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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企高管职务消费领域的奢侈浪费乃至中饱私囊等问题并不鲜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滋生为某种潜规则。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原所长苏海南看来，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管得住”，关键是高层要下决心。而在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主任、教授刘澄看来，因为监督不够，管住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很难。 《董事会》：目前看，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现状让人担忧，您认为能管得住吗？ 苏海南：只要真管就管得住。首先从纵向上看，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基本没有类似问题的，改革开放初期看问题也是很少的，从目前的现实看，也有少数的国有单位自我约束能力强，外部监督力量大，相对来说职务消费问题不那么突出的情况。国际上横向看，不少公司做得不错。比如德国大众公司，他们总部的招待请客有专门的定点饭店，用餐不用直接付现金，而是采取记账等方式；办公条件以及高管的出行住宿、坐飞机的舱位等都是有标准的。特别是请客送礼，有一套严格、详细的标准，礼品金额存在上限。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没有理由在这方面管不了、管不好。 现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制度也有，但制度不是太细，比如请客吃饭占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是有总量标准的。但如何分解，如何落实到每次请客吃饭中，就没有标准了。第二，已有的制度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如果真正落实，比如职务消费一年花了多少钱，人均花了多少，都向职代会真正报告，消费标准按定好的去执行，要管好其实是很容易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上慢慢的就由不送礼很正常，变成不送不正常，送才成正常，涉及金额也从几百到几千甚至更多。现在，不少人在观念上认为请客吃饭、送礼、职务消费是多多益善，是一种潮流。理念的缺失加上制度的不细致、不健全，特别是有了制度也不执行，导致职务消费失控。 包括党政机关也是如此。试想党政机关、国企的职务消费、请客送礼都向社会公布，你看还有谁会敢占公家的便宜？所以，管不管得住的核心就看决心，上面是不是真抓。原来是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四菜一汤。但如果真抓几下，你看谁还敢干这种事？如果真抓，高层带头，让人大、人民去监督，就能够把社会风气扭转过来，怎么会管不好职务消费？政府、国企都要向人大或者社会有所交代，要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和机制。 刘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没有严格的额度限制。他变成，不仅仅是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渠道，也是他们“提现”的渠道，甚至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有家国有银行，几个副行长，每个人一年的工资也就一百多万，但是他们实际上一年能拿到一千多万，你想职务消费占多少？现在的高管主要收入来源于工资、职务消费、股权，国企没有股权的高管，他很可能靠职务消费来提高收入。相较腐败，社会对职务消费没怎么关注。某种程度上，多吃个100万也不算犯罪。怎么打击？一是对额度要有严格的控制，第二，如果进行虚假申报，可以定性为犯罪。 想管住国企高管职务消费，比较难，因为监督不够。我有个朋友在一个大的跨国公司做销售总监，但比如我们搞同学会，他自己花钱，没法报销。他上班可以打车，但他只可以报销从家到单位的打车费，如果打车费昨天是10元，今天是20元，另外如果打车的时间点不对——这个跨国公司在新加坡有个大的财务中心，做独立的审计，只要发现一张虚假消费的单子，对于中高层，马上开除。他底下的人如果干虚假报销的事，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每笔职务消费，要写上参加人、招待谁，公司不同级别的人是有严格的不同限制的，严格成本控制。这就是说，职务消费方面的制度很严，监督、问责很严。但中国的国企难以做到。尤其是垄断企业，收入很高，通过各种形式转移成本，再好的审计也审计不出来。 完善监督自然涉及国资监管体系，现在国资委没有资本运营功能，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很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国资委从国务院管转到归全国人大管，独立预算，这是根本的体系变革，但是很难运作。 《董事会》：对于国企高管职务消费规范和约束的前景，您怎么看？ 苏海南：这个事情只要下决心，肯定能做到。但要做到位，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行政机关的请客吃饭，现在没有完全管住。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问题跟公共部门行为的规范是联系在一起的。国企很多的职务消费就是用来请政府部门官员的，两者有连带关系。如果党政官员的人均办公经费向社会公开，国企职务消费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发动媒体、社会力量监督，形成这样一个大的氛围，那么规范国企高管职务消费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因为党政机关一带头，国企就会有压力。单一光管国企，没用。 现在比较好的是媒体、微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想要真正做到位，目前来看是积重难返，需要有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来治理，要有耐心和韧劲。 刘澄：比较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政府机关带头，可以做国企职务消费方面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