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软力量”的提出英国在中世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今天盛行的知识经济讨论中，大家都记得他的一句名言：“Knowledge is power”，常译为“知识是权力”或“知识即力量”。在二十世纪中叶，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两个新名词：“hardware”与“software”，译为“硬件”与“软件”。或许是受了这个背景的影响，哈佛大学奈伊教授（Joseph S. Nye Jr.）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hard power”与“soft power”的概念。前者是指一国以军事上的强势来压制对方，完成国家政策目标；后者是指一国以其制度上的、文化上的、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展现其吸引力。近月来，奈伊教授再以“软力量”发表时论，特别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亚洲华尔街》一文《中国软力量的崛起》引起各方重视。对这两个名词，可以再稍做引申：“硬力量”是在使用时容易产生“负面力量”（negative power），如依靠军事力量来摧毁对方，造成占领及伤亡，美国对伊拉克的动武即是近例。这种力量的使用，即使可以自圆其说，也是“必要之恶”。奈伊教授责难当前的布什总统对伊拉克过度使用“硬力量”，轻视了对中东国家展现“软力量”。
“软力量”则是一种正面力量（positive power），展现在制度组织上（如民主、法治）、生活方式上（如多元、开放）、政策推动上（如环保、消灭贫穷）、文化的分享与互动上（如艺术、音乐），因其展现了吸引力，使别人乐意仿效、学习、向往。知识可以是“中性”的，用来发展核武，增强“硬力量”，就有杀伤力；用来发展医学突破，增加“软力量”，就可减少病患。在一国资源的分配上，“如何”的选择不仅反映了政治领袖的知识，更反映了政治领袖的智能。（二）奈伊教授的谈话一月中旬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室中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奈伊教授。这位曾经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及十年院长的学者对世界形势如数家珍般地对来客分析。综合他的谈话要点：（1）在当前全球化中，软性实力远比硬性实力更能服人。布什政府已尝到苦果，尤其对伊拉克的战争。（2）“中国希望赚钱，不希望打仗”是对的策略。中国已开始懂得如何加强软性实力，姚明、功夫电影、孔子研究中心、2008奥运，都是对中国产生吸引力的例子。（三）硬性与软性实力图解一国政府可以使用一种实力或组合两种实力，追求某一外交政策之达成，以BCA曲线显示。图一显示，此政府有三种选择：（1）第一种选择（以A点表示）：大量使用硬性实力（OA1），再配合少许软性实力（OE）。（2）第二种选择：软硬兼施（以C点表示），使用几乎相近的硬性实力（OC1）与软性实力（OF）。（3）第三种选择：以柔克刚（以B点表示），运用大量软性实力（OG），极少硬性实力（OB1）。政策选择的组合，正反映出决策者的远见。赢家的飞狐计划领袖要件/学习团队承担一位中年企业家决定暑假把他上中学的儿子送到新西兰，参加一个在牧场办的夏令营，因为这个营队安排的课程，“可以训练孩子如何和团队合作，完成那些野外求生考验”。团队合作，不只是父母、老师希望孩子从小养成；在企业工作的领域，也成为是否成功致胜的要件。一群在大学企管所教授EMBA课程的老师也曾提出过这样的讨论：在分组上课中，是否“以该组最低分为共同分数”，还是“以该组平均成绩为共同分数”？这个讨论的背后，就是强调团队合作，同一小组的学生，彼此对大家都有共同协助、共同承担的责任。曾经打过橄榄球的男士都知道，球员之间如果没有互相的信任和信心，没有共同得分的强烈意志，那个向后传出去的球，是抛不出手的。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一群人的智识肯定高过一个人，团队的力量一定大过个人的力量。领袖考验/重组团队默契管理咨询专家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曾对团队下过定义：团队是指一群具有互补才能的人，他们有共同的愿景、清楚的目标和方向，然后一起努力达成，并且共同承担责任。1995年，企管顾问巴特曼（John Butman）曾出版过两本企管小说，其中一本专门讨论团队致胜，名为《飞狐行动》。书中描写一家FCI公司，面临产品走下坡、利润渐减的困境。总裁为重振威势，发动“飞狐”行动计划。他亲自担任新产品开发召集人，筹募组员，克服重重阻碍（谣言、疑惑、对立……），发挥领导者的勇气、策略。在十二个月中，“飞狐”成功上市，成为华尔街的亮星。这个故事的主轴是：“团队合作”推动组织致胜。团体合作将是未来工作的趋向。勇敢地走出去前不久有篇文章见诸报端，说在香港市场上很少有大陆本土品牌，即使有，也与世界品牌的价格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作者非常感慨地说，中国的企业为什么都不出去？我也非常感慨，其实中国企业的生产水平、产品款式，甚至在某些技术含量上早已不输给这些世界一流企业了，比如我们民族品牌的手机，完全可以与世界最好的品牌手机相媲美，我们的本土电视机也一点不比洋产品差到哪里去，还有皮鞋、衬衫、服装之类，中国的产品完全可以与世界品牌一拼。问题在于我们的企业仍然固守在原有市场上与洋品牌搏杀，以求保住原来的市场份额。其实，当你在原有市场上和洋品牌与狼共舞时，就已经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品牌抗衡的能力，这个时候就需从“红海”走向“蓝海”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世界市场还有许多未能开发的地方，为什么你不去走一条新的道路，去那些空白市场发展你的事业？中国的品牌应该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放眼世界市场，同样也有许多“井冈山”和“陕甘宁”。如果用这样的战略思想去分析，我们企业完全可以开发一些非洲市场、拉丁美洲市场，甚至还可以用“敌后武工队”的方法，去开发东欧市场、墨西哥市场，避开世界强势品牌特别重视的区域，去找那些相对较弱但发展前景广阔的市场。世界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去年提出了一个新的营销理念——水平营销，但这理念并没引起国内企业的广泛重视。“水平营销”阐释的是当你在一个地方不再具备竞争优势时，什么也不用改变，产品不变，生产工艺不变，仅仅水平移动一下，就会发现你的优势又出现了。当然，走出去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很多企业因此而胆怯，怕走出去后原有阵地被别人占领，会碰到贸易壁垒、技术保护，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要开拓，困难重重。这也像当年的红军一样，到了陕甘宁地区，没有供给，群众的革命思想基础非常弱。但若我们有勇气进行战略转移，在蓝海战略的思维方式下你会发现大可不必担心。当年GE进入中国市场也同样碰到了很多困难，经历了20年发展才把中国市场牢牢占领。诺基亚、三星等开始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当他们感到在欧洲、美国以及在他们本国的搏杀已经白热化时，他们找到了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我们的企业家们应当研究一下红军长征进行转移、确立根据地的战略，以星星之火燎原全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不过农村可能是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城市则是全世界的大市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剖析GE、GM、诺基亚、三星这些跨国公司打入中国市场的案例，以夷制夷。只要开了头，做起来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我们要有胆略，还要有谋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海尔的张瑞敏不管大家如何批评他，海尔的国际化战略坚决不动摇。虽然他的策略是以占领高端市场为己任，但依然是清晰的错位搏杀模式。海尔的风险确实比较大，但胆略和长期坚持的战略很值得敬佩。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奇瑞已经有了自己的全球化战略，尽管在中国市场上他们的市场份额并不大，但奇瑞仍坚持走出去，并在世界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建立了汽车制造厂。勇敢地走出去，新的天地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固守阵地，就有可能在强大对手的压迫下苦苦挣扎，慢慢地消磨掉精力，最后落到困难境地。换一种思维方式，就有一种新的谋略，也会带来一个新的市场。金融创新：国际经验的启示现代市场经济中实质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是两个轮子，缺一不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金融全球化和实质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相互支持，从某种角度看前者甚至领先于后者。资本跨国流动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经济的互动均通过金融市场互动、资本流动表现出来；资本流动又通过金融产品价格的变动、金融市场规模的变化，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变化来展开。我国银行存款在2005年已超过28万亿元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4万亿元，但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只有19.5万亿元，存贷差非常大。同时，居民存款中超过一半是活期存款，比例相当高。目前上海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仅7.6亿元自由，市价总值2.5万亿元，深市规模更小；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目前加起来仅1.2万亿元，总市值3.5万亿元，证券化率很低，不仅显著地低于英美发达市场经济的证券化率水平，也远远低于全球新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内地大量公司出走，纷纷到香港、海外上市。截止2005年底，内地公司到香港上市的市值达3.2万亿元。境外上市的流通市值远远超过国内，这种现象在全球都很罕见。导致这一结果的基本原因是证券市场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尤其是证券发行上市和金融创新完全由政府主导，近年来根本性的金融产品创新基本上没有，都是小打小闹。证券市场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市场规模不断相对萎缩，大量居民只能通过银行存款形式来持有金融资产，金融产品过于单一。对于存款过高的现象，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解释是国内的社会保障等太差，居民不敢花钱。这种解释并不准确。居民不敢花钱导致高储蓄，即家庭金融资产规模增大和金融资产占家庭全部资产的比例上升，但为什么这些家庭金融资产都变成了收益率很低的银行存款、甚至是活期存款，为何目前活期存款规模高达8万亿元？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缺乏投资渠道，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金融创新机制不健全，政府大包大揽。比如，中国至今未建立针对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板。深圳中小企业板并非是初始设立的成长性公司挂牌的地方，仍要求挂牌公司具备稳定的利润和成熟的公司运作模式，因此对鼓励公司创业帮助不大。而美国的创业投资之所以非常活跃，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目前在纳市上市的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网易，最初它们的主要业务和预期的赢利模式与今天的现状完全不一致。为什么呢？因为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纳斯达克上市，获得资金后，它们可以在干中学，不断优化、更新、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假如没有纳市，这几大门户网站很可能活不到今天，因为其当时的现金流维持不到今天。股票市场提供的最主要功能不是简单的融资功能，而是分散风险，促进创业和投资，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分散风险，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价值创造和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与发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要管理和分散风险，就必须开发和运用各种管理风险的金融产品。而这些金融产品本身的发展，亦常常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地试错，不能由政府越俎代庖，只能由市场参与者自由决策、自由选择。政府的基本责任，只是通过立法和执法、监管，来保证市场公正博弈，最大限度地降低现代经济学所说的交易成本。为此，需要取消政府的不当管制，推动证券市场和整个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包括实现金融创新自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