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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之后，在党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示范下，全国各地党政机关迅速转变会风，成效显著。 然而，在为各级党政部门雷厉风行地转变会风叫好的同时，人们也对暴露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现象表示担忧：如此运动式的会风转变，会不会只是一阵风，过不多久，重回原样？因为公众不但看到会风转变在各地的进展是不一样的，甚至在一个地方的不同区域间都存在差距，比如，深圳召开两会，不同城区的人大代表住宿宾馆就有几个星级之差；还看到一些会风转变只是表面文章，形式主义等深层次痼疾仍未得到解决，比如忌讳会议名称，明明内容是表彰先进，却不称“表彰会”，硬要改称“座谈会”，不管实际需要一味要求压缩发言时间，导致内容难以完整呈现，影响了信息交流，还有，说是减少了年终的团拜宴请，其实今年的钱已经打入饭店，供明年的吃喝，如此等等。 转变会风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协调，本身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会风不但涉及观念、作风和习惯，还关系到或明或暗的利益输送，如果只要领导人一个示范，全国上下立刻“旧貌换新颜”，这是对传统的力量的无视乃至无知，全国做不到一刀切，个别人做点小动作，反而更真实地反映出当今的现实。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转变会风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因为这是比看得见的会风更难以改变的“深层结构”，而只要深层结构没变，会风不正的回潮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们期待，党政部门转变会风也能从“运动”演进到“制度”，把好的会风从制度上固定下来，成为新的传统。 端正会风成为制度，当然能够得到公众的赞同，但这样的制度不能简单停留在上级刚性规定的层面上，比如，由中央和国务院出文件，制定纪律，明确一周只有哪几天可以开会，每次开多少时间，几个人发言，每人多少时间，等等。要真的如此注重形式，那不就是简单将今天已经出现的形式主义的“会风转变”，简单固定下来了吗？所以此制度最后得到的充其量只是某种程序甚至格式而已，对会风的根本转变并没有多少意义。 要真正建立科学开会、有效开会的制度，首先必须减少开会的必要性。无论相比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还是相比国内的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国党政机关的会议繁忙，是一个令官员群体本身都头痛的问题，而其难改之处在于，不开会还不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行政体制内在的“职权分立”所造成的。中国的行政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将决策和执行硬性分割开来，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机构以决策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为主，而地级市和县级市及以下政府主要具有执行即“干活”的职能。中央决策之后，要将任务下达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经由这一层机关，进一步下达到地级市和县级市及其下属部门。在政府运作中，不但这层层下派任务需要开会，随后的检查汇报、绩效评估、经验交流和先进表彰等，都需要开会，开会是上级政府推动下级政府执行决策，完成任务的基本工作手段。再加上各部门职能划分之后，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部门间的协调，也离不开开会。这纵向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横向从一个部门到另一部门，整个行政体系要形成合力都离不开会议。这意味着，真要减少会议，必须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包括纵向重新划分各级党政机构的职能，上级政府的职能尽可能由本级机构履行，减少任务的下派；横向进行不同部门之间在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上重新切块，部门内部不用协调，就完成了管理任务。事实上，这两方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比如增加职能部门的“垂直领导”和推行大部制改革，都是解决会议过多、过滥的治本之策。 一句话，让更多的党政机构“自己的活自己干”之后，开会的必要性降低了，这时方可以从理念、规则、财务和社会监督等各个方面着手，对会议和会风进行全方位的规范，所谓“制度”此时才真正有了运行的基础，建章立制自然水到渠成。虽然如此兴师动众的，让人对近期内根本解决会风问题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但运动式的会风转变确实只有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形成长效，则是政府改革的内在规律，不尊重规律，老想一蹴而就，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