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是个哲学术语，为亚里士多德首创，后来的哲学家沿用亚氏的这一用法，把关于哲学基本原理、问题的学问称为“第一哲学”。本文效仿哲学家的用法，把关于对企业管理咨询的基本原理、方法的一些思考称为“第一咨询沉思”。所谓“第一”原理，指的是那些最确实和简单的规则。然而，这些最简单最基础的东西，也是最常被忽视的原理，而且忽视并不是偶然的。纵观人类智慧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往往热衷于对内容庞大、形式复杂的事物深入分析探究，对极其简单和基础性的东西，却少有人愿意去涉及，所以对这方面的研究极其薄弱，即使一向以研究与使用智慧著称的企业管理咨询业也不例外。 为什么会这样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我们知道，细胞虽然非常微小且结构简单，但它的好坏，才是真正决定体质优劣的根本。同样的道理，基本的原理与方法不正确，就不可能成就真正的成功。然而在现实中，就因为忽视基本原理与规则，造成的失败总是屡见不鲜。更不幸的是，在总结与反省时，对这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视而不见，由此造成了错误的循环和反复。此外还会造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尴尬。比如说企管咨询这行，没有人不知道“麦肯锡方法”，却很少有知道麦肯锡方法的基本原理。这样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的学习与效仿，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另外，本文阐释的一些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在演绎与归纳中外古今的学者、思想家对哲学研究要理，并尝试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转换到企管咨询方法论上来，所以涉及到哲学层面的理论及术语会比较多，读起来可能有些枯燥。然而，哲学是对智慧研究的最基本学科，各种科学都是借鉴哲学的原理，所以，我们要达到探索真理，推导企管咨询第一原理的目的，从哲学开始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必不能建造出坚实的屋宇来。
反思“中国式咨询”
系统地追溯与反思中国企管咨询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鉴于资料的缺失与笔者的学识限制，很难在此作全面系统地展开描述。而且，这也不是本文的研究方向。在开头交代这一话题是为后文的探讨作铺垫的，以便于读者的理解，并保持思维的连贯。
所谓“中国式咨询”的提法，是相对国外发达国家企管咨询方式——姑且称为“西方式咨询”方式而言的。这种提法大致基于笔者爱好及用语的习惯。那什么是“中国式咨询”？这得从笔者大学时的一篇论文《广告创意观与东西文化反思》说起，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提到从研究中西文化可以得出，中国人思维（东方人）擅“圆道（圆滑而感性）”；而西方人思维擅“线性（直观而理性）”。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东方人）的消费者容易被情绪影响，所以在中国市场，采用的创意路线应以“情感”路线为佳，表现形式为“艺术的广告”；而西方人则更多的重逻辑与推理，所以采用的创意路线应以“理性”诉求为佳，表现形式为“科学的广告”。
按照论文的结论，我把艺术、情感为主导的创意称之为“中国式创意”。本文沿用以前的方法，把同样以艺术、情感为主导的企管咨询方式称之为“中国式咨询”。两种名称很相象，也同衍生于中国文化传统，但事实上笔者对待两种方式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推崇“中国式创意”，而反对“中国式咨询”。推崇前者的理由是，创意的对象是消费者；反对后者是因为企管咨询的对象为企业。调动消费者冲动是促销，调动企业冲动往往是很危险的。所以，对消费者可以动情，对企业则应是动理。而不是用调动消费者感动的方法去调动企业的冲动。
然而我的 “中国式咨询”提法，难免是粗放的，不过在前文提到过，这只代表笔者的观点，是从大画面、大关系视角得出的结论。并且还是有来由，当初笔者还未进入咨询业，在读到国外咨询与本土咨询公司的报告时发现，本土咨询公司的报告对现状、远景、成果的描述不遗余力，给人以“激情”见长的感觉；国外咨询公司则以各类市场、财务等数据见长，整页PPT，有时几乎看不到描述文字，给人以“理性”见长的感觉。打个比喻，本土咨询公司的报告读起来像“语文”，国外咨询公司的报告读起来像“数学”。
按理说，感性见长的“中国式咨询”与中国文化传统正好水土相服，好像是适用中国企业的。然而无庸讳言的事实是，即使在中国市场，我们本土咨询公司也还无法与国外著名咨询公司如麦肯锡、波士顿、罗兰贝格等相抗衡。所以，本土咨询界要缩短与大牌国外咨询公司的距离，并有所突破，反思与总结是很有必要的。而不是自以为找到了路，一味闷头往前冲，等到一路走到黑时，才蓦然发觉，方向与方法不对的努力与勤奋，只是让我们与正确和真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另外，对于我自己而言，深刻知晓建构企管咨询原理体系是一项庞大而严肃的工作，也知道我提出的这些东西很可能有错，因为我从来没有幻想到我的心性比其他一般人更完善。所以有必要说明的是，我的这些思考规则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去遵循，只是描述我如何督导自己的理性，并希冀对读它的人有一点启示，这便足够了。
第一个咨询原则：普遍怀疑
“我知道什么？”这句话是怀疑主义哲学家蒙田的座右铭。当人的自我褒扬已达到极致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可以想象，如此敢于与此背道而驰，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的确，对于人类的狂妄，是需要泼一些冷水促其清醒的。这些冷水便是站在第一哲学的层面上，对现有的一切知识体系和认识方式的反思。
读过哲学的人都知道，古希腊思想家大多充满了怀疑主义精神，大智慧者告诉我们，绝不要承认任何事物为真，除非我明明白白知道它确实为真。笔者认为，这种普遍怀疑论同样是适用于咨询原则的，做咨询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则必赖于真理的获得与应用，普遍怀疑无疑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所以，要想追求真理，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找到，必须尽可能地把所有关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
怀疑的理由是，因为原来我们所接受到的一切知识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有的确实程度高，有的确实程度低。而它们又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从而使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了许多偏见，把这些东西都信以为真，阻碍了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
对于这种普遍的怀疑，欧洲哲学的始祖，理性主义的先驱勒内8226;笛卡尔(Ren¨DesCartes)作过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把它比作建造大厦，为了找到坚实的基础，先把“浮土和沙子排除掉，以便找出岩石或粘土来”。二是把这种怀疑比作挑选烂苹果，如果要在一篮子苹果中挑选出烂的，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把篮子倒空，然后把苹果一个一个的检查一遍，再把看到没烂的捡回到篮子中。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在我们原先头脑中存在的知识，不管它们当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论，为了不犯错误，最好的方法还是先都倒出来——普遍怀疑，再对它们逐一加以研究，保留那些被认为是真理和无可怀疑的东西。当然，需要警惕的是，笔者这里指的普遍怀疑是方法论上的怀疑，它不同于怀疑论者为怀疑而怀疑，这样只会走向虚无主义。我们运用这规则是以发现真理，得到确实的知识与解决问题方案为目的的。
第二个咨询原则：像做数学一样的做咨询
“万物皆数”是古希腊著名的学者毕达哥拉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凡物皆数，万物皆数，数是事物的原型，也构成宇宙的秩序。如果想认识周围的世界，就必须找出事物中的数。一旦数的结构被抓住，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所以哲学界认为，在所有知识中，唯有数学与几何才最具资格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同时，数学方法也是普遍知识的方法，笛卡尔在《探求心灵的规划》一书中说：“那一长串连贯的推理极其简单容易，几何学者常习惯应用它们以获得难证明的事理使我联想，凡在人的能力所能认识的范围内，都有同样的情况，只要你不把任何不是真的当作真的，并遵守演绎程序由一事理推到另一事理，那么就绝不会有遥不可接、隐不可明的事理。数学方法也是其它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真切而简易的规则总汇。任何人都能应用，并且十分方便，只要你仔细遵守，决不会把假的当作真的，日将月就，知识便会不期然地逐渐增加而得到理智所能知道的最高知识。”
数学上所应用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直观；一是演绎。所谓直观的东西，是区别于感观的，它不是起源于想象力错误地构造出来的骗人的判断，而是一个完全用不着怀疑的东西。譬如：每个人洞悉自己存在的事实；思想存在的事实；三角形只有三边以及球形只有一个表面的事实。只要我们应用心灵之眼观看这些事实，立刻就有明显的感受，心灵便具有这些事实的明显观念。这些观念即为单纯的观念。同理，在我们做咨询项目也是一样的，在研究任何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通常遇到这类单纯的观念。一切难题的解答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
演绎也是理智的活动，但是和直观不同，它们不是理智的单纯活动，必须先假定了某些真理（或定义)之后，然后再凭借这些定义推出一些结论。譬如：我们知道了三角形的定义和定理之后，可以推出一个三角形内角的总和等于两直角之和。所以直观的功用是在于提供科学和哲学的最新原则。而演绎则是应用这些原则来建立一些定理和命题。演绎并不要求像直观所拥有的那种直接呈现出来的证明，它的确实性在某种程度上宁可说是记忆赋予它的。它通过一系列的间接论证就能得出结论，这就像我们握着一根长链条的第一节就可以认识它的最后一节一样。
这就是说，直观是发明的基本原则，演绎是导致最基本的结论。不过也有哲学家认为演绎是有缺陷的，因为由同一个原则往往会演绎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应当有另一个方法来纠正它。这个纠正的方法就是经验，即所谓的诉诸事实。总之，直观就是找到最简单、最无可怀疑、最无须辩护的人类知识元素，即发现最简单和最可靠的观念或原理。然后对它们进行演绎推理，导出全部确实可靠的解决方案。推导这一原理，我们会发现这与麦肯锡公司的“以事实为基础”大致是同出一辙的，或说麦肯锡方法本身源于这一原理的。
第三个咨询原则：由简到繁，逐步分析
在上一规则提到了，几何学家为了证明最困难的问题，总是利用一连串简单而容易的推理而达到结论。这规则告诉我们，一切难题之所以为难题，是因为复杂的缘故。那么，如果我们将一个难题分析成为千千万万个微小的部分，使其单纯化则难题也就不成为难题了。麦肯锡公司提出的“先摘好摘的果子”，以及“香肠一片片切开吃”都是基于这一原则的。这规则的应用要点是，首先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从认识最简单的事物为起点，然后，一步一步地前进，探询其它的真理是否能从这个真理中推演出来，并且另外一些真理又从这些结论推演出来，这样由浅入深，由简而繁的依次去做，那么世界上便不可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和不能发现的真理。
分析这条规则，可以得出它是根据这样一个信念：假定一切事物皆有一种程序,如果不能从事物本身找出一种自然的程序，至少也应当给它构想出一种逻辑的程序。这样，分析与综合兼用才完美齐全。因为综合的原则是：先确定定义和公理，然后借助几何式的证明程序，由单纯的定义和公理到达复杂的知识。综合与分析原先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两种程序：分析是倒溯的程序，旨在说明复杂观念是由许多其它单纯观念所组成的；综合是前进的程序，旨在证明某个或某些单纯观念能与其它单纯观念组合而成为另一种观念。这两种认识的程序彼此有密切的关系。分析的最后元素是综合的最先元素，当一个观念不能再被分析时，就是分析的终极。
同样地，当一个观念不能再容纳其它观念的组合时，就是综合到了饱和点。这两种观念是从数学中提取的，但是他们在数学中的应用和在哲学中的应用却大不相同。数学中的分析与综合是分开应用的，而在哲学中，两者则应当联合运用而成为一种程序，因为如果一物不是综合的，那么它就不能有分析。如果一物不能分析，那么它就没有综合的存在。此外，在分析中，我们假定单纯的才是明显的，复杂的则是有疑问的，因此是由不明显推演到明显，也就是由不知到达知。把那些不为所知的最后元素当作已知，把已知的最先综合当作不知。在综合中，我们同样假定单纯的才是明显的，复杂的则是有疑问的，不过它是由明显变为不明显，所以把那些已知的最初元素当作知，而把那些不知的最后综合当作不知。
第四个咨询原则：彻底复查，确无遗漏
这条规则的设立，是为了辅助分析与综合的应用。它告诉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把你的思路理清楚，在避免困惑及纠缠不清的同时，你的思考还必须是完整的。它包含检验综合的步骤和清点校核分析的部分，使在演绎时严格地遵守演绎的连贯性，不使其有越级的情形发生以保证真理的明晰和必然。
所以，详细列出那些和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无一遗漏，就可以保证推理的正确性。这与麦肯锡公司的MECE（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原理相通。麦肯锡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先列出你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的各项组成内容。当你觉得这些内容已经确定以后，仔细琢磨它们。是不是每一项内容都是独立的、可以清楚区分的事情？如果是，那么你的内容清单就是“相互独立的”。是不是这个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出自所列内容的一项（而且是惟一的一项），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把一切都想到了？如果是，那么你所列的内容就是“完全穷尽的”。这告诉我们，从确实性来说，列举尽管不如直观，但还是能够使我们对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东西作出正确的、确实的判断。通过列举我们可能获得比通过其它任何类型的论证（简单的直观除外）所能获得的更确实的结论。
结语
最后要交待的是笔者自己，由于涉足咨询业不久，而从事这一行是讲资历与经验的，即认为知识取决于经验。如果按这种行业信念，发表诸如企管咨询原理研究课题本不是最适合的。然而，我这人比较固执，相信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原则》一书中所说的“知识的获得并不取决于经验，而有赖于心灵的使用（笛卡尔在23岁时就提出建构原本空白的哲学原理体系）”，他又说“最大的心性可能造成最高的优德，也可能造成最大的恶行；那些行走缓慢而遵循正径的人，可以比那些飞奔疾驰而背离正道的人有更真实的进步”。即经验只代表某个方向长度，与正确知识获取与否无关，更重要的思维与做事方法的正确。
基于这个认识，我还是决定不嫌浅陋，把我的一些对于这方面的思想方法记录了下来，虽然其中除了一些或许值得仿效之外，多半恐怕是不大适宜采用的。但我还是希望这些能够有助于一些人，而无害于任何人；也希望凡读它的人，能得到一些有益地启发，并能同情我的直爽和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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