制度约束的
表述管理的英文词汇不止一个,一般常用的是Management”,其它的还包括“Administration”和“Clerical”。它们使用的场合尽管区别很大,但也有共通的地方。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利用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运行的基本工具分析政治学,拆除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樊篱,并因此获得了一九八六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声明中说:"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布坎南不仅仅研究纯经济问题,还运用自己的分析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领域掘进,勇气可嘉。换言之,布坎南是将经济学范式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而大获成功的,这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但他与布坎南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他说:布坎南对政治制度更感兴趣,而我只对经济制度感兴趣。法和经济学有两种含义。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我属于后一种”。布坎南和科斯以经济分析为工具解说政治现象,反其道而行之,能否用政治语言来“戏说”经济呢?不妨一试。具体到企业管理方面,我们下面比较一下美英法三国的政治体制,也许有点意思。[b]一、英国议会制[/b] 表面上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其实质是议会制国家。英王是国家元首,在名义上具有很多权力,但实际的政治统治权力甚微,在政治生活中,英王行使权力的活动是由议会和内阁控制的。 在行政事务方面,以首相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府为总负责,他们的所作所为只向议会负责。内阁的主要职权是:制定政府政策并提交议会讨论;在议会通过政策后,负责监督和贯彻执行政策;协调和确定政府各部的职权范围。 内阁行使职权时,采取集体负责的原则。内阁一经作出决议,每个大臣必须为之辩护,并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内阁的决定。如不能执行内阁决议,大臣就只有辞职一途。 英王初看起来纯粹是个“摆设”,其实问题也不那么简单,这个表面上的“无用之物”发挥的却是“无用之有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通过咨询、鼓励、忠告等形式,对内阁作出实际影响;二,在特殊情况下,英王作出某些主动决定以挽救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府危机;三,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具有号召全国团结、激励爱国情绪的作用。 [b]二、美国总统制[/b]一般情况下是先有政治实践后有政治理论,美国则是个例外。美国政治体制是按照卢梭民权思想和孟德斯鸠三劝分立学说建立的,经过历代的实践磨练,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其特点如下: 1、总统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权力遍及行政、军事、外交、立法、司法等诸多领域,内阁只是总统的咨询机关,阁员对总统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属于总统一人。据史料记载,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七名成员对某项动议皆持反对态度,唯有林肯总统一人赞成,不料林肯最后宣布:“本议案7票反对,1票赞成,本案通过。” 2、总统的行为虽然要时刻接受议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但由于他全民选举产生的,除非犯下国会规定的不赦罪行,否则不可能下台,因此其四年一换的政治局面一般比较平静。 3、美国同时还实行双重分权和立体分权,不仅在州与州之间实行横向联邦制,还在联邦和州之间实行纵向联邦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样又极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b]三、法国二元制[/b]二战后的法国先是实行第四共和国制度,但政局不稳,不到四年内阁换了八届,其中有两届仅仅执政两天,到1958年该体制终结时,竟然更迭了25届政府!戴高乐随后设法修改政制,以第五共和国取而代之,政治面貌由此发生了近乎革命性的改变:1、总统权力得到显著加强直选产生出来的总统拥有以下权力:任命总理、签署和颁布议会通过的法律、主持内阁会议(但总统对内阁做出的决议不承担政治责任)、解散国民议会权、任命有关文武官员以及外交权、军事权和司法权等等。
2、政府地位也大大稳固和美国不设总理和英国首相大权在握相比,法国总理的作用恰好介于两者之间。宪法规定的总理职权主要有:向总统提出建议任免的部长名单、经总统任命后组成政府;任命总统任命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高级文职人员;领导政府的政务活动;掌管武装力量,领导国防部;保证法律的执行。 3、总统向人民负责,总理向议会负责。 法国的政党众多,大体上分为左右两个阵营,可能出现总统和总理属于同一战线以及总统和总理不属于同一战线(所谓的“左右共治”)两种现象,但即使出现共治局面,法国的政治体制依然运作得良好。 人们称法国是一个“半议会制、半总统制”的国家,在这种体制下,总统管大事、主外交,总理管具体、抓内政,倒也相得益彰。 以上三国代表了当今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操作模型,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国家、元首、总理分别换成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这难道不是三种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吗?将国家同企业相比较,表面上看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是通过制度来进行管理的,而制度的一般原理是相通的,这就使得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借鉴成为可能。 以企业管理费用为例,它的高低视员工尽心工作的程度而定,如果能放手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在本职范围内尽量发挥主管能动性,管理费用就低,如果无法放手的话,企业就需要更多地配备管理人员,管理费用就会上升。国家也一样,如果人们能在工作和生活中高度负起责任,就可以减少警察和文职人员,相应地也会降低政府的开支。一般人只知道秦始皇是个暴君,殊不知他也是个勤政的人,据《史记》记载,他“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不可谓不辛劳,但其庞大的帝国很快就轰然倒下。企业经常有类似的情况,有些老总们事无巨细,废寝忘食,成天围着下面转,到头来依然是四处救火,叫苦不迭。这种现象可以说明,组织的效率不能由个体的效率来取代。那么如何评判一个制度的效率呢?从静态看,好的制度应当使组织的全体博弈均衡,并且使整体处于统一状态而不是分化状态。从动态看,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均衡状态更快的恢复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处于不均衡状态的持续时间要尽可能短。这又要求制度在保证组织活动中的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第三,好的制度会激励组织从低效均衡转向高效均衡的冲击出现。当正向冲击频繁出现,负向冲击不断被抑制下去时,才能够使组织不断趋向于更有效率的状态。 由此看来,企业管理的制度基础是极其重要的。关于政治生活,孟子说过这么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想企业家听了也会有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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