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中国企业家》杂志素有交情。早在1999年，李书福还没有成为各媒体焦点人物时，本刊记者就曾专程到浙江台州去，听他呼吁，“请国家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
那时，我们是把他看作一个在强大产业政策、庞大国有企业挤压下一棵倔强成长的小草。我们佩服其顽强生长的精神，我们同情其受到不平待遇的命运。
两年过去了，李书福的呼吁依旧，而我们对李书福的思考却开始超越单纯的佩服和同情。是的，我们依然要向李书福表达我们的敬意——听李书福演讲，你能感受到他喷发的企业家激情、坚韧的企业家意志，如果你不存成见和偏见，我相信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感染。但是且慢，时势已今非昔比，对吉利命运前途的担忧开始更多地占据我们心间。
就在9月中旬，中国已与WTO达成入世的非正式协议。具体到汽车制造业，将在其后渡过六年的保护期，在这期间，进口关税将逐级往下降，进口配额将彻底取消，最后到2006年7月1日，进口关税将降到整车为25％，零部件为10％最后目标税率。前些年，在汽车业，一场全球性的兼并重组浪潮席卷之后，以福特、通用、大众、日产为首的几大汽车集团雄踞着全球市场。中国入世后，由它们挑动的汽车工业全球化浪潮将向所有的中国企业汹涌而来，无一能得以逃脱。而且，最危险、最脆弱的正是那些中国大企业，以及必须借助规模才能生存发展的企业。吉利正在其中。
偏偏在国有汽车企业人人自危的情势下，国家政策继续呈保守态势，千方百计将资源、政策向三大国有集团集中和倾斜。吉利被绝然地挡在了所谓的“公告”之外，天然被剥夺了成长权。
这时，产业脉动、企业方向，显然应该成为每位企业家心中所思考的命题。如果不把企业发展纳入全球化浪潮中去动态考虑，很可能会正确地去做一件错误的事。
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对吉利前景表示担忧。
当然，我们不是先知先觉，我们也无意去判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前面的变数还很多，机会与风险并存。祝李书福和吉利好运。
吉利困境
生产权再度“难产”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焦点是生产权的问题。”李书福仰望天上只有半钩残月的夜空，吁叹一声。这真叫英雄气短啊。
9月，一个宁静的夜晚，李书福和我们一块儿，走在北京亚运村的街道上，夜风带来微凉，入秋了。像往常一样，李书福不无骄傲地昂着头颅，环顾着疾驶过他身边的、或停在停车场的轿车。他沉默地走着，嘴里时不时哼出一段旋律，步速有点快。这个被《福布斯》杂志评为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50人之一的38岁的浙江吉利集团董事长，挎着一个不起眼的小皮包，就这么独来独往，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短短几天内，临海、宁波、杭州、武汉、北京……下一站是天津。他将专程前往那里，观看他的吉利俱乐部球队，一支甲B劲旅的客场作战。
忽然他停了下来，指着泊在路边的一辆“悦达”汽车，叹了一口气，说：“你看，它和我一样可怜。”
和吉利一样，悦达也是没有登上国家经贸委7月底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车种。命运类似的还有华晨中华、英格尔、南亚等这些国有大汽车集团之外的边缘势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李书福的心情就是这样有点不稳定，时好时坏，一不小心就被外界的什么因素刺激。
对那次《公告》，李书福寄托了太多太多的期望。但是，当别人在《公告》刊出当天告诉他，“吉利”被排除在目录之外时，他甚至没有勇气自己拿起那张刊登《公告》的报纸，找寻吉利的踪影。回忆起那一刻的感受，他称，感到相当惊讶、突然。
这些年来，李书福一次又一次在冲撞国家政策的大门，他希望国家能够允许民营企业造车、造小轿车。为此，他频频穿行在京、浙两地，在相关国家部门之间游说。某位自称了解内情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说，李书福单是造车的成本是相当低的，但是为了获得这个造车的权利，其公关费至少以数千万计。
期待再次落空。这意味着吉利的生产和销售被死死地局限在现有的两款车型——“豪情”和“美日”上，这意味着李书福千方百计组织人力财力设计出来的新车型、包括被称为“中国第一跑”的吉利跑车，都只能陈列在吉利办公楼的大厅里仅供参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吉利汽车的改进型和第二代产品将不太可能被批准生产。
但是，李书福造车已没有退路可言了。从1998年到现在，在浙江临海和宁波两地，光是买地建厂，在看得见的资产上，李书福已经投入10多个亿(他不肯透露具体数字)。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允许我们不做了。我们自己不允许，企业也不允许。如果不做了，后果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做，必须朝前走。”李书福几乎是有些苦闷地说了这番话。
于是，为了获取新车的“准生证”，李书福又打起了精神，马不停蹄地四处游说。他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虽然底气有点不足：“眼前，国家经贸委和浙江省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省政府还专门给国务院打了报告。我们也按照国家经贸委领导的指示，在做各式各样准备工作，只要我们按照经贸委和国务院的有关政策来做，我们生产权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李书福还是没有放弃期待。他相信，国家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吉利消亡的。只是，他也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才能等来那一纸“公告”，什么时候政策的大门才能为他打开。
9月，一个宁静的夜晚，走在北京亚运村的街道上。李书福仰望只有半钩残月的夜空，吁叹一声。
这真叫英雄气短啊。
内外无援
记者问：“你一定要自己扛着吉利的牌子走下去?”
好像终于从沉闷的话题中被解脱出来，李书福一拍桌子：“对!这就对了!”
关于一些媒体说李书福急着为吉利找一个大靠山、乃至被招安的说法，李书福对《中国企业家》断然否认了。
媒体的判断来自一些细节，比如今年年初，传出李书福与富康在浙江金华秘密合作，生产富康改装型轿车的消息。比如在几个月前召开的汽车高峰会上，“李书福长时间地握着上海通用汽车老总陈虹的手说：‘我可是天天都想见到你。’遗憾的是，迎接他的仅仅是礼节性的微笑，而不是商业上的热忱。”
国家的政策很明确，经贸秀发文，明确提出要扶植三大国有汽车集团，要将政策向它们倾斜，要把各种生产资源向它们集中，以抵御那个已说了太长时间、至今已觉不新鲜的WTO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的如洪水猛兽的冲击。以吉利为代表的一批边缘造车势力，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国家有意发展的行列之外，所谓的“公告”就是一个最明确不过的提示——就是要剥夺你成长的权利。
针对这样的挤压，一些边缘者已开始想方设法向主流靠拢，与之合流——这也正是政策意图所在。比如安徽奇瑞就主动与上汽交好——将20%的股权双手奉上。奇瑞因此而名列《公告》，从而获得了所需的三厢轿车牌照。
对此，李书福说完全在他意料之中，甚至他早有预感：“当初奇瑞进来的状况和我完全不一样，它实际上还是国有企业，都是国家财政的钱来搞的。所以它融入上汽也好，获得批准也好，我一点都不意外。”
可是吉利不一样。在李书福心底，“民营”的自我意识相当强烈。作为一个在商海浮沉了将近20年的民营企业家，他尝遍了在国有企业夹缝中生长的艰难辛酸。他愤愤不平：“为什么这二十年下来，中国最大的几家企业都是国企?因为民营企业要成长起来太难了!”他甚至说：“凭什么国有企业搞好了，这些人就叫着要分股权?搞破产了的那些人呢?怎么算?这不符合经济基本原理嘛!”
李书福，中国目前惟一一个民营汽车商，在中国林林总总的100多家造车企业里，无法不孤独。虽然同是造车，但是从根儿上，吉利和其他企业没有共同语言。其他企业，不管如何，是有同一个血缘在里面维系着，这个血缘就是它们的退路，就是它们生存的底线，儿子尽管小，尽管不争气，母亲总不至于把它拒之门外、任其生死吧，而吉利不一样，它压根儿就是从民间长出的一个造车异类，别人在冷眼看它，甚至完全把它视作一个笑话。
李书福憋着一口气，他有他的骄傲，在这个骄傲没有被时势彻底击溃之前，他不会轻易投向三大集团中的某一家。今天说起陈虹对他止乎礼节的微笑，李以“呵呵”自嘲式的笑声掩饰心中的迄今未尽的尴尬。”他对我微笑的确是礼节性的，那我说‘天天想见到你’也是礼节性的嘛。谁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谁又知道三大集团在想什么?”
吉利与富康的合作传闻，李书福没有否认，但是他刻意轻描淡写：“这是神龙与浙江金华合作的一个小项目，把富康轿车改装旅行车。后来金华市政府来找我们参与，神龙公司也同意了，我们就投了很少一点钱进去。这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
显然，目前很难找出三大集团主动“招安”吉利的动机，全国有那么多家汽车厂有待整合，何必自找一家先天不通血缘的民营企业?
也有好几拨外国厂商以“谈合作”的名义来找过吉利，“最早来的是通用。”李书福说他最开始还亲自接待他们，渐渐发现这批人不像是来谈合作的，倒像是商业情报机构，来刺探吉利的真实情况。李书福敏感而自尊。他觉得老外不是一个平等的姿态，后来他就再不见类似的合作者了，“谁知道他们是什么目的，不怀好意。”早期来过吉利的老外回去之后也再没有消息，旁人猜测说，可能是眼见了吉利自造的生产线，实在打不起和这样一家企业合作的兴趣罢。
李书福声称，吉利对和外国大公司合作，没有兴趣。“如果合作我们会吃亏的，吃大亏，我们不愿意做这种蠢事。”
记者问：“你一定要自己扛着吉利的牌子走下去?”
在谈尽了国内外企业合作的可能性之后，记者这句提问好像终于使他从沉闷的话题里解脱出来，李书福一拍桌子：“对!这就对了!最近十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成功地创出了民族品牌。我们想不想走这条路?我们有多少资本？我们能不能走通？这都是堆积在我们前面的问题。要尝试着走，不能老踏在别人后面走。什么叫‘企业家’？什么叫‘中国企业家’？!”桌上恰好放着一本《中国企业家》杂志，李书福不无激动地用手指挨个敲打着封面上“中国企业家”五个字，口中抑扬顿挫。
然而，客观来看，李书福手中并不掌握着吉利独立发展百分之百的决定权。倘若政府与之谈判的条件是要求吉利被并入三大集团，否则不能进入“公告”，吉利怎么办？生存无疑是企业最大的选择。
还有，“独立发展”的底线和基本定义是什么?是李书福誓不将控制权让渡于另一个更大资本?是保住“吉利”这块牌子?
李书福没有明确回答。或者，是因为前途实在变数重重，或者，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理性和情感时时刻刻的交织。他的造车梦实在编织得太久、太苦，不到情非得已，他怎愿意与他人分享?在记者反复追问下，他不无艰涩地吐出一句：“我们只能按国家政策去办，政府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允许我们自由发展，会更好。”
有观察者指出，像吉利这样的民营企业，最善于相机而动，不用担心它们与外合作会不会有内在障碍，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极有可能与外国厂商结盟，以合作换发展。
但是，至少目前，无论是国内的三大集团，还是外国汽车巨头，它们的距离和吉利都相当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