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对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与创新精神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分析了其创新的特征，认为齐国兵家始 终围绕时代需要、理论构建和效益优先这三个基点进行创新。同时，本文还从齐文化的影响与齐国兵家的自身素质 两方面着手，探讨了齐国兵家屡屡创新，成果累累的主客观原因。
齐国兵学是中国传统兵学中最为辉煌的一章。齐国兵学之所以能够取得丰富的成 果，关键在于齐国兵家们始终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勇于开拓，富于创新精神。创新是 齐国兵学发展的源泉，也是齐国兵家最重要、最优秀的素质。对此予以深切关注，有着 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谈点粗浅认识，以就教于方家。
一
齐国兵学渊源于周初兵学家姜太公，历经管仲、司马穰苴等人的传承和发扬，至孙 武时正式形成，《孙子兵法》是其奠基之作。此后，又有孙膑兵论学派、《管子》兵论学 派、太公兵论学派以及整理《司马法》的兵家群体、田单等人的发展与完善，使其体系 更完备、内容更丰富。通观齐国兵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齐国兵家总是勇敢地屹立 于时代的潮头，以其超人的智慧，严谨的态度，在军事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推陈出新。 归纳起来，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大致是围绕下列基点展开的：(一)以时代的需要为转移，及时在兵学领域进行创新。
齐国兵学始祖姜太公在兴周倾商的斗争中，根据商强周弱，但商政衰败的实际，创 造性地提出了“阴谋修德”与“兵权奇计”两项致胜方略，成功地完成了剪商大业。姜 太公也因此成为以奇计、权谋用兵的鼻祖。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国的争 战日益增多，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管仲为了使齐国在争霸战争中取得优势，又创造性 地提出并实行了“作内政而寓军令”，推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建立常备军等新措施， 很快实现了强兵的目的。此外，管仲还首先提出了战略威慑理论，是这一理论的奠基 者，认为“胜一而服百，则天下威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 功，则天下从之矣”(《管子8226;七法》)。
在紧随时代潮流，及时创建新理论、新学说方面，兵圣孙武的表现尤为突出。 孙武生活的春秋末期，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奴隶制日薄西山，封建制曙光初 露，军事领域内原有的战略战术原则，一一被时势所淘汰。在实战中，与奴隶制的仁、 礼观念大相径庭的奇袭、设伏、截击、连续追击等新的战法不断涌现。面对这一客观现 实，孙武以其独特的眼光，非凡的智慧，及时对西周以来的兵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 批判与总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兵学理论。首先，他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 律，提出了“兵者诡道”(《孙子兵法8226;计》)、“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 子兵法8226;军争》)的观点。不赞成周朝的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用兵原则，主张“能而示 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 法8226;计》)；提倡“因粮于敌”(《孙子兵法8226;作战》)、“掠于饶野”(《刊、子兵法8226;九地》)。这 就对周朝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军礼”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从而为兵学的大发展开辟了 广阔的道路。其次，孙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战略战术理念，如先胜思想、全胜思想、 速胜论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8226;谋攻》)的理想境界，“令之以文，齐之以 武”(《孙子兵法8226;行军》)的治军原则，“五事七计”的战争观，形势、奇正、虚实等战 争指导理论，“五间俱起”的用间之道等，从而使其军事思想成为一个主旨鲜明，内容 丰富，互相关联，深富哲理的严密体系，奠定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的坚实基石，规划了 古代军事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主导倾向。历史进展到战国时代，封建兼并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战争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 化。时代又一次对新的兵学理论发出了召唤。齐国又一批兵家适时而起，创建了许多新 的兵学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孙子的兵学体系。首先，孙膑及《管子》兵论学派将战争的性质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类，并强 调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对战争的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军 事家主张为“利”而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8226;火攻》)，“合 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8226;九地》)。这显然具有片面性。孙膑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说：“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8226;将义》)，把战争的正 义性看成是谋划战争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管子》兵论学派则更具体地阐述了这一 问题。他们认为“行义胜之理”(《管子8226;幼官》)，“行义”方能“立于胜地”。如果“不 义”，即使军队强大，士兵勇敢，那也不能算好的军队，只能算“伤兵”、“残兵”，在战 争中难免于失败。孙膑与《管子》兵论学派对战争性质的区分，顺应了战国时期的时代 要求，同时发展了孙子的兵学理论。
其次，在攻城问题上，孙膑及其后学又有新的创见。众报周知，孙武是反对攻城 的，他多次申述“攻城则力屈”(《孙子兵法8226;作战》)、“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 法8226;谋攻》)，甚至认为攻城是军事行动的最下策。这种局限是由孙武那个时代造成的。 到了战国时代，攻城战已不可回避。孙膑及其后学对攻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把 城池区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不再一般地反对攻城。这对指导当时的 战争实践无疑有重要意义。
再次，孙膑在“阵法”理论上，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战国时代，车战逐渐失去主导 地位，步兵战阵再次复兴，以步兵为主体的车、步、骑混编战阵成为了战争的主要形 式，并由此带来了战阵上的一系列变化。针对这一新情况，孙膑及时提出了“用阵三分，诲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孙膑兵法8226;八阵》)的 布阵原则。同时，他还详细论述了各种阵势的列法和战法。他创立的这种以步兵为主， 车骑为辅的阵法理论，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最完善、最基本的理论。
第四，孙膑探讨了战争的历史职能作用，填补了前人的空缺。孙武虽有很多创新， 但对战争的职能作用却没有涉及，孙膑则根据当时七雄纷争，谁胜谁负，最终要依赖军 事实力的实际，提出了“战胜而强立”(《孙膑兵法8226;见威王》)的著名论点。他认为，在 天下纷争，战争不息的情况下，只有“战胜而强立”，才能实现“天下服”的统一局面， 即是说，只有用战争手段，才能统一而安定天下。
第五，《管子》兵论学派深刻分析了国家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并创造性地 提出了商战的思想。关于经济实力与战争胜负的关系，《管子》认为：“国富者兵强，兵 强者战胜”(《管子8226;重令》)，“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王天下，财不盖天下，不 能王天下”(《管子8226;七法》)。如果国家贫困无“蓄积”，就会“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 8226;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 安矣”(《管子8226;七法》)。在此基础上，《管子》进一步提出了商战的思想，认为恰当地运 用商业手段，特别是外贸手段，一样能够迫使他国臣服。
(二)注重兵学理论的构建，不断总结与创新。齐国兵家是实战家，更是军事理论家。他们在实战中都有骄人的战绩，孙武指挥吴； 军攻楚，创下了五战五捷，以三万兵力破楚军二十万，直下楚都的辉煌战例；孙膑“围 魏救赵”，更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典范。但是，齐国兵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要追求 更大的成就，要在兵学理论上有新突破、新发现，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春秋中后期，战争观念、战争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作 战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多种多样的诡诈战法在实践中不断出现。孙武以其敏锐的眼光， 首先发现了这一转变的理论价值，在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将诡诈、功利 提升到军事原则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而在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兵以诈立，以 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
孙膑在实战中，创造了“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并因此“名显天下”。他及时对 自己的军事实践进行了总结，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必攻不守”(《孙膑兵法 8226;见威王》)、“攻其所必救”(《孙膑兵法8226;十问》)的著名军事思想，大大丰富孙武开创 的兵学思想体系。孙膑还从理论上分析和总结了战争自身的规律问题，他称之为“道”， 认为战争的指导者，君主和将帅是否懂得“道”并用于指导具体的战争，对于胜负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 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 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8226;八阵》)
总之，齐国兵家对实战经验的总结不是对以往战争的简单回顾，他们不以自己的辉 煌战绩为炫耀的资本。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战争实践时，立意深远，着眼于探索带有普遍 性的战争规律，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性地构建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有生命 力的新的兵学理论。这一趋向直接规范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发展走向，其影响深远。
(三)以追求战争的最佳效益为目标而进行创新。
追求效益，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是齐国兵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围 绕这一目标，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成果。 孙武在这一主旨的支配下，提出了“先胜”和“全胜”的著名军事思想。他在《作 战》、《谋攻》等篇中对经济、外交等重要因素，作了周密而详尽的分析和筹算，认为战 争的耗费是巨大的。因此，他提出，要谨慎对待战争，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 果非战不可，那就一定要战前进行周密的“庙算”，看是否能够获得利益；一旦进人了 战争状态，就要争取“全胜”。因为春秋时期攻城的损耗特别巨大，所以，孙子一再强 调要避免攻城战。孙子创立的“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8226;作战》)的速胜论、“因粮于敌”、“掠 于饶野”的后勤补给战略等，也都蕴涵着深刻的效益观念。
不仅孙子如此，齐国兵家中的其他人的创新活动，也体现出注重效益的特性。如管 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实行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平战结合，切实做到了农业生产与 军事训练两不误，富国与强兵并举的双重功效；又如《司马法》兵家群体论述说：“凡 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司马法8226;定爵》)这就从各 种兵器如何协同作战的角度，去探讨了战争效益问题。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将 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两种，指出“有义胜无义”，也体现了注重效益的思想， 因为战争的性质正义与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不义之战，大多归于失败，即 使侥幸获胜，也往往耗费大而见功少。此外，管仲的战略威慑理论、《管子》兵论学派 的商战理论及其用多种方式确保武器装备精良的思想、太公兵论学派关于车、步、骑各 兵种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以及各兵种联合作战的新理论等，同样显示出齐国兵家希望从多 方面人手，以争取获得最佳的战争效益的动机。
二
齐国兵家能够不断有所创新，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与齐国良好的创新环境密不可 分的。齐文化的开放性、务实性、功利性、兼容性等特质，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着 其他六国无法比拟的文化依托。首先，齐文化具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和民主精神。从齐国始祖姜太公开始一直奉行 “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这十分有利于贤能之士的脱颖而出。齐国兵家正是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积极进取，深入挖掘自身的潜能，在兵学领域里不断创新的。
齐国自姜太公起，对民众的统治就实行“平易近民”的软控制。姜太公面对齐地民 众舒缓达观、自由开朗的社会风尚，采用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没有强制 推行严峻拘谨的“周礼”。经过历史的演进，使齐文化养成了较强的民主精神。即使到 了战国时代，齐国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但相对于其余六国而言，齐国的君主专制也显 得较为开明。这就使齐国的民众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拥有更多的自由。齐国统治者的这 种开明态度，使齐国兵家的创新活动有了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使他们的思想较少受到 压抑和限制，能够较为自由地畅想、讨论与辩驳。
其次，齐文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齐人不守陈规，不尚道 统，善于随时而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注重实效，追求事功。齐文化的这一特质深 刻地影响了齐国兵家，对他们的创新活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齐国兵家的头脑里， 功利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尤其是在无情的军事斗争中取得成功，就不能因循守旧，也不能自我满足，固步自封，而必须时刻保持旺盛的创新欲望，努力 探索，做到发人之所未发，以新制胜，以奇制胜。
再次，齐文化具有浓烈的尚武之风。齐人尚武，上自国君，下至普通民众，率皆如 此。如《晏子春秋8226;外篇》云：“庄公陈武夫，尚勇力。”《公孙龙子8226;迹府》说：齐闵王 好勇，他认为“见侵侮而不敢斗”是懦弱的表现，对这种人，他是不会让其做官的。 《管子8226;五辅》也说齐国“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普遍的尚武之风，使齐国许多优秀的 人才投身兵学领域，这种局面使齐国兵家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深感不努力创新，就会在 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三
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心智活动，除了要有优良的外部环境、适当的理论与技术条件 外，还要求创新者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齐国兵家之所以能不断有所创新，关键正在于 此。归纳起来，齐国兵家的良好素质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顽强的进取精神。强烈的进取精神对于创新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创新的 道路是异常艰苦处处布满荆棘的，若没有顽强的进取精神，不是随遇而安，就是遇难而 退，半途而废。齐国兵家的进取精神是非常强烈的。姜太公大半生不得志，生活坎坷， 但他从不自抛自弃，而是努力奋斗，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终于在古稀之年建功立业；管 仲早年先后经过商，当过兵，做过吏，但总是归于失败。后来他辅佐公子纠，又在政治 斗争中失败，成为齐桓公的阶下囚。然而，管仲始终不言放弃，总是顽强坚持“不羞小 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8226;管晏列传》)的信念，终于被豁达大度的齐桓公任命 为相，有了用武之地，创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兵圣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献身 兵学，成年后，面对齐国国君齐景公昏暴，卿大夫内争激烈，自己难以施展才华的局 面，毅然远走他乡，南下正在蓬勃兴起的吴国，寻求用武之地，终以兵法十三篇得到吴 王阖庐的赏识，被任用为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孙膑在遭受酷刑，双腿残疾的情况 下，矢志发愤，最终“名显天下”。几百年后的司马迁对“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史记8226;太史公自序》)钦佩不已，将其视为自己的榜样。
第二，齐国兵家有着良好的品德修养。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又一必不可少的素质。 高尚的品德是创新者的动力之源，它是指导人们行为方向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它促 使人们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以动机的形式参与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激励人 们为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一定的创新目标而辛勤劳动和忘我工作。齐国兵家之所以能够始 终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兵学佳作，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 感与使命感，而这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品德优良，虽然齐国兵家在兵学著作中力主诡 诈、计谋、用间，但他们无论是在战争态度上，还是在从政与为人方面，都表现出光明 磊落、堂堂正正的道德情操。如姜太公面对商纣王荒淫残暴，不纳忠言，戕害忠良的无 道行径毅然不顾自己生计无着的现实困难，辞去纣王之官。又如管仲，虽不拘小节，但 在大节上却异常坚定。他辅佐桓公一心一意，对竖刁、易牙之流的阿谀谄媚，深恶痛 绝。再如孙膑、《管子》兵论学派反对不义之战；司马穰苴爱土卒如子弟，却将夜间来 寻乐的齐景公拒之门外；田单忠贞爱国等，无不体现了齐国兵家优良的品德与情操。 第三，齐国兵家有着高超的才智。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里多处提到齐人多智。这一点，我们在齐国兵家身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齐国兵家的智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野开阔，有很强的整体观念和高超的驾驭全局的能力。战争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筹划战争，必须将影响战争的方方面面的因素都考虑周全，方能真正做到“知 彼知己，百战不殆”，齐国兵家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能够将战争问题置于整 个社会大系统中，将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作总体的考 察，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去探讨和认识战争问题。能够这样认识战争问题，自然站得 高，看得远，无怪乎其兵学思想既深刻又全面。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没有高超 的智慧，难免有头绪繁多，无从下手之叹。二是具有很强的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齐国兵家均有很强的分析、归纳与推理 能力。他们对影响战争胜负的各方面因素既能做微观的分析、归纳、推理，又能从宏观 上进行综合把握，抓住关键问题。孙子“庙算论”中的“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 情”，就是要求将帅综合运用分析、归纳、推理的方法，研究敌我双方的强弱、虚实等 情况，以决定是否作战以及如何作战。齐国兵家还善于运用抽象思维，“舍事而言理”， 从战争史实与个人的实战经验中概括出一般性原理，并将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认 识，提炼出具有哲理性和思辨性的形、势、己、彼、虚、实等哲学概念。这一方面使其 理论不至于停留在经验和直观的水平上，另一方面使其理论层次更高更深，在思维方式 上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三是灵活运用能力强。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但如果 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那只能是纸上谈兵。齐国兵家深明此理，在战争中只能根据不 同情况，灵活运用前人与自己的军事理论。如在“示形诱敌”上，为了向敌方示弱，孙 膑在“马陵之战”中运用“减灶计”，而田单在即墨保卫战中则让老弱守城，让城中的 富户向燕军将领行贿，以求城破后保全人身与财产的计策麻痹燕军。
第四，齐国兵家敢于挑战传统与权威，具有批判的怀疑精神。批判的怀疑精神是创 新的前提，创新就必须解放思想，敢于突破传统，敢于挑战权威。齐国兵家自姜太公起 就敢于挑战传统思想。姜太公在周初“亲亲”观念盛行的宗法礼治社会里，毅然独辟蹊 径，以“尊贤上功”为齐国的立国方针；同时，针对齐国的实际，尊重齐人的风俗习 惯，不强行推行“周礼”，“因其俗，简其礼”。这充分体现了姜太公敢于超越传统的非 凡胆魄。管仲对西周春秋时期的重死节、崇尚节俭等传统观念不以为意。他不仅不为公 子纠死节，而且尽心尽力辅佐公子纠的敌手齐桓公；不仅不崇尚节俭，反而主张尚侈， “富拟于公室，有三归(三姓女室)、反坫(行诸侯之礼的设施)”(《史记8226;管晏列传》)； 孙膑及其兵论学派、太公兵论学派等也都敢于对前代的兵学权威的兵学理论中的一些问 题，或提出质疑，或进行否定，或予以补充和发展，体现出批判的怀疑精神和发展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