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商业精神建设是中国人的共同使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使商业精神的建设成为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课题。商业精神的建设不仅关乎中国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关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今后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市场经济一日千里的今天，由于在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普遍现象，因此，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不假思索地把这些消极的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然而，当我们以真正的智慧洞穿时代，就会发现这些消极现象与市场经济或商业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真正的原因是商业精神的缺失！这种精神的荒漠现象在所谓高贵的精神创作，如文学、艺术领域同样存在。当文化人为商人的堕落而高呼的时候，实际上他们自己也陷入了沉沦。罪恶与堕落、伪善与虚空，吞噬的不仅是商人，还有作家、艺术家等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心灵。
商业精神的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商业界的事情，而是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使命！
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是一个严肃的、需要认真考量的重大课题。我本无意于将这一课题的思考与姜奇平先生的文章联系在一起。但姜先生在其《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载《互联网周刊》2004年6月29日）一文中，对所谓的中国商业精神和后现代管理的表述，存在着太多的谬误。因此，在本文中，我将本着学术和思想的严谨性之原则，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一一指出与姜先生观点的不同之处。
二、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还远未形成。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虽然经过短短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在推动力方面，除了政府的政策所制造的大环境以外，并没有一种真正堪称经典的精神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我们迄今为止的成就，更多的是在一种商业环境不够健全的相对无序状态中，因为我们对财富的强烈饥渴本能、固有的智力以及对西方管理的快速借鉴而取得的。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成就包括美国经济的奇迹，是建立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之上，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一定是建立在儒家精神基础之上。且不说儒家文化在本质上与商业精神的格格不入，就算其中可以运用到商业实践中的思想，对已经陷入现代性、陷入未来主义泥潭、已经割裂了与伟大传统紧密联系的当今国人来说，又能领会并运用多少呢？
中国商业精神正随着经济的逐步起飞而处于艰苦的摸索与构筑阶段。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批判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面对是是一个全球一体化和平面化的后现代世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都扑面而来，都处于同一个界面之上，因此必须摈弃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必须直接以后现代模式来迎接后现代世界的种种挑战。
西方商业精神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浸透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商业文化，包括形成了诚信的社会规范与环境，并使之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和主流文化；二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悠久历史的、其实力足可影响国家命运甚至全球经济的世界级百年常青企业；三是在全社会形成了大量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群。
而反观中国，社会缺少起码的诚信，商业文化还远未形成；不仅9亿农民还处于商业文化的边缘，就连大量的政府公务员都还没有真正认同商业文化。中国还没有彻底走出“官本位”的封建文化阴影，何谈普遍化的商业文明？中国也缺少世界级企业，缺少堪做社会中坚力量、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中小型企业群。当然，你可以说联想、海尔等中国企业已经足够优秀。但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管理上，它们与西方百年常青企业都还相距甚远。联想等中国优秀企业的历史才20几年，与西方百年常青企业相比还处于幼年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自大和战略、文化疲软的危险迹象，未来的变故实在还太多太难以预料。你也可以说温州等地已经形成了具有足够创新力的中小型企业群，但那只是温州，并不能代表全中国。而且所谓的“温州模式”也还有待提升与超越，并不能和西方的中小企业创新力真正相提并论。
因此，象姜奇平先生一样，说中国商业精神已经“领潮后现代”实在还为时过早。其实姜先生自己也很清楚，中国商业精神还有待总结。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的结尾就说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标题呢？这显然违背严谨的学术精神。
三、后现代管理与中国商业精神建设
后现代管理：中国商业精神的企业制度基础抛开社会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不谈，由于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对形成商业精神的重要性，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与能否建立最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就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历史向后现代世界飞奔的同时，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模式必将取代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管理模式，而成为新的经典。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必须超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真正符合时代需要的后现代企业制度。同样，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也有赖于后现代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在全社会的形成。
我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后现代管理革命不是发生于未来，而是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不是仅仅发生在西方，而是也发生在中国。后现代管理是席卷全球的企业革命浪潮，它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微软、戴尔、雅虎等高科技新贵的成功，乃至杰克8226;韦尔奇在GE所发动的管理革命，都有力地见证了后现代管理模式的巨大威力；同样，在联想、海尔、万科等中国优秀企业成功的轨迹中，我们也能清晰地发现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模式的影子。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远远落后于实践的需要，使得后现代管理迄今未能发挥其更为巨大的历史作用。
地域化：中国商业精神的后现代陷阱
在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方面，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具有同样的历史职责。中国学者并非应该象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所说的：
“从独一无二的成功中，总结出独一无二的商业精神，而可以反过来推动国际管理思想的进步，才是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的工作。”
“国际上并不稀罕中国总结出什么‘现代管理制度’之类跟屁西方的理论，他们将竖起两只耳朵(因为他们顶多只有两只耳朵)，聚精会神听中国人不同于他们的、又有五千年积淀做来源的那些心得。”
其实姜奇平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总结，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已经是一种经典的成熟的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对它的解构，而非总结。我们真正需要总结的是“后现代企业制度”。我想姜奇平先生一定也很清楚这一事实。
按照姜奇平先生的逻辑，面对全球管理革命浪潮，中国学者应该置之不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西方人自然会总结好。而中国学者的使命就是钻进传统文化的故纸堆，去总结那些“独一无二”的成功秘诀与所谓的“商业精神”。
但是，且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少可用来充实后现代企业制度与后现代管理，有多少可以用来建设后现代背景下的商业精神。如果我们真的如此，不积极地参与全球最新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总结，而只是接受西方人的理论成果，那才会真正变成“跟屁西方”了！因为，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时期，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的国际性、普遍性的重要程度，要远远高于其地域性和特殊性。
姜奇平先生之所以会有以上谬见，或许与人们对后现代管理的曲解有关。
很多人都有一种对后现代管理的巨大误解：他们认为，后现代管理仅仅是管理学的一个流派或思潮。而实际上，后现代管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典管理模式，是现代管理模式的终结者和替代者。后现代管理，是21世纪管理的入场券，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胜秘诀。后现代管理的存在价值，不是因为它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因为它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效益。后现代管理的经典性乃在于它在知识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实用性。换句话说，后现代管理是一种时代理论，它代表着管理的真理与企业的成功，反之，则是谬误与失败。无论是安然、世通的破产，还是大量中国企业的败局，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在后现代背景下及时建立自己的后现代管理体系。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从中国企业的实际需要来说，对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都不应该仅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
后现代管理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在经济全球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后现代时期，任何企业都无法逃避后现代管理革命。正如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样，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必须是跨越式的。中国不能一步一步走完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再去完成后工业化；中国企业也不能一步一步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再去完成后现代企业制度改造。那样的话，中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打个比方，当使用冷兵器的印第安人在信息化时代，与美国的数字化部队作战，他们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迅速把自己也装备成一支数字化部队，而不能循序渐进地先完成机械化装备，再去完成数字化装备。这就叫“兵临城下”！
尽管跨越式发展充满艰难与挑战，但是你别无选择！正是由于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够成功地完成跨越式发展，因此，全球化才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差距与失衡，带来更大的贫富不均。同处一个大陆，拉美国家却远远落后于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拉美化现象”，并使遥远的中国为之恐慌。因为，如果不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企业后现代化及其相关制度方面的构筑，中国也有重蹈拉美覆辙，沦为发达国家附庸的危险！果真如此，那就更谈不上商业精神的建设了！
模仿≠学习：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前车之鉴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阐述先进制度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时，曾经使用了“后发劣势”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源自美国经济学家沃森，原意是“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意思是，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追赶发达国家时，由于局限于对后者先进科技方面的模仿，而忽视了对后者先进制度的学习，虽然可能会取得短期的成功，但长期却会埋下巨大的祸根，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小凯举了几个例子。其一是前苏联：由于前苏联只是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制度基础，因此虽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成功，最终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二是18、19世纪的法国：当时的法国相对于英国是发展中国家，法国落后的原因也是没有象英国一样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其三是南美洲：与北美相比，南美在制度方面具有较大的差距——北美地方具有很大的自治权，而南美地方自治性差；北美是开明自由的基督教新教，而南美是专制的天主教；北美是邦联制，而南美是单一制；其四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在不改变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来实现工业化，结果也是失败的。
杨小凯还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的新工业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却被称为“制度创新”。从前苏联的教训不难看出，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后发劣势”。
那么，要获得“后发优势”的唯一途径乃是——学习成功的制度。我认为，学习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模仿。学习本身是带有批判性的，如果不对学习的对象进行反思，在学习的同时超越对方，就不可能是成功的学习。正如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创造性教育一样。否则，学习就与模仿无异了。同样是上面的例子，法国在学习英国的时候，就没有单纯地模仿，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超越。比如，当时英国大学不设工程技术学科，只单纯教授文化。但法国却大胆地在大学开设工程技术学科，从而后来在很多方面大大超过了英国。
法国的例子与我们今天构筑后现代企业制度和后现代管理模式是同样的道理。中国要想在后现代时期获得长足发展，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模仿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在学习西方企业制度的同时，构筑自己的领先世界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这是后现代背景下商业精神形成的基础。不可想象，当一个国家不具备先进的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还谈什么商业精神！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抛开社会政治制度和宏观经济制度不谈，对后现代企业制度和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总结与学习，无疑是构筑中国商业精神的无可争议的坚实基础！
后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中国商业精神的根源之辩
但是，看看国人对后现代管理的理解……就连姜奇平先生这样在后现代理论方面颇有研究的“新经济理论领袖”，对后现代管理的理解都令人忧心！我认为，姜先生对后现代管理进行的是一种诗歌式的解读，而非严谨的学术判断。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说：
“儒家管理思想，与后现代管理思想，竟神奇地越过泰勒科学管理，正在建立起一种直通车式的联系。”
那么，儒家管理思想与后现代管理思想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直通车式”联系？姜先生是否对所谓儒家管理与后现代管理均进行过系统和严密的考证？
在我看来，后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并非都是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关系，并非都具有本质的相通性。儒家文化的基础是权威主义，而后现代管理是反权威主义的。在拙作《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中，我对后现代管理的文化基础进行过清晰的阐述。
很多学者在总结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商业经营的重要作用时，强调的都是儒家文化的“关系学”和集体主义。但是，且不说新加坡的成功实际上更得益于其对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文化的吸取，就算他们确实是运用儒家文化而取得了成功，我们也还要反观其成功的社会背景——迄今为止，海外华人是在前知识社会的权威主义土壤中取得成功的。如果说这一土壤还能够使儒家文化有用武之地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儒家文化将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法则，甚至其核心思想将彻底淡出历史。
儒家的集体主义与后现代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可以说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抹杀个体的前提下实现其统治的，而后者则是在张扬个体的前提下实现其资源的整合。在后现代企业中，不存在统治，只存在资源的整合。儒家的“关系”与后现代意义上的关系也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儒家的“关系”中，最本质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和“层级关系”；而在后现代企业中，由于产权制度、委托—代理制度的革命以及组织扁平化改造，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彻底消失，也使得高层经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层级壁垒化为乌有。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以人为本”的话，那就更是痴人说梦！连文艺复兴以降的“人本主义”都实际上成为“以人为本”的巨大障碍，更不用说前现代背景下的权威文化了。我曾经在《警惕“以人为本”沦为清谈》一文中指出：
人本主义造就了现代企业制度，也正在促使现代企业制度走向死亡。人本主义不仅没有导致当代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相反，却使“以人为本”有沦为清谈的倾向。人本主义并不是后现代语境下“以人为本”的同义语。真正能够实现“以人为本”目标的是“后人本主义”。
现代企业的层级组织、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以及其内部紧张的人际关系，都是人本主义的产物。人本主义有两个发展阶段，即笛卡尔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和萨特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前者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现代公司沦为单纯的生产机器；后者虽然不再否认他人的存在，不再淹没或同化他者，却把他者看作敌人或工具，著名的观点有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等。不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还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都与二元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元论的本质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因此，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人本主义的根本弊病乃是，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这在现代公司中，表现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表现为二者之间的“主仆关系”；表现为经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以及二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这些关系在现代公司中是牢不可破的。
因此，人本主义的结果是人人以自我为本，而不是以他人为本；人人以自我为主体，而不是以他人为主体。这就导致，在现代公司中，不仅所有者只以自己的利益为本，进而扩展到，经营者以及每一个员工都以自我利益为本。也就是说，人本主义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以自我利益为本的个人主义。这是现代企业不可逾越的文化壁垒，它意味着现代公司制度及文化在后现代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
尽管儒家文化提倡“仁”，似乎是“以人为本”了。但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与后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也具有本质的不同。后现代的“以人为本”是在人人为主体的前提下而实现的，它的最高境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等的爱。我们不否认，在儒家的“仁”中，也有爱的成分。但在权威主义和主仆关系的儒家礼教系统中，所谓的“仁”只能大打折扣，甚至会隐藏着狡猾的驭人之术。
所以，尽管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得中国人并没有能够真正贯彻其精髓要义。这是孔子也不愿看到的。所以才会有这位孤独的先哲“大道隐没”的旷古呼声。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刘备三顾茅庐就是“以人为本”，否则就不会出现后来诸葛亮侍奉无能的刘禅这样的现象。儒家文化所教养出来的岳飞式的愚忠，也断不会重现在后现代企业的“知识工人”身上。我在接受《经理人》杂志2004年第七期特别企划——“置疑兵法管理”栏目的采访时，曾经对权威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进行过批评，并指出，后现代管理是对权威主义兵法管理的全面超越。
这意味着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也必须首先对包括儒家和法家等在内的古典权威主义进行彻底清理。但一直热衷于使用“后现代经济”和“后现代管理”等前沿概念的姜奇平先生，却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不假思索的盲目推崇。姜奇平先生说：
“有专家认为，指导柳传志最得力的管理思想显然不是来自外国—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外国类似的经营管理案例——纵观联想的20年发展之路，‘中庸思想’是柳传志最主要的管理利器。”
我们并不否认《中庸》的博大精深。但后现代背景下的企业管理远非如此简单。任何管理都不可能单靠一种哲学或人生修养学说就能解决，管理有其特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如果讲传统，西方的传统同样博大精深。且不说《圣经》所启示的包罗万有的智慧，就连苏格拉底的才智，也足够任何企业家使用了。换个角度讲，如果中庸之道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就不会有近现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
众所周知，联想集团是中国借鉴西方管理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尽管我们不否认柳传志可能深谙中庸之道，但是没有联想的经理层持股等一系列后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ERP等信息化系统的实施，就绝不会有联想的今天。特别是，当杨元庆发动不许联想员工“称总”，以及大规模裁员行动中，我们就更难看到儒家文化和中庸的影子。在联想裁员行动后，柳传志也亲自对媒体说，联想集团要要完成从“亲情文化”到“绩效文化”的转变。且不论柳传志的说法是否妥当，至少联想的这种做法，已经是非中庸的了。至于联想之路的独特性，这并非神奇，任何一家成功企业都具备自己的独特性。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优秀企业的独特发展道路中，透过晦暗的时代，我们发现它们共同或相似的地方要远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
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摈弃夜郎自大式的民族主义
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还将《黄帝内经》作为企业信息化的最高经典：
“《黄帝内经》对企业信息化，有世界最高水平的阐释。将《黄帝内经》与SAP的ERP软件进行深度比较，可以发现SAP的ERP软件只是大学水平，《黄帝内经》的管理思想已到了博士后阶段。”
姜奇平先生之所以如此说，无非是因为《黄帝内经》中关于经脉的哲理与企业信息化的哲理有相似之处。如果按照姜先生的逻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李时珍是最伟大的ERP实施专家。因为李时珍在自己的实践中将《黄帝内经》的医学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推崇的同时，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还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极端无知和藐视：
“云南‘钱王’王炽领悟出的商道竟是：‘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换了直来直去的美国牛仔，大嘴巴不扇过去，枪子儿也过去了。但《道德经》管这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一方‘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些都需要西方人琢磨是什么意思，什么逻辑，属于什么管理体系。”
请问王炽何许人也？他有没有耶酥基督伟大？要知道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石。而《圣经》中耶酥基督所流淌的包容、忍让精神是任何国度、任何时代的圣贤所不可能达到的。印度的“圣雄”甘地之所以能够以非暴力运动领导印度人民走向独立之路，正是得益于他在英国留学时所受到的基督教文明的浸染。深得耶酥基督精神福泽的西方人，并不是姜奇平先生所认为的三尺顽童，在面对伟大的东方智慧时会崇拜得无以复加。
由于对伟大的《圣经》智慧的吸取，西方人深知，容忍是自由的根源，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相互容忍的精神。没有容忍就没有西方的民主和现代文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西方，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骂总统。西方式的直接，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缺乏容忍、粗暴等品格，而更多的是一种坦白和诚实。否则，西方人岂不都成了未开化的、毫无教养的低等公民？
在北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消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仅没有关卡，甚至没有收费站。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随意到另一个国家工作和生活。而北欧在历史上，各国彼此之间曾经也充满着征战。北欧人还曾以剽悍而闻名于欧洲，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海盗船博物馆见证了这一段历史。但正是由于后来基督教文明的传入，才使北欧人逐渐被驯化，性格变得温和、宽容起来，并由此导致了今天北欧的一体化格局。
而在中国，户籍制度的枷锁至今都没有彻底打破，城市与农村仍然处于高度的二元对立之中。城市人不仅看不起进城的农民，甚至看不起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地人”。请问中国的宽容精神何在？面对后现代社会，我们对伟大祖先的教导还能记住多少？
我曾经在一篇评论硅谷模式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观点：说硅谷之所以没有形成后现代企业制度，源于西方文化的浅薄。这和姜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对西方文化的如此棒杀，我看也绝不符合孔孟之道。
中国商业精神建设：抵制“中国式管理”
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的曲解还远不止以上所述。姜奇平先生以先知的口吻如是说：
“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日本式的管理，是随着日本经济奇迹，而成为国际管理思想的。今日中国经济起飞的成绩，已不亚于日本，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想到，要总结中国式管理的经典所在。”
“我预言，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正是这种体现中国商业精神的新管理典范。”
首先，说国际管理界很快就会总结“中国式管理的经典所在”，这种观点是过于自满。因为大家都清楚，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还只是经得起纵向比较，即与中国的过去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各种指标按人均计算的话，中国还相距甚远。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就一直是名落孙山。
其次，什么是“日本式管理”？什么又是“中国式管理”？尽管我们说，在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与地区理应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事实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也在趋于一体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后现代时期经济文化化之大势，将导致全球文化的大融合。这一融合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远远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度扩张中的民族与文化大融合。互联网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在改变着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无法区分何为西方，何为东方。
事实上，所谓“日本式管理”也不过是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其与西方管理共通的地方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相同大于差异的趋势将更加明显。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日本式管理”和日本二战之后的崛起，其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秘密表明，“日本式管理”及其商业精神的基石，恰恰来自美国。这里有确凿的历史事实为证：
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指派麦克阿瑟为日本的军事统管。麦克阿瑟将军利用日本人尊崇权威的心理，在日本推行了许多《圣经》的基本教义，使之成为商业伦理之依据。《圣经》教义所体现的商业伦理的强大作用，加上日本人的勤奋和爱国情操，激励日本工商界奋发图强，并使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锋芒直逼美国。
其二，几乎于麦克阿瑟同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爱德华8226;戴明来到日本，在日本传授一套奇妙的企业管理诀窍。这些管理诀窍正是源自《圣经》的千古不变的原则。日本人运用这套诀窍，使自己成为美国经济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从而使美国商界在70年代，不得不重回日本，带回这个曾被他们送给日本，却被自己淡忘的法宝，以重振美国经济。
这就是所谓“日本式管理”的秘密！
因此，在后现代背景下，本质上也就不存在“中国式管理”，而充其量只有中国特性的“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管理才是我们建设中国商业精神的坚实基础。而后现代管理本身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商业精神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区分后现代管理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已毫无意义；区分中国商业精神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也毫无意义。试问美国的民族性是什么？美国没有真正的民族性，而只有国际性。这是任何迈入后现代世界的国度无法逃避的命运。
姜奇平先生对后现代管理和中国商业精神的理解充满着矛盾。在上文中，姜先生说：未来取代日式管理，在国际管理界执掌牛耳的，正是这种体现中国商业精神的新管理典范。但在另一个场合，姜先生又说：下一代管理，是后现代管理与东方管理的统一。
那么，统一于什么，统一于东方管理吗？不，肯定是统一于后现代管理！东方管理也好，西方管理也好，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只能是后现代管理的一部分。并不存在超越时代的东方管理和西方管理。
显然，在姜奇平先生那里存在着概念的混乱，他把后现代管理与“后现代背景下的西方管理”划等号了。那么，既然如此，姜先生却还热衷于“后现代经济”、“后现代管理”这些“舶来品”，岂不也是“跟屁”西方了吗？
四、社会资本与中国商业精神建设
“社会资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在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中，社会资本的转型与积累也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本存在结构性欠缺和社会资本相对薄弱的国度。而社会资本是国家软实力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纵观西方发达国家，无不具有社会资本强大之特征。社会资本是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其本质是存在于政府政策与法律之外的规范性力量与网络。西方的社会资本虽然也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绝不是因为学习中国的“关系学”，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走向民主与富强之路的。
然而，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姜奇平先生却说：
“今日国际社会学中新的核心概念—‘社会资本’，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它有条件转眼间成为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新的世界典范。”
“关系，可说是中国商业精神中的土特产。做生意不懂关系，无异于一只白薯。而社会资本，正是法国社会学界从中国人的‘关系’中直接提炼出的一个进入国际主流的社会学、管理学理念。”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对西方“社会资本”概念的进一步考察，来看一看姜先生的以上说法到底是哗众取宠还是严谨的学术判断。
西方“社会资本”概念解析
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8226;布尔迪厄（p.bourdieu）。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有三个中心概念：习性、场和资本。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他还将资本分为三种形态：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在1980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布尔迪厄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而具体界定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8226;科尔曼（james s.coleman）。1988年，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作了初步论述，并在其后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的。在其行动理论中，基本的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这些关系不仅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资源。当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性，把其当作一种“资源”来看待时，“社会资本”的概念就出现了。科尔曼所说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特定人群或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违规行为的自动惩罚机制和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他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纽约从事钻石交交易的犹太人。在进行大宗交易前，钻石商们通常要把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圆钻石在付款前交给对方，以便他们清点数量、检查品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手段保证对方不调包以次充好或以假充真。这个看起来令人惊叹的诚信背后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惩罚机制：纽约从事钻石交交易的犹太人是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群体，他们通过家族、宗教、社交等各种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因为贪心而调包或私藏钻石，就将失去所有的家族、宗教、和社交关系，是自绝于这个群体，也将被整个业界抛弃。
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帕特南和其同事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使民主运转》（1993）一书。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公开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所以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可以信赖，且成员之间能相互信赖，那么它能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
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界定社会资本时也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他提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内的成员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彼此合作；而所谓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福山认为应该包括“诚实、互惠、互相信任”。
通过以上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的“社会资本”与中国的“社会关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如姜奇平先生所言，西方社会学界是受到东方文化的启发而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但这并不意味东方（中国）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我们为此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如果就此以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货”、以为“风水轮流转”而陷入骄傲之中，那实在是说不出什么道理。到头来还是夜郎自大。
西方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是因为在西方，社会资本原本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西方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之路上，社会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的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概念息息相关。“市民社会”最早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卡尔8226;马克思曾经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辨证统一关系。马克思还指出，政治国家最终将为市民社会所取代。而市民社会的维系纽带恰恰是社会资本。
中国式“社会资本”必须转型
社会资本是一种创造与生产性力量，它对商业社会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传统社会。因为，现代商业社会对应的是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强制性规范在商业社会中表现得最为薄弱。在此种状况下，社会资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缺少社会资本的维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一个社会一旦由于社会资本薄弱而必须由政府进行更多强制性规范时，必然会背离市场经济形态。
因此，社会资本对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由于中国目前社会资本的薄弱，实际上给政府背上了重大的包袱。为了缓解这种压力，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建设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学”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相距甚远，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中国传统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裙带关系”，其作用更多是破坏性的而非创造性的。中国人“关系”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甚至是国家法律的破坏，从而为小部分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其结果是制造社会不公，引起民愤民怨。在中国，“关系”的另外一种作用是：为本来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保障。无论是前一种现象还是后一种现象，中国的关系都没有起到维护正当规范，维护社会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关系” 还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的庇佑者，甚至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制造者。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社会资本”正在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阶段的今天，是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竭力抵制的破坏性势力。这与西方的社会资本的确是有天壤之别。
西方社会资本发达的另外一个著名的例证是，现代英国没有宪法，但却依然能够民主而强盛。这说明经过数百年的资本主义道路，英国的社会资本已经高度发达，从而成为民主政体强大的辅助力量。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8226;诺斯(Douglass C North)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这其中的奥秘除了前面所说的南北美洲在制度细节方面的差异外，就在于社会资本是否富有。北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而拉美则在社会资本方面较为匮乏。这是双方发展状况差异巨大的重要原因。
拉美的状况对中国是很好借鉴。中国经济今后的良性发展，必须依赖健全的商业精神。而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则有赖于社会资本的构筑与转型。社会资本不仅对经济、对整个社会文明的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成功的前提。
中国式“关系”与后现代商业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社会资本的转型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对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关系学”进行彻底的清理，以避免陷入一些基本的错误。而姜奇平先生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中却说：
“‘关系’，看起来充满自然经济中未开化的血缘气，但出乎意料，在螺旋式上升中，竟与最先锋的后现代商业精神不期而遇，暗合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
姜奇平先生的以上观点，是将后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否定之否定关系，从而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式的“关系”与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并无任何关联性。中国式的“关系”，体现的主要是一种带有强烈趋利色彩的世俗主义和“混世法则”。这种“混世法则”其实并没有超越常识意识，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中国的世俗社会夸大并使得这种常识意识庸俗化了。而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反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体哲学。
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其中，前者的直接后果是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后者的直接后果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实际上，由于西方独特的基督教文明，使得西方社会即使在现代性最昌盛的时期，在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声之后，都没有真正彻底地沉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上帝之爱，而仍然得到了维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约有50%的当今美国人自愿做义工为社会服务，他们每人每周平均做义工的时间不低于4小时。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如果你是交通等事故的受害者，目击者会主动向你出示证件和联系方式。如果你需要，他就愿意为你出面做证。而在中国，同样的情形下，目击者大多都会逃之夭夭。在中国，我们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妇女，观者如堵却无人报警的新闻。而在丹麦，每一个市民都会充当警察角色。请问，在以上绝非只反映特殊现象的事例中，我们的“国粹”——“关系”那里去了？在类似情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何在？中国的“关系学”与此有何相关？
问题的症结是，由于中国社会信仰的缺失，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浪潮之下，大多数人迷失了方向，成为货币拜物教的俘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远甚于西方，使整个民族陷入空前的精神危机，使真正的商业精神的建设陷入困境。中国的“关系”于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看来真是毫无助益。而被姜奇平先生判决为“不懂关系”的西方人，却真正地构筑了自己的重视关系的后现代文明。这才是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的真正含义。在“主体间性”理论中，首先是“主体”的在场，即具有对等地位的独立个体的在场；然后才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它的最高体现是主体之间的爱，是一种利他精神。而中国式“关系”，则始终与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中国文化缺少真正的“关系”，中国缺少社会资本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缺少真正的主体哲学。在中国哲学中，“主体”是不在场的。所谓的“主体”被归结为“心”，而客体被归结为“物”，中国“主体哲学”的最高境界乃是“物我合一”，实际上是一种心灵修养学说。在这种心灵修养学说中，“心”是内指向的，即指向“我”或“己”；而“物”则主要是指外部世界或自然。这样，中国的“主体哲学”就不可能构筑真正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中国文化也就不可能在后现代背景下成为社会资本的孵化器。被姜奇平先生引以为荣的中国“关系”的本质乃是，在“主体”不在场和权威文化的主导下，以“绝对统治”、“服从”、“人微言轻”、“趋炎附势”、“封闭排外”、“破坏规则”等为特征的畸形的“关系场”。
因此，由于中国的“关系”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具有天壤之别，两者之间不存在“否定之否定”关系。西方的“社会资本”并不是如姜奇平所说，是建立在对中国式“关系”的“消毒”的基础之上。两者之间并无本质上的相通性。那么，显而易见，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重要的是吸取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吸取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等后现代思想，而不是以中国传统的“关系”和古典文化为依据。这并不是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在系统和深度批判的前提下，使之与后现代精神进行真正的对话。这才是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出路所在。
五、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文化化的后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我们必须看到，物质和精神是相互渗透的：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种相互渗透的科学，而非仅仅向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良方。就此而言，商业精神也并非仅仅是为社会提供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而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所谓商业精神的本质，乃是构筑一个健全、民主的理性社会的坚实基础。
然而，另人诧异的是，在《领潮后现代的中国商业精神：中国新经济的商业精神》一文的结尾，姜奇平先生却发出以下奇谈怪论：
“现在大家都去赚钱，没人去总结也好，等于给中国商业精神保了密了，让西方人光看到奇迹，不知是怎么变出来的。也是一乐。”
这无疑是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中国商业精神建设这一重大而严肃的课题。这是真正的后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唾弃的行为。
21世纪的中国，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隆隆作响的巨大工厂，茫然运行而不知所终；走向后现代时代的中国人民，不应该沦为简单的赚钱机器，脑满肥肠而灵魂虚空。而当前的事实是，单纯的增长癖以及拜金主义正在吞噬中国。在这种真正的商业精神缺席的状况下，GDP的飞速增长中孕育着巨大的危机。因此，商业精神的建设是21世纪经济中国的拯救之道，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乃至是作家、艺术家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神圣的历史职责。
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商业精神建设这一神圣职责，以避免中国在成为一个经济巨人的同时，沦为一个精神侏儒。
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商业精神建设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