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9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封闭落后的原有单一计划经济体系被打破,中国经济以积极姿态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范畴。与此同时,具有自主经营管理、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上的绝对主力军,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等经济成份对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影响力也逐渐增强。
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索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挤入世界前列,其中贡献尤其以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最。与此相适应的是,随着中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的规划和建设,中国企业已经全面接受了市场经济体系,并且借助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进军国际市场。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促生了管理本土化课题的出现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的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获得了飞速增长,继续在中国经济体系里担当了中坚力量。与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适应现代管理上,已经呈现出了喜人的局面,借助完整的产权、灵活的决策和快速的反应这些先天优势,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在这短短二十多年里,或沦落失败,或继续辉煌,经受了血与火的艰难磨炼。“一招鲜,吃遍天”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再也难以寻觅绝对暴利的机会。
当我们正面接触跨国企业并与其展开竞争的时候,不少有识之企业管理精英开始看到差距并思考如何应对的问题,尤其是在管理理论界展开的“中国式家族企业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争鸣,进一步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适合于国情同时又符合国际潮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必须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的本土化。
作为一个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的后来研究者,对于这些问题也展开了思考。我认为,要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的本土化,首先必须虚心学习西方系统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掌握众多的社会学科知识,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其次我们必须真正了解和熟悉国情,熟悉我们的家底,熟悉本国消费者的心理,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适合本国消费者的产品、技术;其三,我们必须去除国内当前所存在的浮躁心态和不良风气,多花点时间认真研究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历史和思想哲学。
二、管理无界限,我们不能画地为牢
管理并无界限。我这里所说的无界限,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指各个领域只要存在管理,其基本管理原理和方法等基本是相通的;其次,是指不同体制企业的管理都具有共性,并无本质性的区别;其三,指中外管理没有质的区别,只在于谁的理论和方法更适应某一具体环境的问题;其四,这里要澄清的是,在国内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那就是中国传统比较重视理念等软件管理,善于务虚,而西方则比较重视如制度等硬件管理,则比较务实。
其实,从整体来看,在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过程中,西方的管理无论是务虚还是务实,其适应能力明显要高于目前中国的管理现状;不过,由于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极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如道教的太极原理一样,可以生生不息,在吸收西方管理精华的基础上,将会迅速在自己的文化体系里植入新的基因,再造强势的管理体系和架构。
正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预言一样,企业文化将为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派别。在管理研究上,我相信,如果中国的管理理论专家们真要铸造出独特的管理体系,必定要借助于中国五千年文化背景这一深厚根基。与目前国内那些研究管理专家们不同的是,我的研究从来都不固守大学里面的程序,我也根本没有写过什么管理类的毕业论文。今年,我也研读了不少发表在某著名管理杂志上那些所谓博士研究生或者硕士研究生们的论文,很多人都喜欢到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上去寻找资料,然后根据自己所喜欢(或自以为喜欢)的领域做论文,当然指导他们的教授一般都在那个方面有相应的研究或者处于权威领导地位。
我认为,他们很多的论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大的指导实践的价值。写完后还是只能躺在书本上,走的要不就是从理论到理论,要不就是根据自己的预测或者观点,然后找材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样自然难以出现理论或者整个体系的创新,或许也没有多少愿意做这样艰巨的原创性工作。
管理本身它就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既需要理论、理念、思想、文化和哲学的支撑,同时也需要方法、技巧、程序、制度等的配合。不过,单就某一个人的研究来看,却并不要求样样俱到,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抱有系统的观点,而不应片面强调自己理论体系的一元性。
三、本人专注于中国管理文化学派开拓工作的背景
我之所以集中来做一点中国管理文化学派的开拓工作,主要是源于兴趣,源于个人背景。从小学五六级开始,我便开始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当时我身边可读和可借的书非常少,由于我父亲是党员的关系,家里有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这确实是机缘),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而不是仅仅通过课本里的历史课程来了解),了解了社会革命的本质特征,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可以用于经济领域的管理方法,这些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也不可能确定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理解反而能够更自然地做到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
在毛泽东的那个年代,也出了不少杰出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涌现期。但是,真正可以提到整个世界范围和广义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分析并领导和解决中国当时问题的,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但在毛泽东之前,已经有许多仁人志士开始了着手解救落后中国的方略。我认为要实现中国管理本土化,也必须有人来做管理文化方面的开拓工作,这是我们在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体系竞争优势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而这也是在我综合了解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和国外著名管理著作之后所领悟到的极佳突破点。
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同时,我们中国企业家们已经不再惊叫“狼来了”。这是为什么?一是我们叫喊多年,已经不再是个热名词,适应过程正在成为过去,社会已经不需要这样刺眼的词语;二是在与跨国企业国内国外两条战线竞争过程中,开始找到感觉,沉下心来使力反而能够有更朋的胜算;三是在学术界的管理研究和实业界的管理实践上,已经逐步适应了现代管理模式,模仿的基础还是相当深厚的,因为我们的语言理解力和构建力还没有丢失;四是我们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开始认识到只要努力,中国企业还是有实力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征战的,进一步增加了信心。
自进入社会之后,我接触了不同体制企业的各级人员,包括最上层的大公司老板、董事长、总经理、中层管理干部、基层干部和普通员工。同时通过快捷的互联网信息传播,我也可以接触到世界范围内企业和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使自己近十年来始终保持开放和学习的积极心态。不过,我始终坚信,某些基础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并不会过时,它具有自适性,因为它们也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一样。即使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知识迅速更新换代,但我从不惧怕自己的落伍,因为我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心态。
四、希望有更多的同行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管理文化学派的发展
在高深的管理学术面前,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小孩子。就如我准备将我从04年度4月至11月期间所认识到的管理思想闪光点编辑成现在的《管理布道者》一样,它还是很粗浅的东西,它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它更多的是我本人对于管理的理解以及在现任职和以前任职公司的实地观察与理解。
我不打算将它编辑成非常专业化的那类管理书籍,它融入了我个人太多的东西,类似于散文类的管理书,也就是间于专业管理书籍和文学类书籍之间,相信其可读性更强,更贴近企业管理学习者们的需要,就好象是他们自己领悟出来的一样。
当然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管理学派,靠我个人这点滴思想和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它与其它理论一样,成形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是专业管理书籍的形式,它必须有管理类书籍的共性并有自己的特色。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做这项有意义的创造性工作,那就是将中国管理文化发挥光大,成为一个有世界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管理文化学派,而我始终只是那个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孩子。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家们也需要这种具有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来指导经营管理实践。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企业的迅速走入世界,我愿与所有致力于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进步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业余研究者们共同进步。
让我们都来做中国管理文化学派的开拓者吧!我相信,中国管理文化学派领袖必然会在那些专心致志热衷于此领域的研究者中产生。同时我还认为,这将是一支与企业文化学派有关连但研究方向不同的重要学术力量,里面会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发现,需要我们用心去将它理解透,并用精美的语言方式形诸文本。
鸣谢:
从《管理论道者》一书看来,很多地方都与我现任职公司相关(当然目前我对该公司的了解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我应该再一次感谢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因为近距离地接触这样一个优秀广阔的企业平台,才获得了对管理理论领域新的制高点。应感谢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先生在高效管理企业方面的卓越示范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力,感谢董事长助理彭泽文先生的热心指导,尤其是他广阔的管理思路和清晰的战略思维给了我深刻的影响。还有我在《总序》中提到的其它公司领导,他们也是我在管理方面关注的重要对象,他们在志高的全情投入,让我不得不深思管理之道和管理方法和技术。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帮助、支持和鼓励过我成长的所有朋友,尤其要感谢《中国管理传播网》为我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提高管理专业水准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