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摆在我面前的这部70余万字的巨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视域宏阔，分"哲学篇：人文视野"、"历史篇：文明反思"、"现实篇：文化剖析"、"大学篇：轴心重建"四大部分。与时下许多就事论事的忧患之士不同，姚国华更侧重于对当前现实弊端的深层反思，尽管也有梁任公式的一泄千里的文风，也有愤激的呼号和热烈的向往，但立足之处却是面对残酷现状的剖析和直达"终极关怀"的思索。正是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巨大张力，使这部著作给人们内心深处带来强烈震撼。 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针针刺中文化机体的穴位，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现实生活的理想尺度和标准。 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所谓的"超越"也只在现实和世俗生活中，其归宿仍然是返回"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自然性，把自然看得比人性更高。 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真正立足地是融汇了儒、道思维的法家思想。法家就是中国文化"图穷匕首见"中的那把"匕首"，每当民族危亡、国家动荡、时局多变的时代，人们最后想到的就是法家的物质主义策划和操作。只有这一招奏效，儒家理想才有了附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自古以来一切理想主义的变革措施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像基督教那样以其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迫使世俗君权向其称臣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却没有任何一派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人们要么"越名教而任自然"，要么"正名"以"名副其实"。中国古代除了宥于门派(不是学派，而是宗派)的道观禅院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一级一级考试向上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而所谓"用"只局限于狭隘的日常人伦和政治实用("仕途经济")，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 作者指出，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实用理性"正是我们一百多年来在现实中一贯失利的根源，它其实早已经不"实用"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那种传统"策论"的局限，反而以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技术与策略问题，大批知识分子为此争论不休，却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政治经济面临危机。所以，"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但是，所谓"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只是相对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学费"而言的。即从理想状态来说，假定大多数人都接受本书的理念、扫除观念上的障碍，即超越实用的考虑，我们才能在实用的方面有长足的进展。问题是，上述假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的定式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血液中。况且，作者的理论设想如果最终落实到一种"代价、成本、速度"的对策论，那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实用理性"框架。为了实用上的更大飞跃才超越实用，那并不是真正的超越(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飞跃)。
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进错了门。一个中国人，很难做到把对知识、真理、自由和信仰的追求本身就看作合乎人性本质的绝对价值，即使完全没有"用"，也愿意为之献身。老庄的"无用"之说只是为了保身，而西方人恰恰在那些"无用"目标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永无止境的追求。 完全摆脱传统是不可能的，然而反省传统与毫无自觉毕竟不同。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最终走出这一文化怪圈，而在于自觉进入它，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由此形成一种张力，使我们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推进。这就是我十分推重姚国华的书的原因，相信他的疾呼会对国人迟钝的心灵形成警策，以一种自我批判的心态重新塑造我们的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