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阶段的中国企业，多元化运营究竟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放在现实的环境中判别。 企业的多元化是指公司以某种方式扩大公司的业务，是一种市场策略，动机包括增长（扩大规模）、提高盈利能力，降低风险三个方面，涉及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前者可以导致协同效应，后者缺乏协同作用，但往往会降低现金流的波动。不过，多元化也可能失去对核心业务的承诺，建立新的机构和设备也会带来风险，另外还有品牌声誉风险。 企业多元化经营历史悠久，但直到1950年代后才开始变得流行，197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企业集团成为时尚。但1980年代后多元化风潮慢慢平静，企业慢慢转向专注于核心竞争力。主要原因是多元化让公司业务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金融经济学家和商界领袖开始怀疑多元化会对股东价值造成损害。 来自学术界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相比于单一业务公司，多元化业务会让公司价值打折扣。这些发现让研究人员相信，企业多元化经营会破坏企业价值，企业集团是低效的。在香港证券市场有大量家族控制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分析师可能会在正常的估值外采用折扣系数。 然而事实上，公司不同，公司所处的行业、经济环境不同，都会让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就认为，多元化的效果在不同的行业是异构的，也就是说，在某些行业多元化的企业可能会有估值折让，但在另一些行业存在估值溢价。他们发现，多元化折价只出现在这些行业有大量的专业化公司（或当他们有一个可观的市场份额），而在只有很少几个专业化公司的行业里（或当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市场份额），会出现多元化溢价。这背后的解释是：在软信息相对重要的行业，企业集团较单一化公司会享有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不同的计量工具选择、行业定义和行业特征均有效。 最近还有几项研究考察了商业周期对多元化价值的影响，结论是，当外部资本市场相对低效和企业集团各业务单元均财务紧张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会变得更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资金供给将被严格限制，尤其是遭遇经济衰退和外生性（行业）冲击时，多元化公司会受益于内部资本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7年至2009年间，多元化公司的相对价值增加显著。这表明，金融约束和资本市场的状态在确定多元化对公司价值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多元化折价或溢价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中国企业多元化的情况则显示出与国际经验一致和不一样的地方。进入21世纪后，全球各经济体企业多元化的水平在稳定下降，但中国除外。 在2001-2005年期间，巴西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13降到2.07（2002年后直线下降），法国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46直线降到1.94，德国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38直线降到1.84，印度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51 直线降到1.62，意大利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73直线降到2.27，日本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2.45稳步降到2.29，英国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1.74稳步降到1.55，美国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从1.57稳步降到1.38。但是，中国企业平均经营的业务数目却从2.7升到2.8。 中国的例外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程度全球最高（唯一的例外是2001年时略低于意大利企业）；中国企业是世界各国企业中唯一一个多元化经营程度上升的。 比如国内民营快递行业的老大顺丰快递，在2010年推出“健康生活网上购物”，销售有机蔬菜等食品；2011年底进军便利店行业；2012年又进军电商领域。国有谷物交易商中粮集团在北京建设豪华酒店。而中国第二大铜生产商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扩展到其他基础金属和木材领域。 中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动机何在？有学者发现，主要是为了应对有限制的外部资本市场而采取的融资解决方案。基于西方市场的研究结果不同，他们发现，如果企业是为建设内部资本市场（为各业务单元之间提供交叉补贴）而进行多元化经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与财务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在中国，特别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外部资本市场的运作仍存在很大的缺陷。虽然银行系统和股票市场在企业融资中发挥核心作用，资源分配却存在针对性的歧视。据报道，2012年，银行贷款给民企的利率高出国企近50%。由于金融管制下的信贷所有制歧视，低效率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少的银行贷款。在股票市场，受到政府战略支持的国有企业往往会得到优待。为了应对这些资本市场的限制，不少中国企业的选择是进军不同的业务，扩大规模，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特点，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市场的功能尚不健全。 有意思的是，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进行多元化经营。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资源大多由政府控制，包括土地、资本和汇率、市场准入等，而企业要进军不同的业务需要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得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批准，而后者则取决于政府关系。如果公司的CEO曾经是政府官员，则该公司更有可能进军多个行业；有政府关系的公司更容易获得融资优惠，因此也更可能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国企的领导人进而建立自己的企业帝国。当然，政府关系也并非没有代价，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政治关系，也更有可能进入低增长、低利润的非相关行业。比如政府可能要求企业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以便解决地方的就业问题。如果进入的这些行业存在结构性的低盈利性，则政府关系可能会恶化公司的业绩。
钢铁行业是典型的案例。2012年1月份，中国最大80家钢铁厂总销售收入达2600亿元人民币，但净亏损却达23亿人民币。背景是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钢铁厂得以鼓励大幅扩大产能，但随后房地产市场调控，钢铁需求开始萎缩，利润率下降。钢铁厂产能在重工业中弹性最低，难以调整，政府关系在此起了负面作用。作为应对措施，各大钢厂纷纷多元化，比如中国第四大钢铁厂武钢投资300亿元人民币在非钢领域包括：养猪，鱼和有机蔬菜养殖，以及物流和化学品。鞍钢进军煤炭行业。世界第三大钢铁厂宝钢集团在房地产、电信制造、金融和投资领域都有广泛投资，2011年其净利润的一半来自这些非主营业务，超过2010年的仅20%。宝钢的大规模多元化被解释为“得益于其国企的身份，很容易获得市场准入”。 多元化经营既不能盲目推崇，也无须退避三舍。在不同的情境中，企业需要根据客观情况和自身的需要进行利弊权衡、有的放矢，尤其是当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