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在尽最大努力获取财富的同时，试图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尝试将神圣的义务、有尊严的价值观、简单生活方式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他们的觉醒和努力，恰恰反衬出我们整个社会的异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商业伦理，正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关键一环
礼拜五，晚上8点，上海，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符气清(Desmond Fu)的私人住宅中。2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西装革履的商业人士聚集在会客厅，参与者年龄都在40岁左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投影仪在墙上打出准备诵唱的耶稣赞歌。这并非什么秘密的商业会议，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查经班。
礼拜六，下午6点30分，香港。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FCBMFI)的地区总监陈世强(Hugo Chan)律师走进了尖沙咀的一家酒店。他和200多名教友团聚在餐桌前，没有鲍鱼龙虾，只有简单的冷餐、面包和红葡萄酒。一位中年男士勇敢地站了起来，主动坦白他的灵肉挣扎，希望大家祈祷帮他渡过难关。
礼拜日，上午9点，北京，东三环外的21世纪剧院。门外已经停满了奔驰、宝马、奥迪等各色名车，剧院里的500多个座位难觅虚席。摩托罗拉(Motorola)中国区总裁时大鲲(Daniel Shi)、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的中国区总裁杨薏澔(Steven Yeo)和全场人一道安静肃立，在心中默祷。这里是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一个临时教堂，在它的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
礼拜一，上午10点，台北。潘望博(Tony Pakins)开始了他的心灵辅导工作。这位曾被尊称为“中国咨询业第一人”的前麦肯锡资深董事、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一年多前告别了管理顾问行业。他现在的身份是摩门教台湾传道部会长，领导着200多名年轻的传教士，其中还曾包括他的长子。作为一份为期三年没有任何酬劳的义务事工，他的任期将到2006年7月结束。
在整个大中华地区，一部分成功的港台企业家、跨国经理人、专业精英已经开始自觉接受灵魂的洗练，甚至在商业场合也不再讳言自己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汇丰银行中国区高管作了如此比喻。把他介绍给记者的某资深猎头对其第一面印象深刻：“当时我们碰巧坐在同一架飞机上，他一直翻阅着案头那本厚厚的英文书《Discipline》。我以为那是一本员工管理类书籍，拿过来一看，才知道是专门为基督徒所写的。”
在过去20年中，“财富的意义何在？为了赚钱我需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原则？什么是成功的标志？我该如何处理家庭生活？工作多少才是够？什么情况下我该裁员？”这些问题不断缠绕着像符气清、杨薏澔这样的成功商业人士。
“1993-1994年，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海岛度假，强装欢颜，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很惨。” 香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新鸿基地产副主席郭炳江道出了这些在物质领域如鱼得水者的精神困境。
《圣经》有云：“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但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发展出上帝财富的托管者(trusteeship)职责这一概念后，西方商人们开始主动在信仰和商业这两个世界之间搭建桥梁。他们意识到应当受谴责的不是对财富的拥有，而是富人对他拥有财富的过分依恋。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商人们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污点，正确使用财产，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创造财富，同时还感到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
一个人真正的财富，是他的信仰和信念的力量。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用4句话概括了信仰的真谛：对大自然的心灵感受、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还记得哲学家康德的那句名言吗？“我所敬畏的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2004年，一本名为《敬业》(Respect Calling)的小书在国内卖出了10万册。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
平衡积劳成疾的王均瑶曾感慨：偶尔得以带孩子去必胜客排一小时队，就觉得是“找到了做人的乐趣”
“你看见过死海吗？从远处看，那里被小山环绕，波浪起伏，非常美。但如果你走到前处，你会发现死海里面没有一个活的生物。如果没有任何新鲜的水进来，人可能就像死海一样。”说这番话的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中国区总裁杨薏澔，8年前才开始信仰基督教，他的公司名列财富500强。
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材生过去一直把“事业一定要成功”作为人生目标。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瑞典依莱克斯。1988年加入西门子，先是在德国，然后被派往泰国4年半，接着又调回管理中西欧19个国家的业务。最后被派驻中国，负责中国地区移动网络设备的生产到研发到销售。1996年，当他34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一批升到西门子高管(Top Management)团队的非欧洲人。“我当时恨不得一天48小时工作。就算在陪家人吃饭的时候，还在想业务策略，如何冲业绩好升迁”。而这时，他已经结婚六年。
一下子接手管理19个国家的业务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一开会动不动就拍桌子训斥下属。“要以我当时的性格在北京开车，每天都会打架。”他调侃道。第一次拿到大笔花红，就买了一部本田CR跑车，但他很快就觉得没劲。为了谈生意，他在中欧和中国，到处跟人喝白酒，有段时间甚至以为上瘾了。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却常常惊醒，“我害怕失去这一切，我输不起。”杨薏澔坦言。
他的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有一天牧师讲到箴言23：4-5：“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杨心头大动：“这话就好像直接在跟我说一样。”
一个关于洛克菲勒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曾经有段时间，美国首富做生意很不顺，公司面临拆分，有一天他低头在纽约街头过马路。一个迎面过来的连脚都没有的残疾人大声喊他：“你好，先生！抬起头看看吧！多美好的阳光。”这让洛克菲勒羞愧无比，自问有钱又有手有脚，怎么还活得如此不开心。此后，洛克菲勒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大半财富做了基金会，他死的时候双手摊开，表明什么也没带走。因此赢得了举国尊重。
从此以后，杨开始放慢节奏，减少饮酒。周末，他百分之百地陪伴家人。周日早上则去教堂。“我想我周末不看e-mail，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他笑言。而每个月，他的信用卡里会自动划出一笔款项捐给慈善机构。
两年前，他决定换一个工作环境，从上海搬来北京，从电信行业换到了楼宇自动化。“这个决定虽然看起来很冒险，但我内心很平静。”
“50岁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愿意去大学兼职教财务学。”这是他新的人生目标。
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时大鲲用五个F来代表他的生活。第一个是family(家庭)；第二是faith(信仰)；第三个叫firm，是公司，是工作；第四个是fun，第五个是future。
“五个F一定要平衡。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时大鲲称。
就在不久前，38岁的国内年轻企业家王均瑶因为癌症英年早逝。除了每天工作将近18个小时以应付均瑶集团内外事务，王均瑶还兼任12个社会职务。他留给自己及家人的时间太少，以至于没有时间去逛商店或娱乐，偶尔得以带孩子去必胜客排一小时队，就觉得是“找到了做人的乐趣”。
“每个人都必须平衡工作和生活。信仰无疑是个很大的帮助。我能接受每周工作50-60个小时，但每礼拜必须有一天让我和神、和我的家庭在一起。”博雅公关公司北京总理David Wolf(郎大卫)是一个自律的犹太教徒，在没有客户的时候，他会在办公室里戴上他的犹太小帽。
拥有6个子女的潘望博在麦肯锡时，一周顶多只有两天在家。他很高兴现在做传教士的状态。“我有机会每天晚上和家人在一起。”他说。
财富“看管者”
我们并不拥有财富，相反我们只是财富的看管者，上帝是我的董事长
在一家国际律师行担任首代的简女士给记者讲了一个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的故事。
主人将要远行。走之前把仆人叫在一块并把财产委托他们保管。依据每个人的能力，他给了第一个仆人5个塔伦特(古罗马货币单位)，第二个仆人2个塔伦特，第三个仆人1个塔伦特。第一个仆人拿这5个塔伦特经商并很快又多赚了5个。同样，第二个仆人也多赚了两个，只有第三个仆人把钱埋在地里。主人回来后，跟仆人们结算。头两个仆人都受到了奖励，被允许掌管更多的事情。只有最后一个仆人被骂成“又懒又蠢”。“你看到辛苦敬业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给了西方商人们最大努力追求财富的动力。新加坡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固定资产最高的人中有接近85%信仰基督教。而历数欧美那些最成功的商人，有信仰者占据过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是清教浸礼会教徒，IBM创始人老沃森是新教徒，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是卫理公会信徒，GE的杰克.韦尔奇是基督徒，DELL的董事长戴尔是犹太教徒，CEO罗林斯是摩门教徒，汇丰银行CEO埃尔顿还是一个圣公会牧师。
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我们并不拥有财富，相反我们只是财富的看管者，所以我们不能乱花。如果神认为我们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就会给我更多的财富去管理，这样我的收入也会越多。”现在开着一部普通别克车的符气清说，“上帝是我的董事长。”
潘望博大学毕业于摩门教兴办的私立杨百翰大学。“摩门教徒有很多具有强烈的企业(Entrepreneur)精神”，他以管理顾问的眼光评价。摩门教的发展史已被作为经典的商业成功案例在美国的商学院传播。除学校外，摩门教会经营着银行、医院、工厂，教堂和农场是教会的不动产。摩门教还进军证券市场，是英国航空公司和美国著名连锁超市Target的重要股东。据估算，摩门教会的资产已达到250到300亿美元，而且每年都会有将近60亿美元的收入。
1929年创立、世界最大的专业管理服务公司ServiceMaster公司董事长比尔.波拉德(C. William Pollard)在他的著作《企业的灵魂》一书中，就详细记述了信仰和公司经营的良性互动关系。公司宣言中有4点使命：“尽心竭力荣耀主，助人成长建立，追求卓越，不做蚀本生意。”而创始者波拉德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称头两条是公司的终极目标，而后两点是达到终极目标的途径。该公司的精神文化甚至赢得了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称赞。
“如果一个人要做好教友，就要把收入的1/10奉献出来。我们相信不自私，愿意跟人分享我们的资产，神自然会祝福我们。”潘望博说。一位采访对象称他将自己收入的25%都捐献了出来，“我的经验表明，如果你施予的更多，回报也就更多。”他说。
中芯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张汝京对此深有感触：“在这4年里，我遇到过无数困难，很多次我都在肯求主来救救我，奇迹出现了，我感谢他的祝福。”自1996年以来，他在国内捐建了近20所希望小学。
掌管上百亿美元资产的张汝京，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开着旧式桑塔纳，带着几元的地摊手表是张汝京最贴切的写照；他在视察北京工厂时，厂区南侧的简易小楼就是张汝京在北京的家，他甚至连旅馆都不去住。
在上海召开的中芯国际董事会上，那些向中芯国际投资几十亿美元的大佬们，发现他们被安排在浦东地区一个小宾馆里，“忍无可忍”的投资者只有自行寻找五星级的住处。“中芯国际因此又省了许多钱，而那些投资者却更有信心，因为张汝京不会乱花钱了。”一位董事笑称。
商人团契
人的力量很难抵制诱惑。每一次我祷告悔改，但过了不久，又故态复萌，周而复始
掌管着两家年营收数十亿的上市公司的符气清曾经做过所有“男人爱做的事”。
他在17岁那年，就加入了教会。“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没办法解决”。几个晚上睡不好后，他跑到教堂里求神帮助。“我当时的想法就跟做交易一样，只要帮我解决难题，我就信教”。结果他如愿以偿。后来，他留学去了英国。在一个“温室般的环境”里，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1980年代初，他回到香港，当时的香港跟今天的内地一样，也是一个物质主义横行的社会。
他开始到大陆做生意，并时常往来两地。创业非常困难，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又不会说普通话。而其他人通过“走关系”迅速成功，因为钱能通行无阻。慢慢地，符受不了诱惑：“我开始不管商业道德，也开始应酬，上夜总会。”他的事业因此飞黄腾达。1987年，30岁的他已经升为一家世界最大的钢铁集团负责中国和香港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开上了奔驰，住上了200平米的大房子。
“但我周日还会上教堂，做点善事，就像戴着面具。”他说。
很快，符气清发现物质的东西只能短暂地满足他的需求，“内心里面充满了矛盾”。他得了轻微的抑郁症，有段时间甚至要打针吃药。“人的力量很难抵制诱惑。每一次我祷告悔改，但过了不久，又故态复萌，周而复始。”他承认。
1990年的一天，他被朋友邀请去参加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的餐会。他看到了一帮商人手拉手地唱歌跳舞，公开地在众人面前忏悔。“从前我以为很多商人都跟我一样的两面，但他们不是。他们活出了信仰，这对我很有意义。”不久后，符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今天，他已经是这个商人团契中国分会的负责人之一。
这里的所有团员都是男性，互相支持超越了个人的力量。“我们会开诚布公地讨论，比如有人说接到一个很大的生意，但要给回扣才能成，我们就会提醒他这与信仰相违背，帮他祷告。”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的陈世强律师解释说。
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这个1952年由美国商人Demos Shakarian创立的组织，已经散布到全球100多个国家，仅巴西有3万多人入会，而香港分会到目前也有超过400多位会员。像富豪郭炳江、财政局长马时亨这样的名人也来参加活动。而在内地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已经开始有数十人规模的小型聚会。当然根据有关法律，这种宗教社团只面向港台和外籍商业人士。
而另一个由商业人士自发组织的国际基督徒工商人员协会(CBMC)，诞生于1930年美国经济狂飚时代，是由当时芝加哥的几位商业领袖发起，它的第一次会议选在800人的剧院礼堂中，结果竟然暴满。今天这个组织已经扩展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今年6月，它计划在韩国首都首尔举办国际商业领袖年会。
“在我们团契中，信仰为商人们解决最多的问题是恢复平衡，复合家庭。”陈世强律师指出。
潘望博曾经担任摩门教北京分会的会长。每周日他会组织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教徒做礼拜。这是一个相当于“主教”的角色。“每周我要抽出一个晚上和礼拜天全天来和教徒做一对一的面谈，解决问题。”他承认。在潘走后，他的工作现在由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北京首席代表Robert Lewis(吕立山)接替。
曾有一个北京教友找到潘望博，他是一家外资公司的总经理，邀请潘望博为他的公司做咨询。“我告诉他，如果要请麦肯锡为你服务，我很乐意，但我要交给别的合伙人做。”潘对此的解释是，“我不要商业的关系影响到我们教会的关系。”
忘却名利的“平静”
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但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最难的决定在于如何选择
每天早晨6点半，符气清就会准时起床，用半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和读经。30多岁就成为国际律师事务所首代的简女士每天利用散步、睡前的时间来默想。“每日早晨灵修是我忙碌生活中力量的泉源，”张汝京声称。周日他尽量安排和家人一同上教堂，和教友一同聚会。
“主对你的影响并不是你在某个地方遇到困难了，你求了他，他就来帮你，这是一种交易的观念”，好像只要花钱做了善事就能赎罪一样。“我更愿意认为神对人是一种生命的改变。”那位汇丰银行的高管强调。
众多受访者不约而同地用了“平静”、“平安”等词来形容内心的感觉。
但显然，要让这些受过系统科学方法训练，习惯了用成本、营收、利润率、市场份额等具体数字来思维的商业人士理解神的时间和思维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年前，有一个猎头公司找到了杨薏澔，介绍给他一个新的高管工作机会。“当时我很幼稚，以为只要信神，就有求必应”。前三轮都谈得不错，杨顺利成为了最后两名候选者之一。为此，该公司的全球董事长专门约见了他。后来过了几个星期后，他接到猎头的电话，说“另一个人可能更合适”。这让杨内心很失落：“为什么神不帮我？”过了15月后，有一天，杨打开报纸，头条新闻就是那个没有选择他的公司董事长被指控有罪，“当时我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Thank you，God！”
“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但他也给我们自由意志，”信教22年的符气清坦承，“最难的决定在于如何选择，是否你的意愿和神的计划相违背？”
一年半前，符气清举家从香港迁到上海。他直言并非其所愿。因为他在香港长大生活多年，而且软硬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相比之下，上海还是有些差距。
“但两年前，我就觉得自己家庭生活出现问题，太太有抱怨。多年跟神沟通的关系，使我感觉神希望我们去上海。”这对符是一个很难下的决定，这意味着整个生活完全改变。
他把自己的挣扎告诉团契，所有人会帮他分析，做祷告，但没有人替他做决定。最后，他确定神有两个目的：“一是让我的家庭生活更平衡，二是让我去影响上海的商界同仁。”
现在，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明显增多了。符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
原则
很多人误认为，企业领袖最喜欢问上帝如何更成功。其实不尽然，他们最常问的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原则？
一个10年前成立的天主教企业领袖团体Legatus，据说已拥有1300名天主教徒的CEO。宗教人士发现：“很多人误认为，企业领袖最喜欢问上帝如何更成功。其实不尽然，他们最常问的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原则？”
作为一名摩门教徒，潘望博拒绝烟酒等任何不良嗜好。“我刚来大陆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你不喝酒就谈不成生意”，但此后每次宴会遇到客户劝酒时，他最后都以宗教信仰为由婉言谢绝。“我的客户听到以后，都肃然起敬。甚至有人在宴会结束后，悄悄告诉我说很高兴你不喝酒，没有人喜欢每次来都喝醉。”潘回忆说。
张汝京痛恨任何不守规则的行为，甚至在游玩时都不能容忍有人进入标有“游人止步”的地方。也正因此，“操守有问题”在中芯国际被认为是“最不能宽恕”的事情。“中芯国际建立了这么多工厂，我敢说绝对没有腐败，负责工程的人员甚至连顿饭都不会跟你去吃。”中芯国际的一位员工评价说。
有一次，张手下的营销人员曾经为了一笔大的订单打算接受客户的要求，安排声色场所来招待。该员工明白公司的政策，心中极为矛盾，与其主管一同来到张的办公室商谈。宴请客户的交际费用，只不过是即将谈定的大笔交易中的九牛一毛，但大家最后一致决议不做这样的安排。
“我们深信持守原则，不做神不喜悦的事，上帝必定会祝福。”果然，中芯国际没有因为这样失去这个客户，反而得到客户的肯定，并撤换那位做出不当要求的营业人员。
在江森自控中国公司的8人管理团队中，居然有一半人信教。杨薏澔领导的这个团队“从不仓促做决定，大家开会都不用Fxxx这样的词”。
他在两年内改组公司架构，将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更换成本地人，把建立健康的互相尊重的客户关系放在首位。“我们绝不动特殊的脑筋，就算机会跑掉也在所不惜。”杨说。结果，中国公司的业务增长了60%。而其母公司江森自控是标准普尔500成份股中获得企业道德管理满分的5家公司之一。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总部，信教者相当普遍，每一个新员工上岗前都将获发一份公司的职业道德守则。
符气清用两条标准划分商业领域：一条是法律标准，一条是商业伦理标准。“我的立场全公司都知道。法律标准以下的黑色部分绝对不能碰，而伦理标准之下的灰色地带，则鼓励员工们尽量向浅灰靠拢。”
美国《Fortune》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卫理家庭装潢连锁家具公司的老板恰尔德(Billy Child)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坚持安息日不工作，所以他的店星期天不营业。当他打算把业务扩展到内华达地区时，他邀请“投资大师”巴菲特加入投资。巴菲特听到恰尔德打算在拉斯维加斯仍然坚守安息日的原则，认为根本就行不通，于是开玩笑地对恰尔德说：“如果你有办法在赌城经营成功，我就去信教！”可是，恰尔德在赌城外围地区开设了11家分店，星期天不开门，但营业状况比预期的还要好。
“我的公司非常尊重我的信仰自由。”郎大卫可能是博雅北京少数几个信教的人之一。他的亚太区老板专门告诉他，如果你觉得公司里有任何一个人对你信教的情况不太支持的话，请马上告诉我。最近一次，公司本来选择了周末和客户开会，为了尊重犹太教徒周末不工作的传统，他们专门把时间安排在了周五，而礼拜六则一块玩。
“我更愿意选择那些企业文化和我们的原则相近的公司来为之工作。”那位汇丰银行的高管称。汇丰银行一直有规定，不向赌场、不向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提供贷款。最近，烟草企业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潘望博是麦肯锡里面第一个摩门教的合伙人。他相信麦肯锡的价值观跟他的教义有很多重合之处。“第一，我们都强调为别人服务；第二，个人责任很重要；第三，人人平等，互相支持；第四，做事一定要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