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18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社会公德被废弃了,才会提倡所谓仁义。当智慧出现了,才有严重的诈伪。当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不和,才会出现孝与慈。当国家政治昏乱,才能出现所谓忠臣。
辩证论“道”
上段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它的直接内容,即指出由于君上失德,大道废弃,需要提倡仁义以挽颓风。在此,老子把辩证法思想应用于社会,分析了智慧与虚伪、孝慈与家庭纠纷、国家混乱与忠臣等,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国家大治、六亲和顺,就显不出忠臣孝子;只有六亲不和、国家昏乱,才需要提倡孝和忠,这也是相互依属的关系。这是说,社会对于某种德行的提倡和表彰,正是由于社会特别欠缺这种德行的缘故。老子的历史哲学观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只从文字上看,他是说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
此外,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知识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事也越多,越摆不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会越发达,各种千奇百怪的犯罪就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律条文的大量添加和补充。虽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接着,他举出更明显的理由,“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谓的六亲,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孝?何者不孝?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家昏乱有忠臣”,同样道理,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并非好现象。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要特别赞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他也特别反对尊崇“贤人”,也是这个道理。
不要英雄
魏文王曾经问名医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听说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奇怪,“但是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也最大。”文王连连点头称是。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李·艾克卡是如何对福特汽车开膛破肚进行大手术时,我们恰恰忘记了:对这些人的过度关注和吹捧,其实反映了我们对管理的无知。社会上像韦尔奇、艾克卡这样的人越多,越说明我们的企业的问题越多,越说明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者。
当几千年前的扁鹊很有自知之明地承认“治未病之病”的大哥能力最高的时候,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庸医反而目空一切地自夸自己“治已病之病”的高超技艺,放眼望去,有多少企业是被庸医(管理顾问公司和职业经理人)害死的!
1973年,当记者问惠普公司的创始人普克在公司成长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普克没有介绍一个英雄或一个产品决策,而是从组织决策方面来回答公司成长的关键。其实,企业的成长与人的成长是一样,没有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英雄,只需要做好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的同时防患于未然。
当我们不再崇尚英雄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