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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经济学家“吹拉弹唱”的那些让政府耳根子发软的小曲，习惯了他们对于某个企业的类似于包装促销性质的所谓“学术演讲”，习惯了他们鼓吹的“产业角度”和“学术立场”。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通行的行为准则是把自己的良心揉巴揉巴交给企业，用一个所谓“独立董事”的“虚名”换取一笔还算可观的“交易金”。并从此丧失自我，见风使舵。比如在国资改制的问题上，经济学家总是有“办法”让作为投资股民的我们欢欣鼓舞并继续下注。企业管治环境的混乱，促成了他们昧着良心与民营经济一起膨胀野心，甚至协助后者寻找更多掠夺性的“爆炸式积累”的契机。所以，面对郎咸平对于国资改制的“责难”，他们的反应是集体扮傻式地保持沉默，或者走过场式地虚假支持，或者干脆跑出来直接人身攻击，说什么郎的动机来自于宝岛台湾当局的教唆，以此压垮大陆经济。或者说对于郎的加减乘除式的金融算术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并表示要郎教授读懂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情”之后，再发言好不好。甚至有学者从郎的代言逻辑出发，直逼“郎又是为谁代言？”以及具有多少“做秀”的成分等等。对于郎咸平的指责，除了来自顾雏军的“一切必要手段”的威胁之外，中国其他的企业则选择了沉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感觉到了郎的形单影只，在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和他站在一起”的同时，却出现了一拨又一拨经济学家选择了站到郎的对立面并与之对骂的滑稽局面。在我们为这个经济学家的人身安全捏一把汗时候，飞射而来的暗箭却是来自郎教授最希冀的同盟者。前不久，内地经济学家终于在半公开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聚会。说白了会议的目的就是如何打压“郎监管”。难怪有人说，郎咸平不过是给臭烘烘的茅坑里丢一块石头而已，起不了多大的波澜，但却让我们看清了一群寄生于茅坑的苍蝇的“嘴脸”。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成了寄生于企业的苍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茅坑会越来越臭，苍蝇会越来越多，而那块投下去的石头最终会成为深受“拉屎”者欢迎的一块踏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