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的30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环渤海湾城市群三大经济区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三大经济区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谁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各地摩拳擦掌、竞逐激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是此轮竞争的核心与关键。成渝城市群作为中国少有的双核城市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成都和重庆，作为西南中心，亦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这两个城市为核心组建的城市群极具问鼎中国经济第四极的潜质，其发展水平也直接决定着西部大开发的成败。 成渝自古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巴蜀文化孕育着两地人民的经济交往。抗战期间，重庆、成都成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和重庆基本上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后，四川省实施“两点、两线、两冀”战略，两省市仍然在一个体系内布局生产力。1997年，重庆直辖，两地融合依然积极推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渝经济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南亚、东南亚与我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不断加强，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提供了条件；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积极研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成渝经济区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国家在重庆、成都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允许在重要领域和关键领域先行先试，为成渝经济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深入推进，三峡库区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全面启动，全国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为成渝经济区发展起到强有力的助推作用。 成渝经济区大事记 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编制“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就提出把编制长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的规划作为试点。四川和重庆的专家学者在两地领导和国家发改委领导支持下，开始进行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和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于2005年9月正式出版了《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报告》一书，并上报国家发改委。 2004年2月，川渝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川渝合作协议签署，包括《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及6个“子协议”，即“1＋6”。 2007年4月于成都，四川省和重庆市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首次共同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地理范围，确定建立统一的工作和协调机制，并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2007年之后，成渝经济区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国家编制成渝经济区规划的推进：（1）2007年4月，为尽快启动“规划”编制工作，四川省发改委会同重庆市发改委联合向国家发改委上报了《关于编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的请示》。同年6月，两省市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规划”编制前期工作启动会。（2）2008年5月《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正式启动。（3）2009年，为配合国家发改委及有关方面做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编制工作，四川省和重庆市向发改委提交了各自编制的规划意见。 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批复》，正式批准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标志着成渝经济区建设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从学者研究、政府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
成渝“双核”城市群 成渝经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基础：自然禀赋优良，产业基础较好，城镇分布密集，交通体系完整，人力资源丰富。拥有中国最为齐全的产业集群，装备制造业、汽车摩托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民用航空航天产业、冶金和材料产业、化学工业，是其工业主导产业。 去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中将成渝经济区战略定位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深化内陆开放的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长江上游生态安全的保障区。总体布局为：根据起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基础，统筹区域发展空间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长久黄金水道，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形成以重庆、成都为核心，沿江、沿线为发展带的“双核五带”空间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重庆、成都作为成渝城市群的双核，须进一步发挥引领区域发展的核心作用，加强重庆、成都城市之间的资源整合，优化城市功能，实现错位发展，打造带动成渝经济区发展的双引擎和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特别是重庆发展核心，须充分发挥直辖市体制优势和辐射聚集作用，推进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应对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使东部传统制造业出现危机，三大增长极的发展速度有所回落，成渝经济区却在其间领衔增长，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性大大加强。而全球经济危机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成渝经济区的发展难度加大:区域内合作机制不够完善，一体化发展任务艰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竞争力有待提升；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支撑能力亟待加强；土地等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不高，生态环境约束日益明显；内陆型经济特质明显，对外开放难度较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社会事业发展之后，区域内公共服务差距大。 当务之急，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非成渝一地之棋局，需要中央通盘考虑。而关于企业体制改革，成渝两地政府则大有可为。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军工企业改革力度，深化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改革，理顺国有企业、军工企业与地方的关系。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公平准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经营性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