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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的咨询工作，对于企业，我最大的体会就只有一点：聪明有余，而智慧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曹操评价袁绍：“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我们的企业中有几个袁绍，又有几个曹操呢？恐怕大部份是连袁绍也不如的。
为什么说聪明有余呢，我们的企业不缺乏精明的人才和管理者。我举个例：前不久在中央对话节目中，某汽车公司的总裁就充分显示了中国企业这一聪明特点。这种极度的聪明也就叫做精明。为什么要培养人才呢，我挖过来就是了；为什么要投入研发呢，我跟随标杆企业就行了，而且还可以伺机“踹上标杆企业一脚”。”
为什么说智慧不足呢？其实很简单，我们没有站在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行业竞争的结构，就说这家汽车公司吧，它同样逃脱不了全球化企业竞争结构的整合与而布局。
缺乏系统化的思维和战略的高度是我们的企业智慧不足的根本原因。什么是系统化思维呢，我不讲理论的解释，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国春秋时有个齐泯王，他常感慨缺乏人才，就和我们现在的企业感到缺乏人才一样。他有个谋臣叫做尹文，一天，尹文对齐泯王说：我这里有个人，他对君王很忠诚、对父母很孝顺、对邻里很和睦、对朋友很诚信，你要不要？齐泯王说：那还不快给我找来！可是尹文又说：这个人遇到欺侮不会还手，很软弱。这时，齐泯王说：那可不行。因为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时期，需要的是有勇之人。可尹文又说：他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大王你制定了法律，比如“杀人要偿命”，他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稳定而不还手的。这时齐泯王就陷入了两难境地。
其实，我们的企业和齐泯王一样陷入两难，因为，企业真实奉行的价值观与企业用人的标准是不一致的。比如我们需要创新的人才，可是我们提倡的却是所谓的团队负责和集体主义。创新来源于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思考来源于独立的人格，当我们整天把“先做人，后做事”奉为企业的理念时，我们再要求创新，这不是无本之木吗？当我们的价值观要求员工“没有任何理由”的服从权威时，我们已经挖掉了创新精神的根基。这就叫系统化思维的缺乏，因为企业的价值观与企业目标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当我们把价值观与企业精神割裂开时，企业注定在市场中漫不目的的飘浮。通俗的讲，大部份企业领导是“找不到北”的。
另一个重要的智慧不足体现在战略思维的缺乏。我还是举个例，前不久，在索尼为首，紧接着三星、LG等八大洋品牌的平板电视大幅降价，让习惯了洋品牌只做高端的中国彩电企业不足所措。如果我们从彩电业的发展历程和市场结构，其实是不难看出索尼的行动的战略企图的。当一个行业处于成长期时，谁能在这个时期快速提升市场份额，谁就可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一方霸主。比如，当年的长虹，还有格兰仕都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洗牌的。而平板电视又处于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洋品牌只做高价产品的。索尼显然不会因为一个季节性促销而大幅降价达30%以上。这说明什么，说明索尼想借平板电视的成长期和我们电视业更新换代的机会，重新洗牌中国彩电业。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是智慧的不足。创维的发言人说：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是有优势的。如果中国彩电企业都这样认为，那么手机业就中国平板彩电业前车之鉴。
同样的智慧上的缺失反映在手机上特别明显，还有汽车业。也是前不久TCL通讯调了全球市场管理框架，分为六大利润中心，试图用TCL在国内彩电业起家的经验，即营销管理上的利润管理模式来挽救TCL通讯。但战术性的策略终究代替不了战略性的思维。我们可肯定的说，通过利润考核模式的责权利的下放，会对近期的业绩有所帮助。但从全球手机业的结构来看，TCL通讯同样难逃被整合的命运。
我们的企业善于在行业的快速增长期进入从而取得成功，当这种经验面临行业成熟期和全球化竞争时，我们的企业更象是一个赌徒，把希望压在聪明的赌博技能上，而不是象一个真正的投资者，把希望压在持续的市场经营上。在热衷于寻找“蓝海”时，我们的企业职业经理人忘记了职业经理的本份，而把自己当成了投资者。这只能说明的是：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