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1998—2005年，为还原一幕悲壮的抗战史—驼峰航线，记者曾用七年时间采访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飞越驼峰主力运输部门之一—中国航空公司（CNAC）所有当时依旧健在的飞行员及机务人员，在全部采访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一支部队番号，那就是中美混合团（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简称：CACW）。 直至1994年，在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中，仍能看到“‘青红帮’流氓头子陈纳德”这样的词语，而仅仅只过了几年时间，抗战史渐渐浮出冰山一角，只要是涉及到中日空中对抗，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又都众口一词，言必称“飞虎队”。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日正式开战，预示着散兵游勇的“飞虎队”解散。1942年7月，有美军正式编制的美国陆军“驻华空军特遣队”成立， 1943年7月，在“驻华空军特遣队”基础上，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十四航空队麾下，就是赫赫有名、威震四方的由中美两国空军将士共同组成的中美混合团。 中美混合团，顾名思义，就是由中美两国空军骄子组成的空军作战部队，只要在祖国的蓝天发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对抗空战，就注定能看到中美混合团的身影。在历史长河中，唯有这一次，是中美两国飞行将士，同仇敌忾，荣辱与共，并肩作战！ 采访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记者感慨不已，因为英雄们不仅在空中四面出击，奋勇征战，就是在地面，他们也演绎一幕幕悲壮之歌…… 追溯慷慨悲歌那一幕 1945年1月18日,湖南芷江。如此平常的一天，因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发生了慷慨悲歌的一幕，这一天又注定应该在历史的书写中记录上浓重的一笔：1月18日，距日本法西斯投降只有七个月时间，一位年轻的美军飞行员，被他的同伴，开枪打死。 这不是一次简单击毙同伴的“内讧”事件，否则，也不会后来在中美混合团的中美两国飞行员之间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讨论，以致在后来一段时间，两国飞行员出任务时，只要是在多人乘员的轰炸机中，大家都会边飞行边谈论这起事件。 这起事件是抗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划分中缅印战区并将十四航空队进驻中国后，设在昆明的美军军事法庭为数不多的一次开庭。在庭审期间，光是证人的证词就宣读了三十多份，可见当时事发现场，聚在那里的人之多。 记者第一次听到美军开枪击毙同伴这起事件是在2001年，之后，在采访中美混合团数位老兵中，都有老人叙述起这件事，可见，该起事件在大家心中记忆之深刻，冲击力之强，几乎是让每位老人都刻骨铭记在心中。 通过多年四处奔走采访及查阅资料，现在，就让我们回到68年前那一天—1945年，1月18日。 调阅中美混合团驻芷江五大队当天的出击任务及战果报告单，可看到如下记录： 早七点五十，五大队P—40（战斗机）九架，共带500磅炸弹四枚，250磅炸弹十枚，子弹1500发起飞，轰炸安仁桥梁及扫射安仁至茶陵及衡山公路之敌，命中该桥及安仁城。十点五十，九架P—40全部安全返回芷江机场。 直至十二点十五分，五大队P—40十架，备弹1400发起飞，掩护B—25轰炸机四架，轰炸蒲圻桥及扫射洞庭湖敌汽船，完成掩护任务，另扫射船艇二十余艘杀伤敌约二百名，十六点返回芷江。 对于五大队全体将士来说，1月18日这一天实在平常单调，出击、扫射、轰炸，和每日差别无二。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架B—25轰炸机的出现，这一天就如同往常一样平静结束。 芷江位于长沙以西约500公里，抗战期间，中美混合团五大队驻扎芷江机场。芷江地域多山，丘陵次之，很少能找到一块面积较大的平地，所以芷江机场本身就修筑在一个丘陵上，跑道为沙石结构，跑道两头是稻田。由于没有大型筑路设备，芷江机场跑道表面并不是很平坦，很多时候，落地的飞机会出现强烈颠簸，越是大型飞机，如B—25轰炸机，颠簸就越强烈，所以，芷江机场也少有大型飞机降落，如果有，那一定是出现了紧急情况。 中美混合团五大队下辖十七中队、二十六中队、二十七中队、二十九中队，所拥有的作战飞机为P—40，抗战接近结束时，补充到少量性能先进的P—51。 中美混合团每个大队到中队，都由中美两国各任命一位本国大队长、中队长，五大队的中方大队长是张唐天，美方大队长是丹宁（John Affleck Dunning）。 丹宁，1914年生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毕业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38年1月21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从德州高级的飞行学校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为少尉飞行员， 同时担任飞行教官。1943年9月，丹宁被派到中国战区，被任命为中美混合团（CACW） “营运官”，1944年11月，丹宁被任命为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大队长（上校）。 2000年，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杨训伟告诉记者，丹宁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帅气又非常平和，自己当年落芷江，无论是需要弹或油，丹宁总是有求必应。 彭嘉衡也告诉记者，丹宁人非常和善，没架子，对本国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一视同仁。二十七中队作战室在机场跑道南端，而二十六、二十九中队作战室却在跑道北端，很多时候，为节省经驼峰运抵昆明再转运至芷江的汽油，丹宁不开车子，在跑道两端的两个作战室之间来回走。 记者在这里之所以对丹宁着重介绍，一切皆因傍晚时分，冲出跑道的那架B—25轰炸机，对于丹宁本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生都拂之不去的记忆。 至于为什么一向只降落战斗机的芷江机场突然在1月18日这天出现一架大型轰炸机，年代实在逝去久远，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的记忆也有衰退，所以回忆也不尽一致。有老人说是出任务被日本地面炮火击伤后，归航途中准备落芷江进行维修的，也有老人说是从印度经驼峰过来的。 记者从查证到的资料中看到，中美混合团只有一大队为轰炸大队，全部为B—25轰炸机，驻扎重庆，联想到当天12点15分起飞、掩护四架B—25轰炸机的十架P—40轰炸蒲圻桥的出击任务，依据以上可以判断，最有可能的是，这架B—25是从重庆起飞的一大队的四架执行轰炸蒲圻桥任务中的其中一架，在执行轰炸任务后，它被地面炮火击中负伤了，在归途中临时降落芷江机场。 开枪，结束战友生命 那一天的芷江，临近黄昏时刻，冬季的太阳此时懒洋洋地斜吊在西边的山顶上，随时都要躲在山脊后。 瑟瑟寒风中的芷江机场，由于一整天的作战任务已全部结束，跑道上空空荡荡。当天的四次出击任务全部是由中国飞行员完成，此时，他们全部回宿舍休息，连机械员也回了房间。现场只有几名美军机务人员围着一架P—40维修，除此之外，基本上再见不到什么人。 空中传来低沉的轰鸣，这和单引擎只乘一人的战斗机发出的清脆轰鸣声不太一样，场里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一大队的B—25要进场了，平时他们都驻扎在重庆的梁平、白市驿等地，今天要落这里，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B-25轰炸机是北美航空公司于1938年设计的一种上单翼、双垂尾、双发中型轰炸机，乘员人数为5人。 此时，除了机组成员，只有塔台知道这架B—25的真实情况，它确实负伤了，已经无法坚持飞回起飞地重庆，只能临时降落芷江。 当B—25晃晃悠悠地接近跑道时，地面人一下发现，它的着陆姿态非常不正常。 果不其然，B—25接地速度过大，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它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稻田中。 芷江机场的特殊性就不太适合比P—40战斗机大得多的B—25轰炸机降落，再加上这架B—25又被地面敌军的炮火击伤，落地姿态非常不好，所以才最后冲出跑道。 一股青烟从B—25机腹部蹿出，随之，火光四溅。 警报声凄厉地响彻机场上空，拉着长笛的救护车、纷嚷的人流全部向这里奔来。 火苗已在飞机腹部开始燃烧，在大火和浓烟中五名美军机组成员已有四人相继跳出机舱，只有一个副驾驶被紧紧卡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他的额头上流着鲜血，痛苦地呻吟着。 救援的人们被这个情景惊呆了，不知所措。 飞机内，氧气瓶、机关炮弹劈里啪啦地爆炸着。大火已经从机舱中段渐渐燃烧到前舱，毫无办法的人们聚集在驾驶室前，眼看着火苗吞噬着副驾驶，没有大型机械，谁都不能把他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副驾驶痛苦的表情，听到他不时地发出号叫。 随着一股呛人的浓烟再次喷出，副驾驶腿下蹿出蓝色的火苗，片刻，他的飞行夹克最下端已经引燃，副驾驶的喊叫声更加尖锐和痛苦。 火苗渐大，如果再不想出办法，也许很快，马上腾起的烈焰就会将副驾驶全部埋没掉。 周围的人忙不迭地从地上铲土再扬到机身上，希望能把火苗压小一点，但几铲下去后，大家发现，对于熊熊大火来说，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而且，就这么简单的救助，罗培兹（Don Lopez ）和史蒂尔斯(Wildy Stiles)已被烧伤。 史蒂尔斯恳求给自己包扎的航医，能否用锯子把副驾驶的腿锯掉，然后把他拖出来。 航医无奈且痛苦地摇着头。 确实，单不说救助的人是否能靠上前去，在没有输血、输液等配合下，这种贸然“救助”完全是徒劳，而且，在大火燃烧中，就是锯，副驾驶又能坚持多久！ 无人再说话，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31岁的丹宁少校身上。现场，不仅是他的年龄最大，而且，也只有他的军衔最高，他必须马上做出抉择！ 烈火在燃烧、机舱内的枪弹在“砰砰”爆炸、副驾驶在声嘶力竭地痛嚎。 年轻的少校思忖片刻，他长长出口气，下定决心，他把手伸向背后。 少校身后，上等兵麦克（Mike）从腰间拔出左轮手枪，默默地递到背过来的丹宁手上。 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了，一幕悲剧将要发生！ 丹宁接过枪，向前跨了几步，他抬起右手，透过破碎的舷窗，他把枪口对准了满脸血迹的副驾驶头部…… 下身已被火苗包围但意识还依稀清醒的副驾驶在痛苦挣扎中明白了一切，他无力地点点头，绝望地闭上眼睛。 “砰”。一声枪响，所有人的心都猛地抽搐了一下。 少校把枪狠狠地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彭嘉衡说：“听到消息后，我就从宿舍起来，往现场跑，半路上，看到丹宁，他正往回走，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啊……” 三十多份证词的声明 两天后，有C—47运输机落芷江机场送补给，在返回昆明时，丹宁自己跳了上去。 美军军事法庭设在昆明，少校将搭乘这架C—47去昆明，自己“投案”。这也是该军事法庭在中国期间，唯一一次审理开枪击毙战友的案子。
有关于丹宁少校开枪打死战友的庭审，如同那架坠毁的B—25一样，记者并没能查阅到过多的详细资料，在采访中，几位老人记忆深刻的，是在丹宁被关押期间，美军军事法庭法官多次飞到芷江，详细走访和调查，最后，开庭那天，又把现场所有人员用飞机接到昆明出庭作证。 1945年3月2日，丹宁出现在被告席上。证人来了很多，丹宁没有为自己辩护，法庭委派的律师也没有往日的慷慨激昂，一切都在极其平静中。 法官一共读了三十多份证词和证言，都是1月18日在B—25坠毁现场的美军官兵所写，中午时分，法庭宣布休庭，下午继续审理。 下午再次开庭后，用时不长，法官就起立宣布：John Dunning（丹宁）无罪释放。 宣布结果后，面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媒体记者，主审法官只回答了一句话：所有目击者一致认为，1月18日，没有任何办法能拯救那位副驾驶，丹宁尽了他的职责—他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战友痛苦，所以，John Dunning无罪。 丹宁离开昆明后，继续在中美混合团五大队担任大队长。七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随着两颗原子弹相继投下，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中美混合团随之解散，美军奉令回国。 让丹宁和中国能再次联系上的，是1949年7月，丹宁驾驶一架C—47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外交人员从南京撤出。但不知是何种原因，这次撤离任务完成后不久，丹宁在大陆被解放军扣留，于1949年8月5日被释放。离开红色中国后，丹宁经香港飞返美国，最后升任空军准将。 1962年8月31日，丹宁因病去世。 “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话杨训伟 （中美混合团一大队二中队B—25飞行员，最后职务：台湾远东航空公司总经理。已故。） 时代周报：John Dunning击毙受伤战友的事情，我听很多老人都说过，当时你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杨训伟：知道，我们在出任务时，在飞机上还谈过这件事情。 时代周报：谈什么？ 杨训伟：谈是否救助。当时我们和美国飞行员的观点区别还是蛮大的，中国飞行员普遍认为不管是否能把人救出来，起码要尝试一下，怎么这么快就开枪了呢？ 时代周报：那美方飞行员呢，他们怎么认为？ 杨训伟：美国人普遍认为开枪是正确的选择。 时代周报：为什么？ 杨训伟：他们认为当时情况下，任何徒劳的举动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很多办法已经想到了，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只有这种方式，最能减少对方的痛苦。 时代周报：既然属于“救助”战友，美国那边也没对John Dunning来个表彰啊，或把他塑造成一个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雄吗，好趁机宣传？ 杨训伟：不会。我现在就住美国，美国人绝对不会把一位机长驾驶发生故障的航班最后平安落地并挽救全体乘客生命而看成英雄。 时代周报：为什么？ 杨训伟：职责范围内，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他的义务。 时代周报：那什么是英雄？ 杨训伟：拯救自己职责、权利外的人或事情。 对话彭嘉衡 （混合团五大队十七中队P—40飞行员，已故。） 时代周报：你见过丹宁？开枪那天你在现场吗？ 彭嘉衡：多次见过。出事那天，我在宿舍休息，听见爆炸声后，中国飞行员都起来了，都往现场去，我是在半路上，看到丹宁，当时他是边走边流泪，我们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到了现场，才知道，丹宁把伙伴打死了。 时代周报：中国飞行员什么心情？ 彭嘉衡：非常难过，很多人也都哭了。 时代周报：最伤心的是什么？ 彭嘉衡：1945年，傻子都能看出来，小鬼子已经是垂死挣扎了，气数已尽，大家都希望能活着看到胜利那一天。原来我都不敢说，现在能说了，那些美国孩子不远万里来中国帮你打仗，马上胜利了，就死了。你家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