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立刻去远方，这是一个急迫的理想。人人生存在生活的此岸，人人渴望着宽广的自由。此种心境，对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也是一样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应是思想型的企业家和理想的追寻者，也应是有俯视生活能力的人和内心自由的人。
学贯中西的学者早就说了，人间变化了，中国已从中国的中国变成了亚洲的中国，又从亚洲的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中国。农耕的中国在明清之前几乎是没有商人阶层的，商业文化几乎无从谈起；明代开始到清代的１８４０年的３００来年时间，虽然出现了晋商、徽商等著名的“十大商帮”，但都是“中国的中国”背景下的旧式商人，１８４０年后出现的新式商人和现代商人也都短暂而弱小。这些商人还基本上不知道运用远行的力量来增加商业的火焰，虽然诗人们也有“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移”这样的句子，它描述的也只是商人们为逐利而不得已从甲地到乙地的过程。但中国近２０来年萌动产生的“现代商人”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商业企业的管理者知道成功是靠勇气、判断力和商业理想在内心的沉淀，也知道在“世界的中国”背景下如何到大地的远方和生活的对岸去攫取身心之外的力量。
实际上，远行和休闲的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它在儒教和道教的中国也早就存在了，只是它彼时不是对商业企业的管理者说的而已。儒家在强调“入世”的同时，也一直给人们远行和休闲的提示，它讲求“混然中处”，讲求自我在内在超越和通达中的自由境界；而道家讲求“自然的无为”，讲求生命广阔的“自适”行为。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视“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换句话说，也都是把远行和休闲视为人生安身立命的哲学的。而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人产生了，远行和休闲也就变成了新的安身立命的学问了。对我等身在此境中者，这也就是我们生命和企业最重要的几个核心点之一：异域的远行带来身体上的移动，身体的移动带来心理的变化，而心理的变化往往能打开闲适的广阔空间和灿烂锐利的思维，它是看不见的，无形的，但它带动一个人飞跃的力量是巨大的。而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人的飞跃也往往意味着企业的飞跃。
我个人是一个远行境界的受益者。在管理企业的同时，从１９９９年起，到２００３年底，我周游了中国和世界。这损失了很多的时间，也折断了现实中的许多东西，似乎有点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企业的管理者都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事务缠身，身不由己，但是我还是完成了。现在回过头看看，我感到它的价值是无穷的，异域、远方、大地，它告诉了我一个完整的、辽阔的和纵深的人间。自然景观野意旷然，外部世界精湛夺目，我们到西藏高原或非洲沙漠上静静地待几天，我们就会远远地看见自己所管理的企业像一条船一样变得形体和航迹都一清二楚；我们到瑞士和世界五大洲去看看不断创新的“小产品”瑞士军刀，它赫然成了纵横天下的“大商品”，就会一下子明白早出瑞士军刀一两年历史、至今“钢包铁”工艺仍然领先的中国王麻子剪刀必然前途没落，因为它没有创新，也没有去远方和世界的思想。当然，更直接的，是我们自己会以全新的心情给自己管理企业注入清新的锐气。
东方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西方的古人说：世界是一本大书，那些从未旅行过的人只读过它的第一页。这些话之所以一再被我们提起，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证明它们从过去到现在、从东方到西方都是至理名言，它们适合一切积极向上的人，也适合一切积极向上的企业管理者。时间豢养的一分一秒正在喂老世界，它绝不容情的锉也在把我们每一个管理者锉成一个老的管理者。但，我曾经对我的朋友们说：万里路的路，它是我的骏马；万卷书的书，它是我的红旗；在远行的境界里，骏马和红旗时时在把我变成新人。我感到一切确实是这样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没有着意要出一本“周游世界”的书，也没有让记者跟在后面写或拍，我处在这样的机会前面但我放弃了。我认为这样的“行走文学”是浮泛的，不论是世界意义的马可·波罗还是历史意义的徐霞客，他们的行走文字都以巨大的距离落在他们的行动后面。现在这事儿过去了，在我自己行动的后面，一本《远行之美》的书随风而来，这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