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纪委、监察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广受关注的薄熙来、刘志军案等大案要案被移送司法机关。 对于社会来说，查处了一批干部，这固然说明反腐在深入推进，但并非是事情的终结。因为如果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惩防相结合的反腐体制和机制，它不过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在这套反腐体系中，制度预防是最重要的，然惩罚亦很重要。其中，建立一套问责机制是关键环节。我们可以把司法介入看做广义上的问责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里主要指除司法外的惩罚体系，包括党内警告、记过、开除公职等处罚。问责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官员全部的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需要司法处理的总是少数，多数还够不上司法层次，这种情况下，就要完善问责体系来遏制事故和案件的发生。 最近山西新年前后连续出了5起事故，影响极坏的有中铁隧道集团南吕梁山隧道爆炸瞒报事故、天脊煤化工集团苯胺泄漏事故，前者造成8死5伤后果，后者泄漏苯胺量8.7吨，导致山西28个村、2万多人受影响，污染还远及河北、河南，并致河北邯郸大面积停水。 相对来说，苯胺泄漏事故的性质更为恶劣，如果说前者还只是企业行为的话，后者则涉及政府。正如长治市市长张保介绍，苯胺泄漏事故发生后，企业上报苯胺外泄量只有1到1.5吨，数量较小，当地政府判断事故只是一般性安全生产事故，企业能有效处置，不会形成大事故。此外，当地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没有想到事故出现是由于企业对自身设备、设施管理不善，致使外泄苯胺通过雨水、污水管道流入浊漳河，造成污染，也没有想到一般性安全事故能延伸成环境污染大事故。这诸多“没想到”，固然反映出当地政府对环保污染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也使地方政府在面对环境突发事故时那种企图“捂”的心态跃然纸上。 上述两家企业也是大型国企，其高管都具行政级别，因此，他们的瞒和骗，和政府官员一样，具有相同的行事逻辑。尤其是天脊煤化工集团，还是一“惯犯”，多次违规超标排放，被山西环保厅公开督办。这里是否有地方政府为本地经济而有意放企业一马的情况姑且不论，为遏制此种行为，就须如山西主要领导所讲，“要严格事故问责，无论涉及哪一层、涉及什么人，都要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换言之，我们必须提升问责层级，现有的仅问责行政部门官员，至多行政首脑，而地方党委“一把手”“溜之大吉”的状况必须改变，需要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及领导为问题或事故担责。 所以如此，在于现有的决策体系里，党委处于关键地位，各级党委领导，特别是党委“一把手”，对一个地区或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其所起作用，不是行政首脑可比拟的，行政部门只是执行党委的决策。如果问责制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公众满意。
我们对问责制的认识，当前还多半停留在有一事问一事、出一事责一事上，仅仅是为“平民愤”而去问责，这就容易使得对出事官员的责任追究并不是由民众及代议机构——人大发动，而仍是由上级部门掌控，本质上，这仍属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处理。这种只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而缺乏人大、政协、民众等的异体问责，显然难以实现问责之目的，也难以服众，甚至有可能异化为“丢卒保车”的手段。从而，问责制中最重要的对公众及民意的回应和交代，基本付诸阙如。 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当前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的弊端有关。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与官职之间有严格的职责划分，并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谁来问责，何人依何种程序判定官员失责。没有明确职责划分和责任体系的问责制是难以真正问责的。有鉴于此，必须完善人大制度，将更多的官员纳入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范围，并启动人大问责机制，从而给问责制提供制度根基。此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使官员权责充分对接，也很重要。 只有在全社会培育起问责制的制度文化，把对责任的敬畏内化于思想、外化于制度，各级官员才会以一种如临深渊的心态，真正而不是敷衍塞责地为民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