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国是个抗生素的产销大国，也是个滥用大国。笔者一位友人的母亲因不幸患上癌症入院治疗，有一次在与朋友一起陪护期间，不到两小时，竟然用了4支抗生素，而且都是高级的。这样经过抗生素“浸泡”过的病人即使出院后还有多少“残存”的免疫力？其实在中国真正需要抗生素的病人只占两成，据有关方面统计，每年约有八万人直接、间接死于抗生素滥用。瑞典传染病控制研究所的科学家荷迪尼表示，大陆医院面对的细菌抗药性问题十分严重，即便投入第三、第四代抗生素，也没有疗效。这情形不会只影响中国大陆，超级细菌的出现，会让人类退回无抗生素可用的年代。 第一，抗生素的滥用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滥用的开端至少可以追塑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医疗市场化改革。改革之后，医院变成了半事业半企业的混合体，有经营创收的义务与责任。在那时候起，抗生素的滥用这一“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国人已经经过多年抗生素的浸泡，对此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据了解，大陆每年人均使用138克的抗生素，是美国的十倍，用量全球第一。笔者身边的一些朋友介绍，有些移民到美的中年人，如果患了重感冒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美国的主流抗生素还在用环内沙星，而国内的通用抗生素显然要高级的多，要在美国找到适合其体质的高级抗生素远没有国内方便。 第二，抗生素的滥用比想象都还要严重若干倍。如果说直接对人体使用抗生素已经让国人不堪负重，那么对动物使用抗生素则更令人触目惊心。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负责人、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肖永红教授指出：“国内生产抗生素21万吨，其中9.7万吨用于动物养殖。”这些动物“服用”的抗生素则会通过食物链的传导再次进行人体。如果患有轻微的炎症（如喉咙发痒），只要点一斤淡水虾吃下去，基本上“药到病除”，笔者曾经试过几次，屡试不爽。
的确，抗生素的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幸运的是，抗生素的滥用问题不但唤醒了社会的警觉，在有关专家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首先，推出了抗生素的“限售令”，不管在医院还是药店，抗生素必须凭“医生处方”方可销售，若在药店销售一些比较普及的低级抗生素若无处方的则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其次，国家卫生部等部委制定并实施《抗生素的分级管理制度》，以规范和指导抗生素的使用；再次，地方政府部门或医疗机构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抗生素管理办法，如上饶市信州区清水医院就于2011年07月31日发布并实施了《抗生素使用管理办法》，用于规范和限制抗生素的使用，表明医疗机构的“自律”已提升到制度层面。 抗生素的使用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用开了就停不了。面对中国大陆的人群已经“用惯”了抗生素，并对抗生素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这一事实。其一，抗生素的限用必须从儿童开始，从娃娃抓起，要倡导甚至“强迫”医生要从低级抗生素用起；其二，要建立电子病历及病人档案并在全国医疗系统内进行共享，以便抗生素的限售与限用有充分的依据和信息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