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手中的尺子
似乎每一次对哲学问题的探讨都是虚幻的，或许是因为我们通常缺乏深入探讨这类问题的勇气，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认为把哲学问题挂载嘴边的是一群疯子。但我们还是倾向于探讨某些问题的深入答案，因为我们通常强烈地希望获得最简洁有效的思维方式和做事原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标准，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尺子，然而正是这把尺子，现实的世界其实赋予了他并不简单的含义。
尺子的刻度
我们对问题的态度取决于我们衡量问题的尺子的刻度，如果我们选择的刻度足够的大，那么几乎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如果以500年为一个单位看待人类的历史，那么无疑每500年人类都在各个方面向上迈进了一个大大的台阶；如果把这个刻度选择为100年，也许答案仍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如果我们继续缩小衡量尺度，把刻度选择为10年、5年、1年……很多问题便会暴露无疑。
经济学者们通常喜欢用人类决策的理性来分析特定问题中人们的决策过程，同时在这一理性人的假设之后，逻辑思维让这些人向前跨越了更大的一步：由单个决策者的理性以及自私能够令市场总体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尽管到现在无论使用拓扑学也好、不动点定理也罢，都不能给出对这个命题的满意的证明，但大多数学者都对此深信不疑。有了这样的分析基础，人们很容易把更宏观地问题也了解成具备理性的，但事实是人类的历史并没有给出足够有说服力的支持性的证明。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我们衡量问题的尺度上，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如果衡量身边正在发生的问题，那么我们不可能选择很大的刻度，但在细小的尺度的条件下，整体并不具备可靠的理性。
我们都深信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但我们不可能用一个500年、100年、50年这类的大刻度来评价任何单个的生命，所以时间基本上不会解决对我们这些个体有效的什么问题，就像凯恩斯那句很著名的话所说的那样“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去”。因此那些试图依靠长期理性而解决问题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根本上是不会存在任何帮助的，其中也包括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事情仍然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历史理应由英雄所推进。
被扭曲了的尺子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用简单的标准去衡量世界，非对即错、非此即彼。但事实上这类简单逻辑往往最容易受到各种难题的挑战，由于我们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手里的这把尺子也很可能更应当是弯曲的。
昨天我去买了两件衬衫，由于商场赠送返券，我实际上只花了一件衬衫的钱。回来后跟同学谈起此事，他们觉得那件JACK&JONES太贵了，300块钱相当于很多最底层的人一个月的收入。我承认他讲的很对，但他们的收入是由他们工作的可替代性和市场愿意为他们支付的价格所决定的，从这一点上看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从我们最直观的感觉上讲，这的确很不合理。事实上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有很多衡量的角度，而且可以说每个角度带来的结果都可能不同。
使用弯曲的尺子看待世界并不等于圆滑、世故，而是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事实上不仅仅是我们每个个体会面临这样的挑战，法律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专利法保护了那些发明者的利益，使发明者能够从创新中获得收益，从而促进这个社会技术的进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专利法实际上也在引发很多弊病，还是以INTEL为例，如果这个世界的芯片技术真的被INTEL完全垄断，那么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增长风险，首先如果没有AMD这类竞争对手，INTEL很可能不会推出奔腾四代，因为原有的技术已经足够维持这个企业的收益，而我们的对手如果从零开始研制芯片，那么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资金上看，都几乎是没有可行性的。或许INTEL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停滞不前，但由于市场中只有这一家研制芯片的机构，那么一旦他所推出的新一代技术失败，就等于整个世界在这个领域的失败。事实上，我们正面临着PC技术增长瓶颈的压力，如果没有更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现有的芯片已经很难再有所发展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当对由技术专利所造成的垄断施加干涉，以降低整体的风险。但如果这样做的话，一方面法律标尺也将变得弯曲，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界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保护专利，什么时候制裁垄断。
尺子的被扭曲让我们原本以为可以简单的世界变得复杂化，尽管我们更情愿用最简单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却不得不学会使用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换位思考的方式来分析很多复杂的问题，不幸的是博弈论的发明者恰恰就是饱受了精神分裂症的折磨。
主动还是被动
我曾把一篇很长的文章转贴在了经济观察报的论坛上，后来有人回复我的帖子中写道：“看了这篇文章才体会到很多我们原本认为邪恶的东西其实并不那么邪恶，很多我们原本深信不疑的东西，其实很值得推敲”。我非常欣赏这句简洁的表达的含义。事实上我们的确面临很多难以判断的问题，尽管如前面所说，我们的手中的尺子是小刻度的，弯曲的，但我们仍然无法了解我们的尺子应当如何弯曲，我们如何选择？昨天的阅读中，再一次看到了我上个月所读到的那个“现实期权”的理论，只不过在这里他又换了一个名字，而成为了“柔性管理”。说得复杂点他是力图规避正态分布曲线左侧那一部分的一种有效工具；说得简单点，他类似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做法，只不过决策者必须首先预定这一机会，就像购买股票期权一样，我们有获得这一机会的权力，但不承担使用机会的义务。
我们需要主动地获得更多的信息，在没有足够的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凭借经验或干脆是直觉去判断、去预测一件事物的前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了解的信息也就越来越充分，我们的判断也就随之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很多人并不会随着信息的丰富而主动地去调整判断，而一味保持尺子原有的状态。在柔性管理中有这样的一句：“好的管理者会运用他们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对他们公司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进行管理，进而提升公司的价值；更加优秀的管理者则善于寻找、利用和发掘这些不确定因素背后隐藏的机会，从而为公司创造价值。”主动与被动的差异就在于此。
什么使我们浮躁？
记得1998年我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当年出版了很多直到今日也很有影响力的文章或是思想评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本书便是何清莲所著的《现代化的陷阱》。也许是因为我刚进大学校门，自由选择阅读范围刚刚开始的缘故，那些读物带给了我很多思维方式上的变化。但到了1999年以后，直到今日，我很难在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2001年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的小册子竟能引起轰动已经足以说明问题，而同样是那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领袖都宣称自己这一年最喜欢读的书是《杰克维尔奇自传》。
有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深度的作品一夜之间消失了呢？起初我把这些归咎于言论的管制，当然这的确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比如何清莲等人的出走，南方周末的换血等等。但这似乎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1999年恰逢互联网在国内真正普及的时候，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一下子使我们难以应对，难以思考了。小的时候听过一个学画画的故事：一个人一心希望能够成为画家，但他的作品总是无人问津，后来他去请教一位高人。高人问他多久画一幅画，他回答一天三幅。后来那个高人指点他说“你可以试试三天画一幅，或者三年画一幅。”果然那个家伙变得很成功，然而到了今天我们恐怕都不容许自己三年才画一幅作品出来了。我们的世界正迫使我们把原本就很小的尺子的刻度变得更小，我们的决定变得更短视。现在面对互联网，我通常半个小时便写一个1000字到2000字的帖子，然后发出去，或者我只用2秒钟就可以转贴一个任意长的文章。同时我相信具备与我同样速度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所表达的观点通常是那些短期的观点，但恰恰这些观点在影响周围的人，越来越庞杂的信息让大家都难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当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呢？
在爱因斯坦的眼中，时空是扭曲的，重力场使时空发生了扭曲。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物理学疯子的观点，并且时至今日人们仍努力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就在上周美国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试验花费巨资来寻求答案，但爱因斯坦终究成为了最伟大的物理学领袖。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要不是涉及超大规模的重力场，是不会有人选择使用爱因斯坦的理论的，为什么？相对论对于普通问题而言显得过于复杂了，而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虽然被推翻，但仍然作为相对论的一级近似而被普遍使用。事实上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厌恶复杂、繁琐的，我们都希望获得最简洁有效的途径，这也包括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希望统一自然界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因为他深信，这个世界是靠简单规律支配的，虽然他没有成功，但很多物理学家成为了“大统一理念”的继承者，他们仍在继续，尽管他们目前所描述的大统一条件让我们无法验证，而且也找不到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制造一个太阳系大小的粒子加速器，也不可能生活在大统一条件的能量状态下，毕竟信奉熵与经济有关的人认为紊乱度的增加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大统一条件下的熵值高得不可思议。
我们同样试图去寻找一种简单方法来驾驭我们手中的尺子，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待问题。前几天与同事聊到安邦咨询的创始人陈功先生时，偶然说道了咨询顾问的三板斧，其实这种说法等于完全的自我曝光：逆向思维、换位思考再加上信奉自由市场。结合这三点，你所提出的观点以及支持你的观点的理由将具备惊人的威力，事实上安邦的简报集所能包含的恰恰就是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