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许士军教授为台湾著名的管理大师，台湾元智大学远东管理讲座教授，台湾管理科学学会理事长。本网经许教授本人同意，独家刊登他的谈管理系列文章。由于许教授生活在台湾，其文中部分用语及观念与大陆不同，请读者注意判断。 为什么「领导」会和「管理」分道扬镳？ 在传统观念中，每视「领导」为「管理」的一环节或一构面；所谓「管理程序」，包括了规划、组织、用人、领导以及控制等各种「管理功能」，彼此配合，发挥「管理效能」。这一观念模式，一般可说是耳熟能详。
然而，近些年来，我们也发现有一趋势：似乎将「领导」与「管理」对立起来。譬如说，当代管理学大师约翰˙科特（John Kotter），不只在一篇文章中强调：「领导」与「管理」是两套截然不同－－尽管是相辅相成－－的行动体系，各有其特有功能及活动。而且指出，当今美国企业所患问题，即在于所谓「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再者，许多一流管理学府都声称，他们在教育上的使命是：「培育领导者，而非经理人」。再如近年一部脍炙人口的管理名著，即以「走向不需管理的管理」（Managing Without Management）为名。从以上所显示的发展趋势看来，究竟「管理」出了什么问题？又为什么「领导」成为凌驾「管理」的妙方？
严格说来，这种发展涉及语意和定义的问题。被认为是「过度的」或「不被需要」的「管理」，乃指在工业革命后的管理思想与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的实务。具体言之，早期的管理所针对的，主要是「物」或「事」的管理；前者如机器设备、原物料、零组件或资金，后者如操作程序与方法。大致说来，由于这些被管理的对象是较机械性的、重复性的与可数量性的。因此，可透过科学的数量分析与实验，发现「最佳方法」，订定明确而具体的步骤，例如分工，标准化作业程序与规范等，要求工作者遵守实行。这套传统的架构与程序，多年来被认为就是「管理」；其精神在于追求稳定、效率和纪律。
然而，随着时代环境迅速改变，进入所谓「知识经济」，其特质于人类－－当然包括企业在内－－为求创新，必须不断应用知识以发掘新机会，开发新产品和创新工作方法。在这情况下，如果任何企业或个人，仍然一味依赖既有的制度和方法，不管当初是多么好，也将遭受淘汰的命运。换言之，在创新时代中，一个组织能否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在于创新，甚至要颠覆过去的想法和做法。这和上述传统的管理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人们发现，在这情况下最关键的要素，不是「物」或「事」本身，而是「人」－－一种能够取得和应用知识的「知识工作者」。对于这种工作者的管理，乃是引导、鼓励和支持他们各尽所能，有效发挥其知识与能力，而非严格限制指挥和监督，由于这种针对人的管理和领导有较密切关系，因此以「领导」为名予以强调，以别于传统的「管理」，代表一种引领变革、支持创新的管理功能。
如果我们自这种新的策略层次以认识新时代的管理任务，则「领导」仍然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功能，它并不见得和「管理」是分道扬镳的。
挑战「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迷思
多少年来，人们垢病一个组织缺乏活力、效果不彰，常认为其根源在于未能实施「分层负责、逐级授权」，使得各级主管只能奉命或依规定办事，未能有较大自主权和弹性以发挥其判断和创意能力。在相当程度内，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加上「分层」和「逐级」这两个限制条件，反而使「负责」和「授权」大打折扣。所谓「分层」和「逐级」，事实上，乃以一「层级结构」（hierarcheal structure）的组织为前提。在这种组织结构下，各级单位之目标或任务乃随层级分割和统辖，好的方面是如臂使指、系统分明，而且各下级单位在一定之工作范围内可以获得专精和熟练的效果，基本上这些利益代表科学管理的精髓。但是也增加了配合协调的复杂性和困难度。不过在于一静态环境中，后一问题可经由事先设计减少其严重性，但是在动态环境下，各前线单位如为配合变动需要而自主调整其工作内容与方式，则必将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混乱状态。一般情况下，为了防止这种状态的产生，各前线单位仍然需要向上做请示，费时周折、缓不应急。因此，在分层和逐级的架构下进行授权，事实上有其困难。
同时，在层级结构中，所谓「负责」，一般是指「accountability」，而不是「responsibility」。前者乃向上级负责；此即在目标管理观念下，某一层级主管扮演的角色乃是达成上级目标之手段；后者乃指在顾客导向观念下，一单位自行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负责，尤其这种任务并非奉行上级指示，而是衡量时势和竞争状况，以求达到顾客满意之目标。其后果为：在对上级负责的架构下，一位单位主管所做所为将难以超越上级的想法，一个自负责任的自主团队，才能真正有所发挥。
真正说来，授权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权力行使的目的，不在权力本身，而在达成任务；权力乃随同任务而来，也应当和所负责任相当，所谓「权责一致」的道理即在此。如果责任仍然归属上级，使下级所获权力将难以行使；再如果所负责任是枝节性的或不完整的，权力自然也是枝节性的或是不完整的，下属的能力也难以发挥。
随着组织趋向扁平化的潮流，愈来愈多企业已采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团队代替阶层结构的金字塔型组织，则更使「分层」和「逐级」这种字眼和现实状况显得格格不入。一个团队组织，乃各自对其顾客或巿场负责，并因而拥有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分割的，也不是来自上级的授予。
企业价值究竟值多少？ 近年来，人们常常说，企业所追求的不是厂房规模扩大，不是产品的生产、制造或开发，也不是营业额的增加或巿场的扩大，甚至不是营业利润或获利率的提高，在这一切背后真正重要的，乃是价值的创造。然而，价值又是什么？当然，上面所说的，厂房或产品之类都有价值；广泛言之，各有其技术、艺术或社会等意义方面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往往是主观的和难以衡量的，因此一般乃采其经济意义的价值－－也就是巿场价值－－以为衡量，这一价值乃透过巿场供需机制决定，并以货币单位表现，人们认之为巿场价格。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以巿场价格代表机器设备、土地、原料、产品及劳务的价值，并据以进行交易。但是对于整个企业的价值如何决定，却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在过去，由于人们不以企业为交易的标的，因此这一问题在实务上并不迫切而严重。
然而，随着资本巿场的高度发展以及购并活动之盛行，又如台湾由政府推动的金控公司的成立，使得企业价值如何决定，变成一个十分重要而棘手的难题。在一般观念中，常常依据所谓的「帐面价值」（book value），此即股东权益－－资产减负债－－以为估价的基础。然而由于帐面价值中多系当年取得成本入帐，已与现实巿场或替换价格有相当差距，因此又增加资产重估程序以为调整。
问题在于，整体价值并不等于部份价值之和。以企业而言，其整体价值并不对于其资产价格减去负债之余额。事实显示，一家企业之巿值（market value）可高达其帐面数十倍或百倍以上，例如美国微软于1986年上巿时，公司巿值只有5亿多，十年后增达655亿，1999年7月更高达5千多亿，远远超过其帐面价值。一企业之整体价值甚至和其当期获利能力也没有必然关系，这充分反映在不同公司相差悬殊的本益比上；有时一家亏损的公司之巿值仍然可以连涨不已。这些事实在在显示，以资产负债表或损益表项目以衡量一企业价值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时至今日，企业本身在资本巿场上已成为可交易之标的，正如往昔的产品、土地和机器设备等相同，因此人们倾向于采取一企业的巿值代表其整体价值，可说是巿场经济走向的一个必然结果。问题是：如何使资本巿场能够透明化和有效化，这样才能使巿场价值真正反映一企业的价值，应代表政府和社会努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事必躬亲」的领导人吗？
人们对于一个机构的领导者往往期望他能做到「事必躬亲」，认为如此可以反映他的全心投入，也代表他对于所领导的事业得以充分掌握。二者均可使人对于这企业有较大信心，也是企业成功的条件。从某种观点看来，事实也可能如此：一位全心投入的领导者当然较一位漫不经心的领导者对于企业经营可产生较佳的效果。然而从另外观点看来，却也可能是迥然不同的事实状况：一方面，「事必躬亲」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漫不经心」，可能是「执简驭繁」或「把握重点」；另一方面，「事必躬亲」作风所投射的，极可能是他对于所领导的事业缺乏信任或信心。在这一状况下，「事必躬亲」所造成的，乃是一个更为虚弱的组织，二者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取代组织的。一位领导者所真正要做的，应该是某些非他做不可的事。譬如透过他所构想的愿景和使命，为企业发展未来方向；塑造一种企业文化，让公司成员浸淫其中，培育共识和互信；建立标准、激励士气，使人员自动自发追求效果。这些都是今后在于知识经济中企业的成功条件，而且在极大程度内也是非靠企业领导者来做不可的事。「事必躬亲」的结果，将使他无暇投下精力和时间在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上；更糟糕的是，他将摧毁了一个组织内最珍贵的自主和弹性。
多年来，人们呼吁企业领导人者应遵循「分层负责、逐级授权」的原则，似乎也是为了避免他们落入「事必躬亲」的陷阱；同时，人们也认为，领导者应当尽可能将企业的工作纳入组织和计画体系，再经由控制功能以防止或避免误失状态的发生。事实上，这种想法只是消极地以避免领导者事必躬亲，却忽略了前此所称的领导的积极功能；试想如果在一个企业内没有方向和构想，缺乏信任和自动自发精神，则所缔造的，可能是一个徒具形式而缺乏活力的组织。我们必须体认的是，在一动态环境中，领导者代表一个企业前途和活力的源头。我们不主张领导者「事必躬亲」，并不代表希望他「无为而治」，也不认为他可以将这些领导功能授权下属或制度去做。换句话说，在今后瞬息万变的环境中，一组织的生存发展，并不靠主持人的「事必躬亲」，而是靠由他的高瞻远嘱和洞察先机，才是致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