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中，有一个顾大掌柜辞号的情节；与其同时，有一个姓马的跑街伙计跟东家说了一句心里话：自打当学徒那一天起，就想当大掌柜。如果我们把这叫做围城现象，进去的想出来，在外面的想进去，就有些生拉硬扯，因为后者固然属实，但前者却是在欲擒故纵。联想到当前问题富豪的纷纷落马以及企业高管“前腐后继”的现象，不由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家阵地或者经理人职场到底是围城还是麦城呢？
如果说经理人职位是一座“围城”，想进去的且不必说，想出来的人就值得分析，像顾大掌柜的辞号，并不是真想出来，只不过是拿出来跟东家较劲。真叫他出来了，他就愤愤不平。当然，确有一部分人在里面疲倦了，厌恶了，还有一部分是淡泊了，他们的出来，或许是一种解脱。真正值得注意的则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喊着想出来，多是“江南望到江北好，去到江北喊苦恼”，和他们起初的想进去一样，都有奔着那一份诱惑而去的，而且他们又不知足。 于是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到底是极富挑战性的职业还是极富诱惑性的职业？如果是面对挑战的不知足，那是高尚的，不能以“围城”现象小觑之；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诱惑也是一种挑战么。那么我们只好再退一步，将诱惑分为正当利益的诱惑和不正当利益的诱惑。而在见异思迁、陷入围城现象的人那里，他们的不知足，正是难以摆脱不正当利益的诱惑或者更大的诱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5年l月，就有10家上市公司的11名高管落马：利嘉股份总经理陈翔、深圳机场总经理崔绍、*ST京西影长刘利华、开开实业原总经理张晨、三毛派神原董事长张晨、东方创业原副总经理陶洪、浙江东方前董事长刘宁生、前副董事长吴建华、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山东巨力原董事长王清华、西安达尔曼原董事长许宗林等。这些高管走向犯罪或者涉嫌犯罪，从他们个人获利的角度看，显然是经不住不正当利益的诱惑。 或许类似的高管也有真想从经理人“围城”中走出来，“金盆洗手”的时候，但是当他们觉察到自己涉嫌犯罪的行径即将败露，急于销毁罪证，或者携款外逃成功的时候，就不能再和“围城”现象相提并论了，这时的围城其实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麦城。由此可见，为了克服“前腐后继”的现象，必须消除经理人“围城”中不正当利益的诱惑。如果这种诱惑依旧在，我们就可以断定腐败者还在腐，贪赃者正在贪。 当我们看到创业者从无到有的拼搏事迹时，当我们读到一些企业家因日夜操劳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时，自然会感到经理人的确是富有挑战性的职业，不会将他们的成败生死硬要与“围城”联系在一起。可是为什么一个原本极富挑战性的职业被混淆成极富诱惑性的职业呢？从外部环境来讲，恐怕与我们舆论宣传的偏颇也有一定关系，那就是仅以成败论英雄，一俊压百丑，效益定乾坤。从国资委传出的资讯得知，国企高管的年薪可达数十万，而且大家还在要不要超过某个限额(40万)上有争论，欲与国际经理人市场百万美元的年薪“接轨”，这对于国内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那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年薪再高那属于正当利益，可是稍通世事的人都明白，数十万年薪的背后隐含着不知多少不可言状的利益：职务消费、国际公务旅行……。且不说他们注定要在金山银海间翻滚，在灯红酒绿中出入，数十万元的年薪尚在鼓噪激励力不足，完全有可能促使这一职位成为不知足者的“围城”。 从企业内部来讲，经理人职位的围城沦为麦城，往往是监控的乏力和管理规则的缺失。有人甚至把这种管理混乱的“围城”或者滋生腐败的“安乐窝”叫做“猪圈”，尽管过于偏激，却也是对“围城”管理混乱时的一种形象化。欲壑难填者在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时尽管也在喊着走出“围城”，但他们仍然不失为“一头快乐的猪”。如果我们想消除经理人“围城”不正当利益诱惑的话，还是要在“围城”内部消除“猪气”，打扫干净院落，以更多的精力关注在“围城”制订更为规范的游戏规则，使内控不再形同虚设，使得经理人职位更加具有挑战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激励机制不足的问题固然需要解决，而利益诱惑的力度必须减弱，以免屡屡酿造唯利是图的苦果。当那些真正敢于应对挑战的人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姿态突破重围，经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时，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是不会后继乏人的。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