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期，中国国内财经界对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关于国企改革的言论引起空前关注。一场深刻而且广泛的关于国企改革是与非的讨论带来不同反响。不论赞许还是反对，总之都在加深认识。但在此次在引发讨论中也不免有失误之处， 他说顾雏军七板斧转移国有资产，我倒认为郎教授此次是七板斧诋毁国有企业改革。
郎教授的“七板斧”的手段分别是：偷换概念，指鹿为马；以偏概全，乱下结论；坐而论道，脱离实践；生搬硬套，背离国情；自相矛盾，枉已正人；浅尝辄止，信口开河；朝秦暮楚，莫衷一是。
偷换概念，指鹿为马
用“国资流失”偷换“国企亏损”是郎教授中立论中的一大特色。举例子来说明。一家国有企业在经营一批进口石油，该批石油进口后，在销售过程中，获得利润1亿元。接下来，该企业再次进口了一批石油，由于国际市场油价下跌，结果国内市场油价下跌，因此只得低于进口价销售，以致于亏损1亿元。作为一家国企，当他经营过程中盈利时，我们不加干涉，当它出现亏损，我们就要曝光他，说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显然这种做法不能成立。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作出如下分析：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企业在经营与处置过程中，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或不应该出现的应得未得或应保有值未能保有的现象，同时这种情况是由于参与操作人员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而非客观上存在的或早已实际存在的但非显性的资产损失。国有企业的亏损之所以应视为正常情况，最关键的要素在于，经营性活动有亏也有盈，既然盈利正常，亏损也应视为正常。
下车伊始，乱下结论
郎教授一开头把矛头对准顾雏军与科龙等七家上市公司，说格林科尔迅速席卷七家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如同童话一般神奇。后来又剑指TCL与海尔，然后又追踪到倪润峰与长虹，最后一语中的。郎教授在8月16日的媒体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大部分的国企老总是没有信托责任观念的。国有企业的老总总是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就想控制公司，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任何侵害股东权益的事都可以做。”这种说法远不是一次。郎教授如此草率下结论，但郎教授了解的企业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万分之一，而且就是这万分之一可能还只是几家翻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如果真要下这个结论，恐怕郎教授倾一身精力也难以完成。我相信郎教授说的情况肯定有，但以个别去否定整体，任何严谨的经济学家都做不出来。吴敬琏老先生称没有认真研究不敢乱说，也说不出来，郎教授只是研究了几个企业，而且也只是研究了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帐，就一下子把中国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好象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已经远不是学术研究的范围了。而朗教授此类言论实在太丰富了。
坐而论道，信口开河
郎先生多次说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然而事实证明，郎教授连中国的国有企业原来养人糊口的特点都不了解。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记得，在建国后的多少年中，国家实行就业安排计划，每年增加了多少劳动力，都要分配到企业去上班，结果是极其突出的人浮于事，僧多粥少，生产效率低下，技术竞争力低下，管理效率低下，激励机制缺失。在国门开放以后，国有企业每况愈下，亏损逐年严重。20年前开始改革，奉行小平同志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直到上届政府还在攻坚，至今也没有完成任务，可见改革之难。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试点、中小企业出售及股份合作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虽然也有了很大进展，但实践证明核心在于产权制度改革。郎教授说产权改革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恐怕也只有自己拍脑袋才能说得出来。朗先生还说，他心目中好的企业都是国企，现在的国企的经营绩效按照他的调研，看起来不比民营差。郎先生的这种调研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稍微有点岁数在国营企业干过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效率差，大锅饭机制导致效率差，这样一个几乎所有国有企业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在郎先生眼中还能得出如此高论，可见郎先生的研究水平确实也够可以了。郎先生还批评国内的经济学家说，这一代学者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都是拍脑袋的。郎先生还说，像产权改革，国退民进，就是那些不做研究，拍脑袋的学者想出来的，从而造成很大的祸患。郎教授一下子把国内的经济学家批得体无完肤，这反映了郎先生的个性，但把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的千百万人伟大实践的事业，一古脑子记到经济学家头上，不是信口开河又是什么？
生搬硬套，背离国情
朗先生多次在立论中说，“我国根本没有正确认识MBO 的本质，国内的MBO并不是国际意义上的MBO。现在国内所谓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资产，这是不对的。简单地说，MBO就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郎先生的理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药方用错了地方。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或多数不是这样。虽然上市公司的MBO我没有深入研究，不敢下结论，但我知道绝大多数被兼并的国有企业或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情况。这些企业的资产是什么，是拖欠的银行贷款，是拖欠其它企业与个人的欠款，是拖欠的职工工资与劳动保险统筹费用，许多企业早已资不抵债，虽然形式上还有个企业在那里，但是实际上早已不姓国了，多数情况是姓银行和姓职工了，有不少企业的净资产早已是负数。MBO的方法，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上的权利人，所谓从银行贷款购买国有企业，实际上是银行在帐目上把债务人换了个名，企业依然是银行与其它债主的，那种一转眼企业领导人通过MBO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说法在实践中百分百不存在，纯粹是一个伪命题，不过是蛊惑人心、哗众取宠的花拳绣腿而已。
自相矛盾，枉己正人
郎教授在这方面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会儿，郎教授指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拍脑袋的，”自己的“观点是做了大量研究的结果，我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试问朗教授，中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作为多年改革最后选准的突破口，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有人们在改革中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有在操作过程中不断调整的经验教训作参考。要么就是郎教授根本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或者研究的方法与采集的数据有重大出入，完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
朝秦暮楚，莫衷一是
郎教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同一类对象上采取不同的态度让人怀疑其内在动机。郎教授批评李东生、张瑞敏、顾雏军以及众多的企业家，郎教授说，“问题的重点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哪个公司不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从理论上来说，朗教授摆出了一副保卫国有资产的架势，但是我们发现在同一类企业家身上，朗教授的态度截然不同。例如华晨仰融，朗教授说，“企业有效率经营确实不容易，”“仰融离开后，华晨去年业绩下降了28%，这对于所有股东来说都是损失，如果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产权，提高经营效率，那么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好事。”朗教授举了国有资本开头后来不断发展的例子，来证明仰融的作用，并且认为华晨汽车可以采取引进遗产税的办法进行和解。朗教授在此时此地说，“当然国家可以说没有第一笔100元资金就没有仰融以后的事业，但是这个说法就严重低估了企业家的价值。由于企业家的价值甚难估计，因此任何行政与司法决策对于企业家都是不利的。”众所周知，郎教授原来代理华晨仰融与辽宁省政府的官司，所以他的建议是仰融个人可以在国有企业里占股份，甚至占大股，向政府交纳遗产税就行了，这种做法就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了，而张瑞敏、李东生的企业家价值他从不提及，却在反复讲多少国有企业可能受到的扶持对于企业的作用。我们不仅要问，朗教授为何对同一类人首鼠两端，莫衷一是？
以偏概全，危言耸听
朗教授一会儿说中国应该立即停止产权改革，一会儿说国企与民企都在联合起来瓜分国有资产，一会儿经济学家拍脑袋，造成很大祸害，一会儿说资产流失海尔都是如此，随便找几家都是这种结果，其它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在谈到信托责任，郎教授又立马下结论，说外国人有这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人没有。此类说法，在郎教授的高论中比比皆是。用不着更多的分析，郎教授虽然挥着的“板斧”挺能吓唬人，但细看一下，也完全不是真金白银，多少让人感觉英雄气短，实力不足。也有少数经济学家支持朗教授的议论。我想要说的是，笔者长期从事实践中的国企改革研究，早在10多年前就有关于国企改革的大块文章登载于媒体，也曾与当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做过请教与交流。一方面我依然要说，尊敬的经济学家们，你们倒底离实践有多远？另一方面，我愿意与不同意见者进行面对面交流，用事实说话，把我们争论的观点弄清楚，也希望我们的争论，丰富由媒体发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的内容，为中国的企业改革与发展鸣锣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