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历史上帝王出生地基本上（除小数偏安一隅的小国）在淮河以北，文人主要出生在南方，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曾总结：北方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豪放，┄┄，他们是自然之子，┄┄，他们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割据王国；南方人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林语堂先生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北方基本是征服者，南方多出文人或商人。翻开中国的历史，的确不难发现，中国皇帝（指开国皇帝）从秦始皇到皇太极，皇帝主要出生在淮河以北，其中除元朝忽必烈及清朝皇太极少数民族外，历朝开国皇帝主要出生在黄河流域，尤其是以武力夺取政权者，没有一人是江南人（五代十国诸侯割据时代除外）。中国的历史从封建社会到今天是否真是这样呢，笔者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从秦始皇至今中国历史发生了两次大的转折，对中国人才、经济、政治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一 中国人才历史的两次转折
中国科举考试自隋朝开皇年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历经1300多年，在南宋之前，进士（其中第一名状元）分布呈现一种特殊现象（见表1）：第一，唐代状元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上是淮河以北的学子，河南河北最多），包括所有进士在内，有时同一科甚至北南比例达9：1之高。第二，自北宋仁宗以后直至南宋这个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状元的地理分布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宋时期科举考试进士比例南北方比高于5：5，其中状元比（见表2），自元朝后有时同一科进士南北方比甚至达9：1，如明朝的南北方状元人数比为78：11，清朝南北方状元人数比为88：10，进士人数前五名的省份基本上是南方的省份，总数也是南方占绝对优势，若以进士人数前10名的城市更是集中在南方（见表3），（笔者将之称为中国人才历史第一次转折，虽然以当代的定义历史上有些人才并非进士出生，但总体而言进士出生的人才在整个中国自隋朝举行科举考试以来的绝大部分，同时在隋朝之前由于人才选拔制主要是世袭和举荐，北方人才居多）。
唐代至清代状元地理分布表（表1）
朝代
（注：本表根据韩茂莉，胡兆量.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J］，地理学报，1999（11）：528－536；梅介人.中国状元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人才，2002（12）：25－27整理；
说明：五代、辽、金由于地域所限不便进行比较，因为从统计学上而言不具有代表性，元朝状元人数太少，也不具代表性，无法直接进行南北比较）
明清进士地理分布图（仅列前十位省份）（表2）
（注：本表根据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4）：59－67整理所得）
明清进士人数前十位的城市（表3）
（注：本表根据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文化研究，1999（4）：59－67整理所得）
自古帝王的出现仍然逃脱不了皇帝主要出生在北方的规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南方也出现地方军阀割据，但没有一个南方的军阀统一了中国，在元、明末期也曾有不少南方将领意图称帝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清朝末期，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以镇压太平天国而功高盖世的曾国藩曾有人劝其谋反，但深喑中国历史曾国藩岂肯作此不智之举，终其一生不敢有异心。
然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个规律发生的变化，当然中国已不再容许皇帝的存在（袁世凯就是例证），中国主要的政治领袖（主要指有直接领导过整个或中国的大部分）如孙中山，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李先念，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等基本上出生在淮河以南，其中特别是湖南人才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犹甚，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湘人不死，中国不亡。可以看出中国的主要政治领袖可以出生在南方，这就是第二次中国人才历史大转折，这一次大转折则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
二 影响中国人才历史两次重大转折因素
中国自封建社会开始，在科举制度未形成之时，由于官员主要靠举荐和世袭，仍以北方的人才为主，也就是说隋朝之前中国人才仍以北方为主，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才历史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折，主要如下：
第一，战争与人才的关系
中国的文明发源地主要是黄河文明，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聚居地，在北宋之前北方多进士就不足为怪。汉代以后北方一直战使中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晋朝永嘉之乱后从洛阳迁都南京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人才南迁，但此后北方还一直处于战乱状态直至唐初中原文化才得到较好的恢复，但自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直至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北方又陷入战乱之中，人才又不断大举南迁，特别是宋朝首都由开封迁到临安，由于宋朝战败大举南迁，随着迁都大部份的北方政治家、文学家等都来到南方，这使得中原文化在淮河以南（长江中下游地区得以空前的传播，使得生养（籍贯不一定在南方）在南方的人才从人数得到绝对的发展，元朝种族歧视政策使人才进一步南迁。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都伴随着北方的衰弱和南方的进一步繁荣。不难看出，文明的传播主要依靠是人才，战乱又是影响人才迁移重要因素，人才的南迁使南方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南方的人才不断增加，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充分的发展。战争对人才的影响还可从明清进士人数得出，如明朝福建兴化府进士人数居全国各府首位，共有533位进士，但至清朝进士仅有62位，主要由于明末清初这里作为“反清复明”的一个重要基地，人才受到了空前的清洗，加之清康熙年间为收复台湾，对福建沿海进行迁界，这是又一次的人才大规模迁移，致使兴化府在清朝进士急剧减少。这说明战争对人才的迁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地域与人才的关系
从太平天国起义可知，太平天国起义打着拜上帝会的旗帜，这种宗教实际是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包装，为何不是举着中国道教或早先从印度传入佛教等教义？这与地域有充分的关系。从明朝开始中国皇帝下令片船不得下海，虽明朝初期有郑和下西洋，明朝之前中国的海上运输相当发达，但主要是中国向外输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明初郑和下西洋也另有原因（传为寻找被明成袓推翻的前皇帝）。由于明（明初定都南京，明成袓实际迁移北京）清定都北京，北方相对管制较严，所以西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还是悄悄得从南方传进，如从广州等南方的港口进入，清朝乾隆末期甚至关闭广州等对外港口，但当初英国已占领印度，成立所谓东印度公司，英国等西方列强从南方向中国输入鸦片，同时也派传教士偷偷来南方传教，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同时，他们不自愿带来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及政治文明，这些文明优先在南方得到传播与发展，故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教义为西方宗教的包装。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人才主要集中在南方，也受西方文明的在南方的广泛传播有关。以江苏省为例，今天苏南与苏北经济有天壤之别，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在列强侵略江苏省时由于江苏南部有上海、南通等港口，进入长江后有南京等港口，而苏北港口较少，江苏西北一直延升至丰县。苏北沿海由于滩涂地较多，不适宜作为天然港口，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是受直接登陆较少，而列强在侵略中国是不自愿带来西方的文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灾害，西方的文明随列强进入而进入，绝非列强自愿或仁慈，而是其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不自愿的在中国得到传播，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为抵抗侵，主动学习西方文明），江苏北部的山东省由于有青岛、威海、烟台等良港又成为西方列强入侵的入口，故苏北现代工业文明传播较慢，当然这只是一种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北方自然条件的恶化，中国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使不少商人忘而却步，加之宋朝西夏王朝占领宁夏、甘肃等地，阻碍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加之造船业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天然优良港湾有利于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开成了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海上“丝绸之路”，16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不断发展，特别是航海业空前发展，使得西方文明不断从东南沿海优先传入，使得这些地方的掌握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人才得到空前的发展。这就是地域与文明的关系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先在那个地域得到传播，那里的经济、社会就会得到优先的发展，改革开放广东省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例证，二战后美国、以色列的发展也是例证，瑞士的发展更为典型。
第三，“流浪汉性格”与开国皇帝
皇帝为何在封建中国总出现在淮河以北地区，这与皇帝必须具备的性格与能力有关，欲成为一个皇帝即领导中的领导、一位统帅除具备通常领导必须具备的能力外，必须具备南征北战的能力，至少得能适应中国辽阔国土的不同气候条件，驾驭自己情绪的能力，笔者将之称为“流浪汉”的性格，中国北方的气候条件显然比南方艰苦的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使得南方人的个性与北方人的个性有较大的差别，故而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基本上都是由北往南征，而由南往北征最终以失败以告终居多，主要是南方的将士与北方的将士相比有一定的劣势，特别是对于传统的战争模式，所以南方文人多，师爷多，北方皇帝多，将帅多。不难看出每个朝代始皇帝都须具备“流浪汉”性格，黄河的文明和气候成就了北方多“征服者”。现代的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天然的体格素质在影响一人成为主要政治领袖或军事领袖作用呈减弱趋势，取而代之是对现代文明的掌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对心志的磨练，当然作为“流浪汉”的性格仍是需要的。
第四，文人与皇帝的关系
一般说来，文人不具备当皇帝气质与性格，历史上如西东汉之间新朝文人皇帝王莽其人的下场［1］就是例证，王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实践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家，他的失败，是因为通常文人具有的高度理想主义的失败。同时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抱的一种理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造反的机会成本太大，包括第一是物质成本，文人本身生活问题比其他阶层相对好一些，第二是心理成本［2］，这种心理成本随着年龄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文人造反的物质成本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心理成本，文人不管在什么朝代都能有一定的地位，都不会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是一个进能攻，退能守的社会阶层，文人冒险想当皇帝可谓损失很大，故文人多作为师爷形式出现在皇帝的身边，一旦旧主失败，还可投奔新主。
第五，人才转移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关系
人才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很难说是他们之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先后问题，笔者曾根据中国近20年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之间是紧密互相关［3］，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可证明人才转移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互相关，历史上的人才转移有主动的与被动区别，如因为一个王朝的迁都致使大部份人才被动的迁移，如东汉末期迁都许昌，晋朝永嘉之乱后迁都南京，宋朝迁都杭州，明朝迁都北京等，还有因为战乱为避战争而迁移都被动迁移，也有因为这个地方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人才主动往某个城市集中，如每个朝代的首都，各个中心城市，自然就成为各类人才的主动迁移地，如清朝时北京很自然成为进士人数较多的城市，在全国城市中进士人数排名第二（见表2）。经济发展归功于人才，但同时也产生了人才方面的“马太效应”，如由于黄河流域不断开发，加之战争使黄河流域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条件越来越差，而人才的南迁，使得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加之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从而成就了江浙带进一步成为人才的转移目的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的中心，这从明清的进士和状元人数比较可看出。
三 中国未来人才发展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预测
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明重心是从西部往东部转移、往南部转移，伴随着人才往这些地区集中，这是由于古代华夏人从西部东来，黄河流域开发最早，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古代中国长期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但后来由于战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因素，那一带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中国重心，如西安自公元906年后，再也没有成为过中国的首都，中华文明重心自然向着更为优越的东部沿海平原地区转移，同时西方近现代文明的传入主要从中国南部、东部传入，进一步促使中国历史的转折，由此可以得出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中国：
第一，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从中国两次的历史大转折可以看出，人才的产生需要是文明传播，而文明的传播又主要依靠是人才等载体，人才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条件，尤其在当代社会，人才资源也成为所有生产要素中最有关键的生产要素，人才资源开发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历史转折启示告诉我们，某一地区若要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开发，则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资源，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也将进一步促进这个地区的人才引进和培养。
第二，高素质的人才产生需要强竞争力的环境
可以断定到21世纪的中叶之前，中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勃海地区将是中国未来主要政治家、企业家摇篮，因为目前这三个地区是中国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人才的集中必然带来竞争的加剧，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气候等条件可能通过科技来改善，比方寒冷、潮湿等都可通过现代工业产品等加以调整，气候及地理条件直接对人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也对人影响最为关键的是心志的磨练，即情商（EQ）的培养，当然人才的发展离不开智商（IQ）及健商（HQ）等，研究表明情商的高低是决定人才成功最重要的因素。自古皇帝的“流浪汉”性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良好情商，无论是政治家或是企业家等高素质人才都需要良好的情商以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而复杂、多变的世界最主要的是人际的交往所产生的软环境，目前软环境竞争最激烈恰是珠江三角洲等三个地区，这三人地区随着人才进一步集中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除非出现影响这三个地区出现重大不利因素，否则将来高素质人才的产生最终必须是大部分经历过这三个地区磨练。
第三，稳定是经济、社会和人才发展重要的因素
历史上发生重大转折的原因之是就是因为战争，战争导致人才大规模的外流，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我国台湾省近五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归功于两岸相对稳定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台湾少数分子刻意制造两岸紧张，受害最大的是台湾自己，这种紧张加速了台湾资金和人才的外流，使台湾经济发展趋向空洞化［4］。两岸关系的不稳定也影响福建省吸引人才，不少福建省高校在引进人才时，不少人总问“您们那边是否会发生战争”，这说明战争对人才流动产生重大影响。稳定另一层含义即是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有些开放省市，由于社会治安相对较乱也制约其对人才的引进，当然部分中西部城市因为治安较乱，加速人才的外流。所以，一个地区若要发展，保持一个稳定的环境至关重要。
第四，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大胆学习借鉴一切先进文明
现代人发展经济需要继承前人，也需要突破陈规，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所创造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使得中西合璧，特别需要指出，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不仅仅是科技文明，如我国的陕西省，是中国科技最发达省份之一，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明最集中的一个地区，但陕西虽然科技发达，科技实力在全国排名前列，然经济实力与其科技实力不相称。企业管理模式、管理技术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相比有一定差距，原国企管理的不少弊端仍随处可见，这是阻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中西部地区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必须学习先进管理知识等，我国中西部地区若无法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学习人类所创造先进科技及管理经验，西部全面发展仍将是遥遥无期。
第五，皇帝的性格与企业家、政治家的关系
现代的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也须具备有皇帝个性，商场如战场，现代的企业不仅仅在一个地区发展，可能随着企业不断壮大，必须布局全国，甚至全世界。同时，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使得跨地区、跨国界的企业越来越多，即使是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很多事情非亲身体验决难领会其中之奥妙，所以企业家为应对种商务行为也须经常“南征北战”，必须能适应不同地域的情况。所以，“流浪汉”性格是其企业家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未来的政治家的发展也须如此。
第六，人才与中国历史的转折对中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从中国历史转折启示可以看出我国中西部相对较慢，很大原因是因为由人才外流加之自然生态破坏。而加快我国中西部的发展是全面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因应国际间日益激烈竞争的战略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全面复兴的重要步骤，“开发西部，以人为本”［5］，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大力开发人才资源是大战略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国西部地区必须首先实现人才观念的现代化，加快建立一个能使各类人才辈出的良好机制，通过事业引人留人，感情引人留人，待遇引人留人，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创造更加优越的软环境吸引人才，运用人才，开发人才，同时不断创造良好生态环境，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才能最终实现。
总之，文明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而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是人才，是掌握文明的人才，必须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一切先进文明，积极引进、开发、留住全世界高素质人才，充分挖掘、发挥人才潜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社会、人才全面持续发展，这是人才与中国历史转折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