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传说中，日本系为太阳神创造，天皇是太阳神的子孙，所以日本国名的含义就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的地方”。日本的国旗也俗称“太阳旗”，一轮红日辉映白色旗地，体现了日本人对太阳的无比尊崇，使之成为日本理想的象征。尽管经历过二战失败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日本还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的巨大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日本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仅比中国早上一年，这支当时在亚洲根本入不上流、在国际比赛中很少能打赢中国的国家队却早已是今非昔比，目前在国际足联的国家队排名中长期稳居亚洲第一，其水平提高之快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人为什么能这么成功？答案是多方面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在日本成功的背后，日本人特有的精神文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有在日本生活八年的经历，迟尚斌的身上自然也沾染不少日本文化的色彩。迟尚斌坦承在日本的八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1987年东渡日本，起先以打工刷盘子谋生，历经坎坷，1993年开始在大阪钢巴青年队当教练，韩日世界杯时日本队的著名球星稻本润一和场上队长宫本恒靖均曾是他当年的队员，他手下的这支青年队还获得了1994年日本青年联赛冠军。迟尚斌认为日本足球很年轻、有活力，最大的特点是严谨，日本足球之所以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与严谨这个特点是有很大关系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迟尚斌也特别讲究严谨，这个特点从他的第一堂训练课开始就显现出来。场景一 2月22日，迟尚斌在队会上跟队员们见了面。在稍微介绍了一下自己与球队目前的情况之后，迟尚斌便让队员们挨个介绍自己。迟尚斌首先向队员们宣布了的新规定：一定要吃早餐；如果球队规定要集中住在队里，任何人都要遵守，不能搞特殊化。一定要吃早餐是以往大迟在日本带队时学回的经验，日本的球队都规定球员要吃早餐。 在训练结束后，迟尚斌特意召集队员们进行了一次总结，他说：“我们以后的动作还要再快一点，在场上要讲究阵型的保持，为什么中国人踢不好，不是因为中国人脑子笨，而是不注意整体性的发挥。”迟尚斌特意以日本球员为例教训队员们，“日本球员的身材并不高，力量和身体都不如我们，但是他们踢球都是奔着球来，一定要把球控制下来。他们一直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们能够打好比赛。” 在总结的最后，迟尚斌还要求队员来一个日本式的结尾。他跟球员说：“以后训练结束后，我都会说大家辛苦了，你们要说谢谢。那好，今天就这样，大家辛苦了。”队员们回敬以“谢谢”，但是迟尚斌对于队员们的回答不太满意，“声音太小了，不齐，再来一遍。”这一回，大家的回答让迟尚斌很满意。 场景二上任仅仅5天，想象中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迟尚斌，用铁一样的规定和奖罚分明的管理手段，着实给深军上下一个“下马威”。一位主力队员惊异地说：“原来说朱导抠得细，没想到大迟抠得更细。” 留日多年的大迟，似乎继承了日本足球的管理风格。队内会上他说：“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人家，因为我们整体不行；为什么我们整体不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行。”规矩随后就出台了——从训练场上球鞋的摆放，到场下集体吃饭的纪律，大迟一点不含糊。最大的变化是早晨就餐。深圳队实行的是走训制，大迟仍沿袭，但他要求教练和队员必须在早上八点半集体在球队餐厅吃早餐。赛前要封闭时，他规定所有人都要遵守时间，不搞特殊化。大迟解释说：“日本留学的经验告诉我，从营养学角度考虑，吃早餐能够使球员在晚上休息过后及时补充所需营养，对保持状态极有帮助。而且，这也有助于改变队员以往“晚睡晚起”的习惯。 大迟的烟瘾是出名的，但他宣布在队里所有集体活动中，任何教练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抽烟，违者重罚。于是，即使训练结束后，大迟走回笔架山的途中，也没有抽烟，这种“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令其他人不敢违反队规。要求集体进训练场，要求训练后互相说“谢谢”，要求队医把伤病号的轻重缓急写成报告，要求……大迟规矩很多。大迟说，用制度才能真正管队管人。
然而迟尚斌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收到意象的效果，他的这套日式规矩在执行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场景三 大迟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在日本八年所学的治队思想——从严从细。迟尚斌整理了一套详细的队规，发给球员人手一份。然而在球队亚冠首场战胜磐田喜悦的晚上，大迟就尝到了苦涩——球员各自找朋友庆祝去了，到了归队时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发怒的迟尚斌挨个给球员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人却寥寥无几。直到第二天早上规定的吃早饭时间，大部分主力球员均未归队。迟尚斌的威严第一次受到了如此大的挑衅。 场景四在深圳队，一部分队员是住在外面的。按照队里规定，这样的队员在赛前两天要归队，但到了规定时间时，有的不来，有的队员喝到夜里一点多才回来，醉醺醺的，站都站不住。甚至有的时候，球队在训练，队员跑过去了，旁人还能闻到酒气。 “我们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你到底知不知道深圳的夜生活？” 由于不满大迟的严格管理，大牌球员曾经这样直接诘问大迟。这是球员和迟尚斌第一次正面交火。 场景五亚冠联赛第一场到韩国时，深圳队松松垮垮地走出机场，上车的时候你找我，我找你，被找的人回来了，去找人的人又不见了，50多分钟才聚齐。接球队的大巴本来不能停太久，没办法只好等着。在越南，接待人员都看出球队在遵守时间方面的差距。本来去机场只要10分钟，接待人员却要求球队提前45分钟到1小时出发。就算这样，球队本来定好的是8时30分出发，但起码有五六个队员到8时25分才下楼吃早餐，等他们吃完，时间又晚了。迟尚斌内心里很郁闷，他搞不懂自己“制订的条例，里面的内容都是一名职业球员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则。除了规定作息时间外，就是些不准赌博喝酒等纪律要求。我不是一个死板的铁面无私的人，只要说的过去，我愿意给队员足够的活动空间。但就连这基本的简单的条例，有的球员都接受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过去的生活与这条例差距太大了。”
“管兵要严，用兵要狠！”这是大迟的老战友、辽宁省阜新军分区司令员赵世杰为大迟提出的建议。对于军人出身的赵世杰来说，在严格军纪方面他最有心得体会。“无论是什么队伍，军纪不严，管理不力，人心涣散，无论多强壮的兵，都很难打得了胜仗。你看咱们国家出成绩的运动队，哪个项目不是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可是球员们并不理会这些，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我行我素，而迟尚斌则天真地认为一旦球员与俱乐部签署了合约，那就表明他是俱乐部的一员，那就只能按照俱乐部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办事。双方各不相让，一时间迟尚斌成了中国足坛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在处理了几名球员之后，他便被球迷高喊“下课”，甚至被媒体冠以“疯杀”、“暴政”的恶名。了解迟尚斌的人都说他是个厚道人，可这次为何遇到这么多的麻烦？我一直在琢磨，迟尚斌遇到麻烦的根源可能在于他实质上是在推行一条“洋派”管理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说白了就是将自己与球员的关系定格在“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上面，而这可能是犯了中国人的忌。为了证明我的猜想，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几位外国教练的故事。巴西人塔瓦雷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脾性乖张、言语张狂，虽然他的执教能力为人肯定，但在中国任教期间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老塔坚持没必要和队员称兄道弟，他说：“我是个职业教练，我只对我的工作负责。一个球队里球员是球员，教练是教练，什么一起喝酒、打牌之类的事情，我根本不会去做。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在巴西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也曾自嘲地表示，这也许就是许多人不喜欢他的原因。 前南斯拉夫人乔利奇执教国安期间，这支球队正处于转型阶段，崇尚铁腕治军的他被赋予了改革者的责任，国安俱乐部希望他能重新塑造一支球队。但乔利奇的严格管理遭到了老队员的阻挠。乔利奇说：“我有自己的立场，我关心的是球队的发展。我并不是想抛弃所有的老队员，只要他们有进取心，我也会派他们上场的。要知道，对一支球队进行改革必然要付出代价。” 在乔利奇的调教下，国安队部分年轻球员已开始成熟，并在比赛中表现出一定实力，可2000年甲A联赛刚开始3轮，他就遭到了“下课”厄运。乔利奇痛心地说：“我感觉被出卖了。中国足球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是急着学习和理解足球，而是挣钱。还有更危险的问题：一些球员可以跟俱乐部分庭抗礼。金钱很可能会断送中国足球，而你们还将付出失去一代又一代年轻新秀的代价。” 乔利奇说他选择到中国执教，初衷是为了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后来他发现必须面对许多实实在在的困难，这其中有人为的因素，他说：“中国的足球环境十分复杂，问题的症结就在那些想操纵中国足球的人。他们并不想学习先进的战术，只是想操纵。” 执教过申花队的皮特科维奇生于克罗地亚人，脾气温和、待人客气，可就是他，也对中国足球一肚子怨气，“我想不通，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球员耍大牌、摆架子，他们难道不怕饭碗被砸吗？” 皮特的好脾气使得他在与队内“大佬”交锋中处于下风，而在他一再退让的同时，球队成绩也一跌再跌。很多时候，他被舆论认为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教练，可事实却是，在中国遭受失败的他回国后即成为塞黑国家队的主教练。显然，是中国足球环境没能让皮特发挥出他的“功效”，是足球“交际学”的匮乏令他在中国尝到了耻辱。事实上，迟尚斌的脑子如果稍微灵活一点，他或许能够避免后来让他丢足脸面的结局。迟尚斌刚到深圳时，李玮峰代表球员要请他吃饭，说了三次，可迟尚斌说教练和队员没必要吃吃喝喝，断然拒绝了。大迟越是心想把关系简单化，事情越是复杂起来，这就是中国。
关于这一点，如今在英国踢球的郝海东深有体会，他说在国外，教练和队员都很简单，教练把训练内容安排好了，大家训练，安排几点练，练什么，计划上写得一清二楚，遵守就行，大家都尊重合同，教练和队员谈得来，就是喝杯咖啡，谈不来，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完了，然后大家各干各的事。但国内不行，合同都乱糟糟的，今天他说了算，明天又是你说了算。“其实你说踢球，外国人能好到哪里去？我经历的很多了，他们就是环境熏陶得好，迟导，你说要是我从生下来就在英国踢球，在他们那个环境中成长，我会是什么样？会比他们差吗？他们就是简单，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们呢？”中国是个特别讲究人情世故的地方，在集体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情商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仍以足球队为例，当年在厦门队，队员高玉勇和石勇跟随蔺新江踢球已十余载，他们觉得自己能有今天的事业，与蔺新江早年的教育、指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俩对蔺新江十分感激。石勇说：“中国有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与蔺导都相处十几年了，十几年有多少天啊，你说我们之间的感情能不深吗？”高玉勇则表示：“当初也是他带我们来厦门队的，所以不管是训练或比赛，我们应该带头做好，特别是在球队的困难时期，我们更要配合他的工作，别总让他老人家操心”。所以说当李玮锋对迟尚斌说“我一定好好为迟导踢”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多么希望得到大迟的回应，只可惜木衲的迟导没有领会徒弟此时此刻的眼神。在无法真正做到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人情在这个时候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甚至成了维系教练与球员的一条最关键的纽带。这条纽带结实了，球员会全力以赴为球队卖命，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将变得不再那么敏感和激烈。迟尚斌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以为抓住了高层的救命稻草就万事大吉，却忽略了与球员之间带有人情味儿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很长时间以来，是“以人为本”管理还是“制度化”管理，一直是中国足球摇摆不定的两条主线。以深圳健力宝为例，据说前任主教练极尽“义气”二字，深得手下信任，甚至连俱乐部欠薪，他都替球员出面讨要，有“教父”之称。至于俱乐部长达八个月没发工资，而球员依然能够抱成团，并最终拼下联赛冠军，更成了一段佳话，这是典型的“人性化”管理。但是批评者却说“人性化”管理其实就是一种伪管理。没有规矩则无所谓成方圆，总是凭个人的所谓“亲和力”去管理一个团体，那不叫管理，而是一点一滴的吞噬团体原本健康的肌体，任何的变化，都会让它变得弱不禁风。这种争论或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下岗后的迟尚斌正在渐行渐远，不过在他完全退出媒体视线之前，有一个画面应该定格在人们的记忆里：或许是在日本呆了八年的缘故，每次训练结束，迟尚斌都会脱帽向球员致敬，然后说一声“大家辛苦了”。大迟常常感慨，这些本是中华民族的礼仪，被小鬼子们学去了，然后被发扬光大，反倒在中国逐渐销声灭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