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之不亦说乎 向“子曰”学管理



读史有智慧,当然也包括管理的。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春秋战国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当时,周制瓦解,礼崩乐坏,社会充满了混乱。这个混乱,一方面是因为旧的价值再也不足以凝聚人心,另一方面,新的能统一大多数意志的价值观又尚未形成,所以孔夫子曾不无感慨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子有勇无义而为乱,小人有勇无义而为盗”。在这样的乱世下,统治无法持续,生活也无法继续,不过,倒是为思想学说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现实空间。正如我们从历史上学到的,虽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真正具有影响力(或曰市场号召力)的不外乎儒墨道法。对于它们的解读,自提出那刻起就不断在诠释与被诠释中层级演进,政治的、文学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学的……不同维度的四家学说自然是“千人千面”,而从管理学视角重新诠注这些经典虽算不上“前所未有”,但也是“匠心独具”,尤其这几年热热闹闹的“中国式管理”业已为“向历史学管理”布了一个很好的局。

周建波的《儒墨道法与经营管理》从立意来看是不够创新的,在这之前许倬云刚刚出版《从历史看管理》,再往前一点,邱明正有一本《禅道与经营管理》,以及更早些时候曾仕强连续几波“中国式”主打,如《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的管理行为》、《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真谛》、《中国式领导——以人为本的管理艺术》,如果再算上《中国式管理的72个细节》、《中国式品牌》、《中国式营销——兵法十三章》、《中国式员工》、《中国式领导》、《中国式谈判》、《仁本管理——中国式人力资源战略实操全录》、《中国式管理的32个手段》等知名或不知名的经管图书,周建波的写作似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那些批判地接受管理“欧风美雨”化倾向的话已经有人说了,管理要正本清源回归本土实践的口号也已经有人喊了,甚至向孔孟墨老庄韩学习管理智慧的趋势也已经有人洞悉了,要么成,要么败,对周建波而言,就这么简单。

周建波是史学出身,又兼修经济,从知识构成来说,对诸子学说中管理思想的梳理阐发,他是相对合适的。譬如,他在分类介绍儒墨道法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对于为什么其他各家纷纷落入尘埃,惟独儒家独成正果的分析是比较值得一读的。他说,儒家首先为统治者认可。因为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对组织的长治久安很有好处;他们还认为儒家的中庸之道观念,以及统治手段上的文武之道观念,使统治者的政策变得有弹性,能应对社会上的各种不同情况,这既包括空间上的中外关系处理问题,也包括时间上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协调问题等。其次,普通老百姓也认可儒家思想,认为儒家道德礼数有利于稳定家庭秩序,对缓解规模扩大了的家庭成员之间(父子间、婆媳间、兄弟间)等矛盾冲突有极大帮助。同时,儒家所宣扬的中庸之道、文武之道,对为人处世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与儒家相比,其他各家或多或少都有缺点,这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些缺点随着社会实践的前行,被暴露得越来越厉害,直至不可调和。以墨家而言,这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学派,其思想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说得是没错,但弱点更明显。第一,兼爱学说不实际。按照作者的看法,爱是一种情感,只能建立在相互熟悉、了解基础上,谁能做到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爱别人的父母,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别人的孩子呢?第二,节用说也难以实行。墨家要求老百姓过一个满足温饱的生活,但人一旦生活富足了,谁还愿意受苦呢?第三,墨家提倡尚贤要求有才干的人越级提拔、当场提拔,这在战乱年代有可能行得通,但在社会稳定情况下,往往还是需要按部就班的。像这样,作者还对法家和道家做了优缺点反思。跟书中并没有过多创新(也实在很难创新)的儒墨道法思想介绍,这些部分是很值得一读的。

当然,这不是重点,至少不是本书真正的看点。就像其他优质中国式管理著作一样,诸子百家思想介绍得好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把这些思想联系到管理实践又是一回事。作者说儒家文化高屋建瓴,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既强调适应时代的变化,又强调深深地扎根在民族土地上,对企业理念的确立和企业文化建设很有帮助。与此同时,儒家一个“仁”字,就道尽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统一、斗争的矛盾关系。就像企业中,老板离不开员工,员工离不开老板,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无限性,往往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发生冲突矛盾。老板希望员工少拿多贡献,员工想法当然是相反的。那么,如何做到“家和万事兴”呢?儒家的中庸之道能给我们现在公司CEO足够多的启发。所谓中庸,不是保守,也不是世故,而是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在矛盾的两端创造性地寻求平衡点。以企业与员工关系来说,签订的合同是不是刚好平衡点?员工基础工资是否是平衡点?奖惩机制是否达到平衡点?儒家的“内圣外王”又告诉我们,领导力是管理的关键,领导力包括“出主意”和“用好人”。要使领导力具有权威和得到贯彻,取得被领导者的信任非常重要,同时,领导者要努力宽以待人,严于利己,放眼于长远目标,反对急功近利,等等。

如果说儒家的管理智慧主要体现在“做好人情成好事情”的话,那么墨家对小生产者、工人的体察入微的认识,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完善和实现对员工的领导,基本原理跟另外一本书的观点类似,叫“温和激进领导”;而法家是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偏重于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主张人性自为,坚持君臣异利,从最坏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克服人性之弱点,建立完备的企业管理制度很有帮助。相比较而言,道家明显是对处于弱势状态的企业或员工有利的,用作者的话来说,“有助于抚平受伤的心灵,对如何医治群体里的不得志分子,医治强者弱势状态下的不平衡心理很有帮助”。既要强势,也要怀柔,人才是复合型的,领导者也需要是。道家的“无为无不为”、“守弱、守虚、守拙”以及辩证地看问题,告诫企业家要树立危机意识,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以看似无为的出世心态不失时机地作达济天下的入世之事,这即是大智大慧之人。

作者的观点,不管是儒墨道法哪一家,都是有许多思想精髓可以被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事实上,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作为领导者,要想成功,要想企业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认真研究市场;要“居安思危,居暗思明”;要积极创造相互转化的条件,去积极追求利益;要根据矛盾双方转化的情况形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制衡机制,等等。然而,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学说与学说之间难免有相矛盾甚至根本性冲突的地方,例如,儒家崇尚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法家倡导建立强权政治制定威严制度,像这样的对立,在具体管理实践中该如何取舍又该如何抉择,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行动困境,可惜作者并没有给出相应解决之道。有建设,缺批判,这或许是全书的一个遗憾。

周建波:《儒墨道法与企业经营》,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定价:35.00元。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七日

 向“子曰”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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