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目前，联邦六位创始人股东，大多已不在最核心的管理岗位上，他们所让出的位置，由职业经理人们担任。这种“蝶变”的背后是权力的出让，一些创始人可能有些不适应，但却是公司长治久安必须付出的代价。
杜泽荣的“位置”又下降了，他在联邦家私集团中，现在已“退守”到“酒办（酒店类家具办公室）业务部副总经理”，成了联邦的一位“四品官”———联邦集团的领导职务分为10级，4级为具有总裁的选举、被选举权的最低职务。
杜泽荣才47岁，正当年，却有退隐之势。
杜泽荣在集团历史上的地位一度非常显赫：集团公司的创始者“六君子”之一，同时也是“六君子”之“长”———集团董事长、总裁杜泽桦的亲弟，而且，他也曾是联邦生产总厂副厂长。面对近些年来自己的“退步”，杜泽荣并无不爽感觉，他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
联邦的“六君子”中，有杜泽荣“不幸”遭遇的不只一位。这样就形成很有趣的现象：作为大股东，在集团具有核心的话语权———杜泽荣为集团监事会主席，但在经营方面，他不仅要服从他上面各层总经理的领导，更要服从集团所聘用的酒办业务部总经理的领导。
杜泽桦说，这一切很正常，在联邦高层，所有位置都是通过选举、考核过程任用的，包括他这个总裁，都是通过无记名投票任命的。大股东们与其他职业经理人一样，都只有一票的选举权。
这一切，缘于12年前的一份“六君子协议”。
“草民”创业史
杜泽桦看样子是个温和的人，但说到联邦还是有些自得。他指着办公室墙边摆放的一叠设计图案说，“这是中国家具协会新办公大楼的家具设计方案，是协会请联邦做的设计。”
联邦家具创办于南海盐步镇，这是广州西南侧一个曾经偏僻的小乡村。
联邦出名，源自“联邦椅”。早在20年前，“联邦椅”便风靡过广东一带。1984年，南海县（现佛山南海区）办起“南海联安乡联邦（个体）藤家具厂”，这个厂的初创人中并没有杜泽桦，而是王润林、杜泽荣、何友志3人，杜泽桦是他们的顾问，大家都是流潮乡人。
王润林是跟随杜泽桦多年、杜“一手带出来的”的部下，那是在广州荔湾区街道藤厂的岁月，杜泽桦当时是厂里的生产副厂长。
杜泽桦家境相当不错，爷爷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父亲做贸易，解放后成了“工商主”。这令杜泽桦只有资格读完小学———文革中，杜泽桦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全家也从城市回到农村。
杜泽桦以他的勤奋，从南海跑到广州，从一名工人做到了副厂长。1980年，暨南大学举办中国第一期经理厂长培训班，26岁的杜泽桦是47位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这三年的学习对杜泽桦的影响甚至是终身的，也为多年后的“六君子协议”打下基础。
在街道藤厂，杜泽桦领着王润林成立“样板小组”，开发出当年轰动市场的“藤沙发”。当年，藤椅使用的是来自海南岛的土藤，藤椅也只在山货店出售。样板小组引进印尼藤，创造出“藤沙发”———当时命名为“301藤沙发”在炎热的南方，传统的皮草沙发不耐热，传统藤椅又不能享受沙发的舒适，杜泽桦以这个创新获得了广州市荔湾区1983年小发明一等奖、产品创新奖。“藤沙发”也从当年的“土产品”升格为“商品”，从山货店进入家具店，并出口到印尼。
此时，学了经济管理的杜泽桦有了新的想法。杜泽桦试图将所学的美国、日本，南斯拉夫三个管理模式运用到工厂中，却被僵化的体制顶了回来。
杜泽桦最终选择自行离职，后来证明，这个选择对他的人生影响重大。杜泽桦与同样离职的王润林各出资3000元，租借联安乡一家生产队的仓库，开办起了“联邦”藤厂。
六君子协议
在联邦藤厂，杜泽桦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实行股份制。5人签定了“五君子协议”，规定，联邦藤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5股东的工资固定为每人每月150元，5股东拥有相同的股份，藤厂每年拿出10％纯利按照股份比例分红。该协议特别规定，在8年的协议期间内5个股东绝不允许分离，中途离开的，8年中的利益，包括股权，全部没收。
联邦藤厂建立了类似董事会的制度：所有重大决策由股东们———董事会成员决定，董事会一旦形成决议，大家都必须严格执行，且不能在在员工面前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杜泽桦被股东们公推为经理。
此时是1985年。中国直到1995年才出台了企业法，对股份制进行了明确规定。联邦藤厂恐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批股份制公司。
1980年代，中国还鲜有现代家具的概念，包括新婚之家，家具的概念还局限于打几样家具而已，没有品牌，没有独特的创造，甚至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有流行样本。但是，联邦在1986年就推出了联邦家具。
联邦家具的出现纯属偶然。当年，联邦在广州承接了一套私家房的装修，房主是从法国考察回来的高工。此高工希望室内装修与家具相配套，高工谈了自己在法国看到的外国家具的样式，认为那是他所需要的。王润林设计了10个方案，高工选择了一个。
这套家具款式被联邦命名为“联邦8601”。随后生产的该款家具在广州商场大受欢迎，第一家联邦专卖店于是诞生了。这或许是新中国最早的家具专卖店。许多人看到“联邦名牌”，以为这种“西欧风格”的家具是从联邦德国进口的。
从此，联邦家具便开始了自行设计的家具制造之路。
1987年，联邦在广州东山百货大楼搞“1990年代家居趋势展览会”，展销厅面积300米。1993年举办了“中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中国现在每年都有上百个家具展览会，但杜泽桦认为，“家具展览经济”的开创者就是联邦。
持续的创新，使联邦家具一直处于家具制造领域的前列，联邦家具的六大股东则都已是当地的富豪了。此时，杜泽桦明显感到，创史股东难以适应现代化企业制度下公司发展的需要，毕竟，他们都是一群没有读过很多书的“农民”，引进人才，各司其职成为公司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1989年，联邦大股东由5个变成了6个。
1992年的股东会议上，身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杜泽桦提出辞任总裁一职，公司董事会推荐四个候选人，由公司30多名中高层无记名投票，每人一票，谁得票最高，谁担任总裁。
这几乎就是在革杜泽桦自己的命。但是，他认为这是必须的，只有这样，在其位者才有可能真正尽其职。在利益分配上，股东们以“责任、权力、名誉、地位、金钱、物质”六大要素作为要点进行平衡。
作为创史人股东，无论在何位置，都享有股东的分红。多年来，六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杜泽桦的股份只比平均数高两个点左右。这保证了每个股东最基本的收益，但在职务上，则根据各人的能力，经选举后任职，并享受职务的奖励。这就是联邦家私内部的“六君子协议”。
合而不散的理由
12年来，杜泽桦始终连任了总裁之职，其前提是公司基本上实现了每年的年度目标。
但1992年联邦出现了亏损，这是1984年以后，联邦出现的第一次亏损，“因为不是在改选年（每三年改选一次），不然，我真的只能下台了”。杜说。
经历这次“危机”，股东们认为，如果一直采用推举的方法产生总裁容易导致公司内部不稳定，很容易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六君子协议”进行了修改，总裁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原董事长有两票权），副总裁由总裁推荐，报董事会批准。公司其他职位的人选，仍然由公司中高层（公司干部分十级，四级以上的有选举被选举权）推举，并以工作业绩为主进行考核：完成指标的，享受相应的指标奖励，没有完成的，责任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责任人中，最多的被扣罚几十万元工资和奖金。”杜说。
目前，联邦六位创始人股东，大多已不在最核心的管理岗位上，他们所让出的位置，由职业经理人们担任。退出核心管理层的股东，一方面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职位；另一方面，作为大股东，主要履行监事、督察等职责。
在中国家具业，联邦不仅有每年1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量，更重要的是创下了自己的品牌，杜认为这是联邦“最大的价值”。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规律。走过20年，联邦家具当年的创史人还抱成一团，简直是一个奇迹。杜泽桦说：在联邦‘分’的可能恐怕不大。‘分’的原因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在联邦，‘君子协议’最大的好处就是各取所长、各有所得。这是联邦制胜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