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创维一直抬头看天，可是却忘了低头看路。正当他一路高歌地朝着中国索尼梦想迈进的时候，2004年11月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在代号为“虎山行”的行动中，以涉嫌通过贪污手法进行诈骗及挪用公款的罪名拘捕了黄宏生。 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点，将注定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之一，它的重要性不亚于1984年，那一年，海尔、万科、联想、健力宝等中国企业呱呱坠地，也至少等同于发生在世纪之交，为中国商业带来激情、管理模式和资本的网络潮时代。
这一时点是战略转折点，在于最近不断出现的企业与企业家的失败。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可以发现，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失败所凸显的内因是，在高速发展、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和企业家失去了目标；外因是，规范他们的规则变得更严苛，衡量他们的标准也变得更高；而从大环境来看，宏观调控使得企业界意识到除了商业周期以外，还有政策以及过去20年来中国企业的某些传统带来的"中国式周期"需要适应。
这一轮企业与企业家失败，简单地说，败于目标的迷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非坏事，因为这些出问题的企业大多并不至于遭遇彻底的毁灭。这和之前的一些失败有着很大的差别：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记录瀛海威、爱多、巨人、亚细亚等中国企业的覆灭时，称那是"激情时代的终结"，激情曾经改变中国企业面貌，但它的负面作用使得企业与企业家容易冲动甚至因此导致失败。
为了更好的探寻原因，我们把视线回放到2004年最后一两个月里爆出的三个重大事件：中国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政策规定只许做套期保值的情况下，违规进行金融衍生品投机；伊利高管涉嫌挪用公司资金用于收购上市公司伊利股份的法人股股权，以实现曲线MBO；创维集团高层涉嫌挪用香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的资金。
重读他们的故事，我们发现中国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陈久霖和黄宏生不仅面对着国内有关的监管政策，还面对着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监管机构，一般认为它们比国内的监管与监督要更为严格；地方政府过去一向充当当地知名企业的保护者，但在企业效益波动以及企业家试图MBO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会以自己的方式行使大股东的权利。
透过事件本身我们也找到很多共同之处：这些企业都具有国资的背景，都曾代表着中国最具成长力的企业力量，这些企业的领导者都曾在不短的时间里被世俗的企业家光环笼罩，他们都面对着处处是大机会与大挑战的市场，他们都需要在复杂环境里解决企业发展问题的同时解决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互利的难题。不幸的是，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在这场超高难度的考试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违反了考场规则而被驱逐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