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界各国的历史统计数据表明，每一次换届都是一次投资和GDP增长的高峰，中国也不例外。因此，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不用太过担忧，尤其对中国而言，2013年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经济增长数据一定会比2012年乐观，从世界各大投行和国内外各主要研究机构的预测中可以看出，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普遍持乐观态度。 当前各主流的预测结果都认为，201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比2012年高，而且认为中国经济会呈现L型恢复的态势，经济回升将主要得益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业投资加速带动投资回升，从而缓和制造业产能过剩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压力。况且，中国经济在2012年下半年实施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开始在三季度见效。比如：出台了新36条的42项实施细则；出台了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发改委批复了一批“稳增长”的项目；有关部门取消和调整了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经济下行的部分压力，让2012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出现了小幅回升，逆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恐惧。 对于2013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唯一需要担忧的就是经济增长是不是可持续？换届效应会不会影响结构转型？没有水分的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宏观调控政策会不会出现逆转？中国该怎么应对全球的量化宽松？中国经济该如何“稳中求进”？ 通过这些担忧我们不难看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背后仍有很多硬伤尚未化解，仅仅通过短期的数据回升就断定中国经济前程无忧、下行周期已经结束、新一轮上升周期即将开始还为时尚早。 从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变化来看，经济增速下滑不是个别月份和个别年度的小概率事件。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8%、9.7%、9.5%、9.1%、8.9%、8.1%、7.6%、7.4%，经济增速连续下滑了七个季度，2012年第三季度7.4%的增速也创出了近14个季度以来的新低。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为7.7%，如果全年增速也在7.7%左右，这个年度增速是13年以来最低的速度，与2007年14.2%的增速相比，增速下降了6.5个百分点。 虽然我们不用刻意地去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我们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是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总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上升，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有所加剧。 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当前经济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对经济增速下滑不能用简单的“挤水分”来覆盖，中国经济这一轮之所以出现调整，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由于房地产调控引起的，于是建议在稳增长时放开房地产调控政策，实际上这是以往绑架思维，为了中国经济尽快恢复理性和挤掉水分，恰恰需要摆脱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需要进一步抑制房价的上涨，否则全民都将存量财富和未来财富拿来吹楼市这个大泡泡，一旦泡沫破灭中国经济还会剩下什么？ 除了一堆建筑垃圾之外，按揭贷款会将整个社会信用扭曲。显然，中国经济转型和“挤水分”必须要从房地产开始，宏观层面要扭转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绑架思维”，要改变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和外需拉动的增长逻辑，需要及时启动内需，加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诚心诚意地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放开各大领域的牌照管制，打破垄断和特许经营的局面，平等对待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减少“铁公基”和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如果把经济增速继续寄托在房地产上，则房价上涨的预期很难调下来，如果房价预期上涨，房地产行业有高利润存在，则很多企业会将资金投入房地产来赚取快钱，从而会影响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 尤其在新一届政府寄予厚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要提高警惕。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话音刚落， “新型城镇化”便成为中国的舆论焦点，各地城镇化体系建设规划方案的纷纷出炉，再加上发改委编制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初稿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使得城镇化概念进一步升温。我们担心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和执行时出现走样、变形，担心躁动的城镇化成为他们发展房地产和实现GDP政绩的幌子，因此要避免新型城镇化继续沿用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化”的逻辑，防止功利性和避免有水分的城镇化。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切勿再搞“圈地运动”和集约化大发展，反而应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民生活质量才是正途，实现城乡共荣的局面，避免盲目追求那个充满矛盾的“城镇化率”。 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定调2013年的主基调为“稳中求进”，从其制定的6项任务和计划来看，既有“稳”的措施也有“进”的措施，可以分为“四稳两进”。 而“四稳”中的第一个“稳”就是宏观政策要稳，积极的财政政策主基调虽然没有发生调整，但不再强调政府和财政投资，而是强化结构性减税，为实体经济减负，稳健的货币政策主基调也没有发生调整，但描述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要适当地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要保持贷款的适度增加。这与以往央行担忧的社会融资总量扩大形成了反差，而且信贷政策要较之前有所放松，“放水养鱼”似乎成为必然。因此不用担心流动性太紧，但是一定要避免像以前那样流动性“错配”，将资金分配到真正需要资金的地方，千万别再大量、廉价地送给国企央企，否则即使放松流动性也不能让中小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获得资金，流动性错配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况且全球央行都在量化宽松，输入型的流动性和输入型通胀将是未来我们应对的主要矛盾之一，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信贷环境和资本市场，信贷错配、资本错配则难以避免，再加上输入型流动性火上浇油，则未来的中国经济会变得更加虚弱。显然，宏观政策一定要“稳”到位，不然会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个“稳”是稳定农业生产大局，保障农产品供给，保障粮食安全，“我们只有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才比较安全”，如果中国出现粮食危机，被动进口就会非常麻烦，如果别人要“勒脖子”就会很容易，而且粮食安全如果出现闪失就会非常危险，千万别被连年的农产品丰收麻痹掉，必须要提高警惕，保持我们的耕地面积，只有农业生产大局保障之后，农产品价格相对稳定就不用太担心全面通胀和物价普涨。
第三个“稳”是保障民生，完善社保体系，解决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教育等后顾之忧，大家才敢将对冲未来不确定性风险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另外一个保障就是加大保障房的供给，避免老百姓被高房价绑架。 第四个“稳”就是要稳妥地调整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既不搞休克疗法，也不能搞“父爱主义”，不能对落后的产能和低效的生产搞保护主义，尤其不能一味地保护大企业，大企业反而会抑制创新，在危机时期恰恰是倒逼企业转型的最佳时刻。 要想让中国经济转型成功，就必须要打破垄断，拿出诚意来吸引民间资本，放开特许经营的牌照，鼓励多元化竞争，否则很难有出路。而且只有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给民间资本设置一道合法的“安全门”，对权力设置一道有约束的“监管门”，防止权钱交易，不然民间资本做起来之后，权贵资本就会来伸手“摘桃子”。如果对合法的民间资本缺乏必要的保护，对权贵资本缺乏相应的约束，民间资本如果缺乏安全感，官商勾结就会盛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就很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