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遇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短期的外部经济环境问题，一个是中国对投资过度依赖问题，一个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启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然而，转型之路是漫长而不平坦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经济基础，30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支持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包括4个方面。第一，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未能显示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30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2007年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着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第四，自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正是以上4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 经济发展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 点评：秦晓先生所言，个人认为无甚高论，不过常识。可惜，从常识到共识，还有太远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