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句“培养中国的世界级商界领袖”的宣传用语，似乎正成为EMBA的一道魔力无穷的咒语。
从中国知名的体育品牌李宁的创始人李宁，到伊利集团总裁潘纲、金蝶软件总裁徐少春，直至前不久刚刚英年早逝的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这些当今中国的成功商人们，已经或正在拥有一个共同身份符号—EMBA。
EMBA,一个很多中国人还不明其义的洋学位，以底线20万元人民币的不斐身价，迅速窜红。中国的这些特殊、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妒的“精英”们，身为企业总裁、CEO等企业高管，为此不惜一掷千金；他们或驾驶豪华轿车，穿行于公司与知名高校之间；或仅为一堂课而飞行于两个城市之间。
“但是，目前国内国有大学中，能够高质量地为EMBA授课的教师非常少，估计加在一起也不超过50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下称经贸大工商学院)院长张新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EMBA的这种高学费和与其不相匹配的教学水平，即不合理的“性价比”，不仅备受社会各界指责，更成为即将于2005年开始的EMBA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动因。
价格战还是荣誉战
“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中国EMBA教育尊严的时候了！”张新民向《中国经济周刊》呼吁说。
目前国内外媒体纷纷推出了最佳、最大等名目繁多的商学院和EMBA排行榜。但张新民坦承，他本人对此类排行榜也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MBA教育的真正成功在于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的层次，那么对EMBA教育而言，其真正的成功，则在于能够凝聚一大批杰出的企业家。而这些，都不是靠媒体能够炒作出来的”；“没有高质量支撑的EMBA教育难以长久。中国目前还远没有解决EMBA的师资问题和机制问题。”他分析说。
回忆2001年下半年，当时国家批准30所高校开办EMBA教育，并规定其中10所学校每年可以招收300名学生，20所学校每年可以招收100名学生。当时各方都认为这是一个各商学院基本可以独立承担的项目。但是，近两年的实践证明，在国内国有大学现有的从事EMBA教育的教师中，能够高质量地为EMBA授课的教师非常少。
“我估计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50人。”张新民评价说，“对EMBA学员而言，上课教师是不是博导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师是否知道学员想学什么、教授内容是否 ‘解渴’。但就这两点要求，我们相当多的教师就满足不了。”
就在EMBA学员普遍认为教学内容“不解渴”的同时，众多商学院的竞争重点却放在了价格战上。
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EMBA招生中，为保证招生数量，部分国有大学的EMBA教育机构大打价格战，严重损害了刚刚兴起的EMBA教育的形象。
“EMBA教育是一个严肃而正规的学位教育，教育机构之间竞争的应该是各自的教学方案和质量保证体系。但现在某些EMBA教育机构为争夺市场，以各种形式为学员打折。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EMBA教育的尊严：把一个正规而严肃的学位教育等同于市场中用于交易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张新民评价说。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则认为，低价竞争，最终的受害者是教育机构本身，“长江商学院不期望在十年内盈利。即使十年后盈利了，也将用于反馈学员，提高研究质量上。”
“千万不要以为商学院倒不了，质量没了，学生不来，毕业生没人要，学院自然就要倒了。”张新民说，“实力决定质量，质量赢得尊严”。
何谓国际化
“自今年开始，中国高校现有的EMBA教育将进行改革试点。改革范围涉及考试形式、招生对象以及培养方式的自主性等多方面，改革目的就是要突破传统教育体制的限定。”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全称是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MBA(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国现有的EMBA教育,其正式出现是2002年，与1991年就开始的MBA相比，时间上迟了整整十年。
从性质上看，同MBA相比，EMBA培养的对象是企业“更高层次”的经营管理人才。因此在招生对象、录取标准、学习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有较大区别。如目前较为突出的区别就是，国家教育部门规定EMBA三分之一的课程必须由外籍教师任教，目的是促进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吸收国际化的管理知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三分之一的EMBA师资来自境外”的硬性规定，招致了业内人士的质疑。
经贸大工商学院院长张新民说：“首先是由谁、用什么手段来保证外籍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质量？其次，是否用外籍教师就一定会促进EMBA教育质量？”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院长李金林的看法是：“用境外教师意味着用英语授课。目前看，英语教学普遍存在水土不服的弊端。其实，课堂上能提供多少有效信息量，比外教品牌更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宋远方教授也表示，对EMBA来说，学员大都是职业经理人或企业高管层，他们需要的是符合中国企业管理需要的知识，包括好的国际管理理念和思想。相比之下，本土教师比外籍教授的教学效果更好。
但事实上，聘请外籍教授授课，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各商学院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究其原因，一是为适应教育部的规定，同时也是为品牌竞争。
“当然，EMBA的师资力量确实代表了商学院的实力和品牌。但洋教师并不等于国际化，本土教师授课也不等于非国际化。”张新民分析说。
谁有资格上EMBA尽管国内EMBA大打外籍教授的竞争牌，但按照国际惯例，商学院的比拼，最终打的是产品牌，即各自毕业学员的成功和成就。一句话，世界级的商学院，就应该产生世界级的企业家。
但在所有经营者中，什么样的人才能最终成就世界级的企业，却是一个未知变数。不过，中国的EMBA教育管理部门，曾经试图为这个变数设定限制范围，即大于等于本科学历的经营者。
具体体现是，最初教育部批准30所学校开办EMBA，国务院学位办一刀切地卡死了入学的资格，即学员必须是国民教育系列的本科教育以上，“这实际上将大专教育背景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排斥在外，使得EMBA市场需求和教育机构之间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张新民说。
与此同时，MBA的学历要求则是包括大专在内的以上学历。“这是一种颠倒。EMBA的入学资格应该比MBA低才合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EMBA中心主任武常岐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按此标准，李嘉诚申请北大光华EMBA，北大也没有办法录取”。
出生于1928年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从一名店铺学徒起家，连小学学历也没有。但有趣的是，李嘉诚创办了长江商学院，提出十年之内直指世界一流商学院的目标，而“为中国培养世界级的商界领袖”更成为学院目标。
“其实，一个注重自身品牌的学校，对其学员入学资格的审核一定是谨慎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学校的声誉，也影响其未来招生。”武常岐说。
在后来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国务院学位办终于于2004年初，对EMBA招生条件作出了调整，允许高校招收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的学员，但规定每年的人数不能超过规定招生数的10%。
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有EMBA的教育机构并不受此规定限制。如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者培训项目执行主任宦承春介绍说，教育部颁布的录取标准只是他们招生的参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录取资格的随意化。如他们采取个人面试和小组讨论结合的录取形式，以保证较低的入学门槛与高质量学员的统一性。
“但入学门槛的这种差异化，无疑是给了非国有大学体制层面上的先天优势。对国有大学而言，显然不公平。”张新民对此颇有怨言。
对于目前国内各类EMBA商学院之间的不平等待遇，长江商学院EMBA市场部负责人唐垒将其创造性地划分为三种教育体制。即将北大、清华等比喻为国有企业，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为外资企业，长江商学院为民营企业。
“实事求是地讲，体制外的人看体制内的人，不免产生幸灾乐祸的感觉。”拥有“外资企业”身份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方院长张国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作为体制外的人，最大的感受是办学没有包袱。但是我本人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所以能够理解体制内商学院院长的办学之艰苦。”
据介绍，2004年11月1日，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课程跃居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名20强。
EMBA学什么
中国的EMBA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孵化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家”就成为其目标和魅力所在，并宣称要成为世界级的商业化教育模式。但发展至今，几乎除了高昂的学费与国际水准最接轨之外，质量不均、目标混乱和机制阻隔等特有现象，让人不得不担忧：中国EMBA教育通往理想之国的道路有多长？如何走？
张新民认为，EMBA首先要改变的是现有的以知识导向、而非问题导向的课程设置模式。培养经理人整合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实现学以致用、终生学习、教学相长是最基本的教育核心理念。因此，EMBA教育应该实行依客户需求为市场导向，量身打造的课程设置模式。
“与MBA相比，培养执行能力、实现转型提升或者说把学员转型为领导者，是EMBA的最大特征。”哈佛商学院高级副院长麦克法兰(F. Warren McFarlan)教授说，“未来高阶管理教育着重书本与自身管理经验相互验证，教师和高阶经理人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课题，走访各自企业，参与公司经营，使教学互动深入参与整个学习过程。”
沃顿商学院的招生主任贝丝.弗莱(Beth Flye)介绍说，如沃顿EMBA高阶主管会计课程纲要的设计，会邀请EMBA校友中的执业会计师协助规划，以此增加对企业中高阶管理者的学习需求了解。除此之外，上课时间的安排也更人性化。如必修课程隔周一次，且安排在白天，以保证学员与家人相处或商务旅游的时间，兼顾家庭与事业。
商学院应该自主经营？
在中国EMBA通往世界级的道路上，不同体制的商学院执行不同入学门槛的不平等限定，可能还算不上是目前最糟糕的体制性问题。而传统教育体制留下的症结，似乎正给EMBA这个市场化的教育产品 “制造病态”。
目前，大多数高校通常按照校、院、系三级划分层次。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由校长任命，并对校长负责。因此在校、院、系间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并将权力集中在高层的少数人手中。对于基层教授而言，一般很少有机会介入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即使是对学术事务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国有EMBA教育院校，一般依附于大学原有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设立，并沿袭了原有院校管理体制，比如在财务管理、师资人力资源方面。
这种传统教育体制，决定了学校领导在分配机制中决策者的地位。不容质疑，对于一向清贫的中国大学来说，EMBA的高学费是一个不多见的创收项目。因此，可观的学费如何在学校和学院之间分配，成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学校领导应不应该讲课、讲什么课、以及如何收费都成为“话题”。甚至成为学校与学院之间的“矛盾源”。
当然，现有高校体制中实行校长、院长、系主任为主导、权力相对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学校贯彻执行国家要求，提高政策实施的绩效。但对于以市场化为特征的EMBA教学而言，传统体制最大的障碍是难以面向市场迅速作出反应。此外，权力过于向行政管理偏移，势必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发挥，学术主要组成人员——教授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受到忽略，基层的自主权受到限制。
目前国有大学体制中，大学与商学院之间的这种上下级明确、严格的等级关系和行政关系，其实就是原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中的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的管理体制模式。
对此，北京交大管理学院院长王方华教授建议说，对于以市场化教育为特征的EMBA而言，其市场化道路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如实行人事制度的独立；其次，实行“有退有进”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
张国华也介绍说，国外经验看，依托大学的商学院是比较独立的，办学权利也较大。商学院只是在发展之初，利用大学已有的品牌效应、教学环境和校友网络等优势；但最终必然还是要走向市场力量，实现师资的配备、招生和财务等方面的自主权。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郑祖康认为，财务独立权和办学自主权的缺位，是现有种种问题的根本症结，“大学的人文底蕴、历史渊源和品牌效应对于依托大学的商学院发展非常有利。但商学院的相对独立，可以保证在决策和品牌推广等方面更加自由和灵活。”
中国EMBA教育的高层领导们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即中国EMBA的未来发展更取决于其市场化的道路。如自主权的独立、市场细分、良性人才回馈循环等。国内现有的外资、民营两大类商学院的市场化经验，也是最好的例证和榜样。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中方院长张国华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中欧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制，教学质量则由专门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和保证。
他介绍说，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中国、欧洲及北美10所国际驰名商学院和学术研究机构，他们负责评估学院的课程和研究工作，在课程设置、招生录取、教授选聘及课程质量评估等方面提供监督和咨询作用。而在这些管理制度的背后发挥作用的是一系列基础性文件。
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明确规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个具有有限责任的非盈利性教育机构，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具有在学术、财务、人事、外事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能够执行所有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
“正是学院的独立法人地位，确保了学院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可以根据国际惯例确定学术水准、进行课程设置、建立质量控制机制、制定招生录取条件，并以具有竞争力的薪酬聘请海外教授。”张国华说。
民营性质的长江商学院，设立了专门的市场委员会(Marketing Committee)，并下设发展部和市场部，具体负责市场推广和拓展工作。
其负责人唐垒介绍说：“长江商学院实行教授治校体制。学院的战略方向和学术方针政策由教授确定，确保教授的全面参与和灵活施展其学识才华。管理团队则全部由专业人士组成，他们深谙国内外管理教育和公司培训项目。”
相比之下，作为商学院中“国有企业”的国有大学的EMBA教育，设立3年来，已有超过40所大专院校提供相关课程。无可否认，体制上的局限性确实存在，“但管理教育和培训市场现在相当开放，主管部门并没有设立太多的门槛。国有大学的EMBA教育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校自身是否具备创造力。”武常岐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了解，目前国有大学EMBA教育已经开始了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阶段，其中有些试验内容相当“大胆”。如对外经贸大学，已开始实行财务独立，学校高层承诺“不花EMBA项目一分钱”；成立独立的EMBA教育中心，实现商学院在人事、财务和业务的相对独立；财务运作上，实行独立的全面预算管理等。
商学院院长的身份、权利等，更成为此轮改革试验的关注焦点之一。
“应该给商学院院长更多自主权，让其成为真正的决策者，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国内某国有大学商学院院长说。
他介绍说，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商学院院长市场，各学校实行竞争上岗。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发展企业家市场，也要鼓励未来的商学院院长市场，形成职业化的机制。可以预见，未来拥有自主权的商学院院长，通过激励机制，让商学院走向社会、走上市场，最终形成专业化的EMBA，形成品牌竞争。
尽管对于EMBA的未来市场化发展趋势，各方几乎都无异义。但是，市场化模式一旦确定，国有大学EMBA教育目前享受的国家财政支出这一传统教育体制下的优惠政策，是否也要取消？
事实上，某种意义上说，不同EMBA机构所得财政支持力度的差异，也一直是各自市场化改革进程快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享受国家211工程投资上，第一阵营的北大、清华各分到了18亿，而我们只有2个亿，”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董大海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此条件下，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把EMBA教育作为一个商业项目运作。”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对EMBA的支持，完全可以改财力支持为政策支持，“中国商学院办学质量的真正提高，政府只需要提供一项支持即可，那就是体制放开，谁爱办商学院谁就去办。至于水平高低、教学质量的保证等技术环节，依靠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优胜劣汰。”
“EMBA现状的改变，最终出路在于教育体制的改变。只有市场竞争才能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出名牌。靠政府管制不可能诞生市场需要的品牌。”张维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