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改革开放已25年了。25年是短暂的，但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企业家风雨兼程，励精图治，鞠躬尽瘁，痴心不改。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用柔弱的臂膀义无返顾地承担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他们用满腔的热情舍我其谁地谱写了中国现代企业的第一乐章。成功与失败，鲜花与泪水，兴奋与悲伤，他们与关心他们的国人一同走过了25个春夏秋冬。
站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竞争白热化的新经济平台，蓦然回首酸甜苦辣25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在大喜大悲中，我们总结了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三大纪律，以期待着我们的企业家在今后的事业旅途中走得更扎实、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第一、政治纪律
有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企业家离政治应该有多远？在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讨论，而且也很难得出标准答案。有一点却是显见的，那就是和政治缠绕过紧、特别是和个别官员过于亲密贴近的企业家，最终往往会“被政治撞了一下腰”。和政治过于贴近，就往往忘记了商人的本份，不在商业才能上长进，常想靠权力资源获利撑腰，或许一时风光，却难逃伴君伴虎以至以身饲虎的结局。
很多企业家的名片上罗列着一大堆政界头衔，“商而优则仕”成了企业界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和流行疾病，说到底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思想在作怪。有些人甚至对“红顶商人”的帽子喜爱有加，好像没有几顶政治头衔就不是真正的成功。无论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不懂政治的企业家是很危险的，搞得越大越危险。但懂政治和搞政治是两个概念，企业家和政治家是两条路上的马车，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对政治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度和底线。如何站在商人的角度有效利用政治资源而又不卷进政治旋涡，这是我们每一个企业家应该冷静思考和拿捏的大问题。在这方面，联想柳传志堪称高手和楷模。《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在其著作《大变局》中，佩服有加地总结了柳传志的政治智慧：“首先是立意高远，非一般企业所及；其次是隐忍以行，承受常人难以承受之重；再次，是审时度势，目标坚定，行动有序；最后，是积极稳健，与环境保持和谐。”正是柳传志把宏观上实业报国的“大政治”观，和微观上谦和平常、注重对外沟通的“小政治”观，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联想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联想在众目睽睽的“天子脚下”的北京，顺利地解决了制约联想发展的产权制度问题，为联想下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厚重的体制基础。
反观万润南、牟其中、杨斌、禹作敏等昨天的悲剧，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和稚嫩。胡雪岩尚不能在这条路上全身而退，今天和政治跳“贴面舞”的商人更难跳尽一曲终了。
第二、法规纪律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很多企业家时常对现在的市场法制不健全、竞争环境不公平等愤愤不平，并大声疾呼加快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化的进程。但也有不少企业家在抱怨的同时，蔑视和违反本已不多的法规政策，自视聪明和智慧，从“钻空子”到“采地雷”，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
纵观企业家违规落马的现象，大体有五种：一种是以顾雏军、仰融为代表的资本运作“高手”，在境外投资、上市、收购、兼并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关联交易中，企图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结果，他们在过份的自信和蔑视监管机构的智商与水平的过程中，成也萧何，败以萧何。成于充分地利用了境外投资，利用了上市的机会，败在成熟的资本运营中不按规矩出牌的金融犯罪。另一种是以郑俊怀为代表的MBO“高手”，借MBO之名，行挪用公款、贪污公共财产之实。据报载，郑俊怀先是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给以亲属的名义注册的华世商贸公司收购422多万股伊利法人股，获取近亿元的利益；之后，通过浙江金信信托，挪用公司巨额资金收购2800多万国有股份，获利5亿多元。这些事情在被独立董事揭发出来之后，郑强调是MBO行为。第三种是以褚时健、李经纬为代表的直接贪污受贿。第四种是以胡志标（爱多）、戴国芳（铁本钢铁）为代表的诈骗、偷逃巨额税款等经济犯罪。第五种是以陈凯（福建凯旋集团）为代表的涉嫌贩毒洗钱等刑事犯罪。
著名产业研究专家李肃做了二十多年的咨询工作，而且曾为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做了五年顾问，见多识广。但谈起顾雏军来，他还是由衷赞叹着：“那人的思维水平，是我见到的老板中少有的高智商，真绝。”李肃一直认为顾雏军是金融大家与产业大家的结合，认为2001年顾雏军入主科龙是中国家电产业整合的一个示范。他本想等这个示范结果，但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褚时健对红塔集团、郑俊怀对伊利集团的贡献世人皆知，他们出事后，痛惜的人不少，鸣不平的人也不少，但所有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雷池一步也越不得。
第三、社会与商业道德纪律
道德是社会规范的软性约束范畴，按说不能列入纪律的范围。但企业家作为经济公众人物，肩负着对企业和社会的道德责任。盖洛普公司副董事长方晓光认为，伟大的领导后面实际上是伟大的人格，中国经营阶层的人格素养水平将决定中国现代化能走多远，未来中国老板阶层的人生观，将在新的时代决定中国的综合国力。也许仅有20多岁年轮的中国企业家不能承受之重，但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企业之间修养与文明的竞争，而企业家的修养与文明则是企业精神与文明的基础和标志，这已是已近200岁年轮的西方企业兴衰所阐明的规律和趋势。
回顾20世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草创型企业家群体，在关注史玉柱、吴炳新、姜伟等这一代悲剧人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些企业家就其个人品质和道德而言无可挑剔，有些严以律己甚至达到苛求的地步。他们生活简朴，为人正直真诚，不乏慈善之举。但是，在其市场运作和经营的过程中，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情形，正如吴晓波在《大败局》中所说“他们对民众智商的极度地蔑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他们对市场游戏规则十分地漠然，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兵行诡异。”这些急功近利的商业行为，突破了基本的商业道德底线，透支了企业和企业家的元气和底气，结果其殚精竭虑建立的商业帝国被迅速催垮，乃至造成整个行业的崩溃。九十年代保健品行业的快速衰退即是前车之鉴。更有甚者（也许这些人根本称不上是企业家），一些人对国家和社会资源巧取豪夺，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消费者的血汗钱毫不珍惜，甚至置消费者安全和身心健康于不顾，打着“概念营销”的幌子，行欺骗敛财的勾当。这些人就算是企业家，也只能是企业家的败类，终将被历史所淘汰。
近几年来，关于“企业公民意识”的讨论不断升温，表明了企业和企业家恪守社会和商业道德的日益重要性。什么是企业公民？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先生认为，一个“好企业”应当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2003年众多CEO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歧视、薪酬公平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四是对发展的广义贡献，主要指广义的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向贫困地区或弱势群体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等。
恪守“企业公民”原则的公司可以获得很多优势，更何况当今世界信息的透明度在增加、传播速度在加快，消费者对一个企业的口碑也越来越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而美誉自然会带来理想的利润。今天的商界和社会环境充满竞争性，顾客有着无数的选择机会，倡导企业公民意识不仅有利于提高客户和员工的忠诚度，同时可以把增强企业公民意识看成是一种新的竞争工具，因为对社会当前所面临的长期性挑战的理解，可转化为寻求创新和创造商机的动力，从而推动商家去更快地开发更多更好的产品。有远见的企业家理应成为树立“企业公民意识”的实践者和带头人。
政治纪律、法规纪律和社会道德纪律是每一个真正企业家的立身之本、治企之基、力量之源。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