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书恒：是文化差异，还是价值偏离？时间：2004年6月10日
地点：北京
人物：张书恒
事件梗概：2004年6月10日，从甲骨文内部传出甲骨文中国公司副董事总经理张书恒宣布辞职。原因是与陆纯初的战略有分歧。他认为陆在中国的战略导致了业绩下滑，员工流失，客户满意度下降， 合作伙伴社区遭到破坏。对于张书恒的离职，甲骨文中国拒绝发表评论。
在张书恒18年的外企工作阅历中，14年给了甲骨文。是否离开，他考虑了整整1年，对于张书恒来说，离开甲骨文是充满伤感的。他加入甲骨文时正是而立之年，那一年，他的女儿呱呱坠地。一晃14年过去，张书恒历任甲骨文地区总经理、行业总经理、渠道总监、销售总监、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一直做到中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还被甲骨文授予最佳销售总监奖和最佳团队奖。
谈到离开的原因，张书恒称，最重要的是对甲骨文近期在市场战略、客户服务上与高层有分歧，在价值观上有一定偏离。
张书恒的个性充分体现在管理上，这也是他离职的重要原因。比如服务费政策，甲骨文在全球市场的销售惯例是，客户购买产品后，每年还要交22%的服务费，以提供软件系统维护和升级。但中国客户习惯认为购买软件是一次性支出，不能理解为什么还要每年再交服务费。而且，公司现在不断给服务部门增加利润指标，涨到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位置。“
2003年6月9日，甲骨文中国公司公布了新的在华业务模式，将中国市场划分为3大区域，华北地区、华东和华西地区、华南和香港地区。这个结构的划分官方说法是基于甲骨文对所谓“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类型的判断，3大区域分别对应政府资源、台资和港资。
其后果是，甲骨文中国至少有7位总监级人物先后告退，其中包括联盟渠道、人力资源、支持服务、财务总监和成都、上海、广州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从2002年至今，离职的中高层经理已超过20人。
张书恒离职后，甲骨文总部亚太区进一步关注中国市场，发现在引入众多的香港员工、台湾员工和新加坡员工后，甲骨文中国业绩持续出现员工增长，成本增大，利润降低。同时客户合作伙伴抱怨不断直至反映到甲骨文总部，大批员工流失到竞争对手。甲骨文中国怎么了？ 甲骨文总部和亚太区终于看到了中国出现的问题。
一个月后张书恒宣布加盟BusinessObjects任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正方：最大的分歧来自企业文化差异，甲骨文不明中国市场实际情况，中方职业经理人不服洋水土。
反方：在甲骨文公司呆了14年的张书恒可谓公司在中国拓展市场和业务的最大功臣。甲骨文此举实在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点评：
跨国公司在中国一直面临文化冲突的问题，即西方强调制度和流程的精神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更推崇权变、中庸的传统相冲突。众多跨国公司中国区的管理者们都试图扮演一个调和的角色：让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可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但显然，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事实上跨国公司更想整合中国市场和中国员工，使之更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统一战略。同时又非常需要中国市场。 张书恒的离职前后看起来正符合这种逻辑。
一个人太“牛”了，难免会犯众怒。甲骨文似乎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收购仁科虽然成功，但整合任重道远；美国本土的大单输给SAP等对手；而本地竞争对手更加突飞猛进：数据库厂商Sybase公司号称在中国市场份额增长了100%；SAP则在中国的ERP市场增长超过了90%.
自己乱了，对手自然就笑了，而公司形象的重新塑造和提升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市场目前还在成长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的成功对甲骨文全球变的十分重要。然而，中国市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中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融合。但愿甲骨文在张纯初的“牺牲”中汲取应得的教训。
任正非：是维权斗士，还是冷血家长？
时间：2004年12月7日地点：深圳
人物：任正非
事件梗概：2004年12月7日15时许，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3名华为前员工秦学军、刘宁、王志骏盗窃商业秘密罪名成立。其中王志骏和刘宁为主犯，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各处罚金5万元，秦学军为从犯，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万元；已被冻结的沪科公司账户内款项，被责令退赔给华为公司，退赔金额以人民币588.01万元为限。
被告及UT斯达康对此判决结果极为不服。3天后，UT斯达康总裁吴鹰首次公开质疑宣判结果，并称3名涉案UT斯达康员工为受害者。并且表示，因为该事件，UT斯达康董事会已经决定暂缓此前一项在深圳数亿元的投资计划。
另外，被告方很快又提出了上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1年8月至11月，刘宁，秦学军，王志骏，先后以“读书”、“家庭原因”为由，从华为公司光网络传输部研发部辞职，并于2001年11月7日，在上海成立沪科公司，聘用了20多名原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各研发环节的技术人员。
2002年10月，沪科公司将该技术和少量资产整体出售给UT斯达康公司，UT公司支付其人民币200万元及15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同年11月，沪科公司整体从上海搬迁到杭州。
UT斯达康公司与华为的恩怨由来已久。UT斯达康以小灵通起家，为避免固话运营商获得3G牌照后淘汰小灵通，而将利润的触角伸至华为一直擅长的光通信。华为公司于是向佳木斯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商业秘密被侵犯，2002年11月21日~22日，秦学军、刘宁、王志骏被佳木斯公安局拘捕。
2003年8月20日，3人家属的一封致媒体的公开信让平静的媒体掀起波澜。秦学军等3人家属适时出现的鼻涕和眼泪，其催化效应一方面加重了感情的砝码，同时也增强了非议的传播力和杀伤力。任正非被舆论逼到了道义谴责的顶峰，而秦学军等成了“值得同情”的对象。
正方：判决公正合理，并相信该判决将有利于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也必将对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反方：一些激进的评论家认为，在华为员工案自始至终的过程中，华为和“老任”太过冷血。任正非已从“红色资本家”褪变为“血腥资本家”。
点评：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人们往往把商业机密盗窃当作一般的知识产权纠纷来对待，当事企业或自认吃了“哑巴亏”，或私下草草了事，罕有借助法律的保护。难怪美国的律师团在检验了中国某些企业的法律观后，能够无视他们在市场上的杰出表现，而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在法律上的“幼稚”。
所以，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还是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为华为前员工盗窃商业机密案目前的进展而感到释怀——任正非打破了中国企业遇到“家事”不作为局面。他用行动证明了在企业保护的关键时刻，法大于情。
“有法不依”，当我们长期埋怨社会存有这样弊端的时候，我们少有“自省”，也因此才会出现对任正非的道义歧视。必须坦率指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中国也在探索“技术立国”之路，中国的企业也正在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投入，当新技术、新发明和新成果屡屡出现的时候，如何保护商业机密也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而其中最为严峻的形势是“监守自盗”。华为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我创新型的高技术公司，华为对此有着比其他企业更为深层次的切肤之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为前员工盗窃商业机密受到法律制裁再次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而任正非的“坚持”则是给中国业界带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郎咸平：是学术良心，还是清谈误国？时间：2004年8月16日地点：上海
人物：郎咸平
事件梗概：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报告厅，面对数十家媒体，郎公开了一份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报告。报告剖析了顾雏军资本运作的诸般“操作手法”，并形象地冠以“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名目。
报告一出，立即引发业界轩然大波。随后的8月10日开始，国内外几百家媒体先后报道和转载。
8月14日，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的郎咸平收到了来自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律师函。律师函是受顾雏军委托寄出的。信中称：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网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诽谤。而且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和名誉。要求郎咸平做出如下的道歉行动：“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我的演讲。如果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那么则需完成下列行动：要求新浪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郎必须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同时还给出了时限。
对于顾雏军的态度，郎最初有些始料未及，“我没有想到顾会来这么一手”，之后便是愤怒：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企业家的“威胁”。自己绝不会妥协，会将研究进行到底。
郎咸平素以敢言和分析力著称，在股市上一直以斗士形象出现，曾独战国际10大投行，并先后“炮轰”德隆、TCL、海尔、格林柯尔等知名企业，并因为对德隆系崩盘的预言最终得到验证而名噪一时。郎经常强调“自己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也因此在财经界得了一个称号——郎监管。
2001年下半年，他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目的是“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
同时，在郎看来，国企高管是职业经理人，和通用的韦尔奇并无分别。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对股民的信托责任。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
郎顾之争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波及政府、学术界以及平民阶层，富有戏剧性的是，几乎90%的网民表示支持，但以张维迎等人为首的经济学界人士对此表示了异议，在企业界也乏有认同。但是郎的敢于直言，使其被供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成为去年各家媒体与机构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座上宾。
正方： 郎咸平敢于直言，指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弊病，为中小股民的利益代言，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
反方： 郎咸平是“再世赵高”，其对于企业的分析并不中肯，关于国退民进的观点也并不合乎中国国情，有哗众取宠之嫌。
点评：
郎咸平极张扬的个性惹来争议是顺理成章的事。郎自认少年时在台湾的求学过程不能算做成功，因一系列机缘巧合，进入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系，最终拿下金融学博士学位。曾干过两三年记者、长期任教的郎善于应对媒体和表达自己。其高调地反对内地的国企产权改革，而本土的学者却对此三缄其口——即使郎登高一呼，应者寥寥，这样巨大的反差着实耐人寻味。
显然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有偏差，有时甚至相当严重，这一点要一个“局外人”点破，确是本土学者的尴尬。但是国企产权改革早已进行多时，国内学术界关注此问题在10年以上，对来龙去脉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在此前吴敬琏等人怒批股市中也不乏学者良心的表现，也许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国企产权改革的复杂性，但他的诤言确实能够收到纠错的良效，国资委有关官员已表示加以借鉴，并采取了实际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