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0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成思等七位学者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在海淀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前不久，10月11日北京书生数字公司已经分别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著名知识产权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郑成思、副研究员唐广良侵犯软件著作权案。
一场图书版权案引发了一场软件版权反诉。“被告变原告，原告成被告”围绕版权争端，学者与企业展开的官司战引发了一场行业讨论。
诉讼背后的变局
事件起因最早可以追溯到今年3月，七位学者称，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网站（www.21dmedia.com ）侵犯了其著作权。在搜集有关资料后，6月25日，七位知识产权学者联名将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该案一出，即在整个产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因其触及的数字图书版权问题是时代敏感话题，更由于原告方清一色版权学者，使其判决结果将对中国数字版权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而对于多年耕耘数字图书业务的书生董事长王东临也可能会因为国内尚不见全的版权体系，面临巨额赔偿。
7月初开始，书生着手积极应诉。坚决否认所有指控，认为证据有伪造嫌疑，并对原诉讼中侵权网站拼写等多处漏洞颇有微词。
同时积极利用原告漏洞展开反诉。由于书生对数字图书特殊的阅读环境，21dmedia.com从不对公众开放读书功能。“七学者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书？”王东临直指：郑成思等人在未与书生数字公司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也未取得许可的前提下，擅自使用了书生数字公司的软件，侵犯了书生数字公司的著作权。“七学者告书生背后实际有竞争对手操纵痕迹”。
另一方面，寻找相关学者探讨数字版权问题解决方法。书生和七位版权学者对版权责任的理解很显然存在分歧。王东临认为，其经营和技术模式与其他数字图书类公司完全不同。书生数字公司帮助图书情报机构建设数字图书馆，自身并不在网上开设直接对公众服务的数字图书馆。这里涉及的版权问题是否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值得商榷。
产业争端
与其说是一场官司，不如说是学术两派的争论。案件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在于用什么样的思路解决版权问题。此案两方均为版权从业人员，也使他们的态度使业界很容易联想到版权发展问题。
王东临认为七学者是以翻译和介绍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主的方式来从事知识产权研究，面对版权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坚持以“堵”的方式解决问题。实际上推崇的是一对一的洽谈签署授权协议方式，这种从法律上看最为合理的方式却对整个数字图书馆行业有着灭顶之灾。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副总经理齐湘潼认为，处理好著作权一方和产业一方的利益关系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现有法律条件下，必须尊重著作权人的利益。但是，现在关于出版物的数字化处理、传播方面，涉及大量作品、作者，海量信息的授权很难处理，工作量很大，如果精力全放在这儿，数字化制作和知识传播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事实”。
“怎么平衡、协调共同发展”？齐湘潼一语道破七学者与数字图书馆产业界对立的焦点。
两大版权模式破局
既然一对一授权不现实，其实早在四五年前，国内数字图书馆产业就开始探讨版权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但相关法律法规迟迟未能出台。
在法律前景不清的情况下，一些数字图书厂商逐步开始了与作者逐个签约的大规模运作。其中，以超星公司最为突出，据悉他们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18万作者的授权，他们目前拥有的数字图书是65万册。但有关人士指出，超星目前采用的方式不是从作品找作者，而是从作者找作品，并且从作者聚集的地方（如高校、科研单位）集中签约，这样可以节约相当的成本。
此外，是以书生为代表的企业，开始推行“授权要约”模式，即在纸媒出版时直接登载授权要约。根据授权要约的内容，使用者只要接受权利人在要约中规定的条件，即可无需与权利人洽谈而与权利人达成授权协议，有权以要约中规定的方式使用作品。
就此话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告诉记者，如何根据新技术应用的需求快速获得海量版权授权一直是困扰整个信息内容产业的重大问题。他建议鼓励先行者进行探索，因为先行者的实践将有助于新法规的制订。
一场普通的企业、作者版权争端成为数字产业发展的关注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