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穷庙富方丈”是当今企业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和一千八百年前的孔融有何关系？这和孔融让梨式的企业运行分配机制有关。孔融四岁知让梨，吃梨时，自己拣小的拿，把大梨让给兄长们。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作为教育未成年人的经典教材，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里如果把它做为企业运行中分配机制的理念，把它做为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依托，把反腐倡廉的全部希望迠立在这种善良的预设之上，这就一未免太“小儿科”了。不幸的是，不少企业、公司的分配机制正是靠这种理念的支撑在运行着。我们把对“清官”的希望同样寄托在企业“一把手”身上，希望换一个好厂长能救活一个企业，希望治厂的能人也能像孔融那样，把大些的“梨”让给企业的真正主人，让给企业的股东和职工等等。可穷庙富方丈的现实却不能不使人警醒。一个企业，不管再怎么穷，只要还能运转，“方丈”就会有人权、财权、物权，人、财、物交由他分配，他把其间的好处“让”给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良知。事实上“富方丈”们没有孔融那样天真，职工的工资发不出去了，他照样坐高级轿车，住五星级饭店、出国考察。等满足了业务公关、企业形象、职务消费诸种需要之后，再看能剩下几个钱，来打发职工人等。当然，其中还得有他一份，他还要拣个儿大的拿。如果还能给股东分些红，他也要争一份不小的“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原本就不可能发生“让梨”的佳话。其实，就是在孩子们中间，也不能千篇一律的推崇孔融让梨，也要避免形式主义。让孩子参加某种竞争，让优胜者吃大梨，往往也是一种好的方式。美国的教育工作者曾做过跟踪调查：小时候母亲鼓励孩子让梨的这一组，培养出来的孩子多会说假话、哗众取宠，孩子长大后成为罪犯的比例较高；而小时候母亲鼓励孩子通过竞争取胜争吃大梨的这一组，长大后多为成功人士，进入白宫工作的比例很高。结论是前一组的教育效果不甚理想。孔融自己的人生结局似乎也能够说明这一点。他在自己56岁时被曹操诛杀，连自己的妻小也搭了进去。在曹操的眼里，他就是个罪犯，罪名之一恰是破坏了孔融让梨所体现的家庭伦理美德。这或许是一桩历史疑案、冤案，但时人对他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认为他太重虚名，脱离实际，“才疏意广，迄无成功”。曹操在努力平战乱、图统一之际，难容“浮华交会之徒”，也有其几分道理。想来，富方丈们“穷庙”之举之所以屡屡“成功”是因为我们太相信了他们，宠坏了他们，让他们钻了空子。穷庙富方丈的内因，正是孔融让梨式的分配机制所为。我们不知道孔融如果今日转生，还会不会继续让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在的孩子们中间，如果发生了“让梨”之举，你也得重新思考其间的含义。我女儿也知道让梨，那是因为她不爱吃梨；长大后也知道让饭让菜，因为那是在“减肥”而采取的“饥饿疗法”。她在吃饭时执意要给她母亲夹菜添饭，那是因为和母亲赌气，以此来折磨她母亲，好让她母亲胖起来。同样，如果说善于穷庙而自利的富方丈们不会演几出“让梨”的好戏，那也是小看了他们。不过这已不是孩子的任性和恶作剧，而是在推缷责任，有时甚至确实在犯罪。比如，他们会把国有资产流失说成是市场风险所致，通过高价买进、低价卖出的变换，把“大梨”送给亲友们的公司之类；他们会把大吃大喝、职务消费归责于社会风气，表明自己为应酬各种饭局“喝坏了胃”，而且尽量拿“小梨”，全属不得已；他们会把管理中的漏洞算在“历史原因”的帐上，证明自己得到的“梨”完全不算什么，而且已经不能再小了；他们会把职工利益的减少归结为职工素质太低，反而是自己在为他们设法增加工资，给职工的“梨”已经够大了，他们……总之，梨是他们分，话也得由他说，谁让你原本就相信他们会“让梨”呢？看来，把孔融让梨作为一个美好的传说是可以的，但要由此迠立公司运行的分配机制却并不可靠。如果梨总得要人去分，总要有分梨的人在，那么就不能企望他总会自觉地作出让梨的安排。谁能保证没有制约的分梨人一定是让梨人呢？我们必须防止把分梨人和让梨人混淆在一起的倾向。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过一种“分粥”的方法值得借鉴。假如企业的未分配利益像一锅粥，各相关利益主体都应当分一杯羮。在所得相等的那一个系列中，应当规定分粥者去领最后剩下的那一份，让别人先拿。分粥者为了避免最后剩下的那一份太少，总要设法使碗里的粥分得更为均匀。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不过需要补充一点，领粥的顺序也应当由特定的机制来决定，不能由分粥者一个人说了算，以免他捣鬼。
这样一来，也许会影响分粥人的积极性，毕竟他在分粥时要比等粥的人要多做些“贡献”。不是有人主张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加大经营者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吗？只要锅里的粥确实多起来了，这倒也无妨，给分粥者多留两碗就是了。不过这需要强调一个前提，锅里的粥不能稀释，分到别人碗里的粥必须达到相应的份量，并且分粥者最后领粥的规则不能变。假如这时分粥的“方丈”富起来，那正是“庙”里富起来的重要标志。假如分粥的果然是孔融，那他也就不必言不由衷，或者总是吃小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