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翼南:“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周翼南先生是作家中的画家,画家中的作家。家中藏书和字画各占半边天地,墙上挂着他刚画的山水、门神、猫,还有一幅刚画好梁漱溟像,题为《倔老头》。落款“易难”。这是他的笔名。他曾作一偈:“吾名翼南,谐音易难。宇宙无易,人间多难。难即是易,易即是难,千难一易,千易亦难,为若图易,终归至难。心绝妄念,无易无难。” 周翼南1959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自称“我是一个不很遵守纪律的学生”,觉得听讲课和看讲义无甚区别,便用一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讲义,上课时溜到图书馆看书。1961年,周翼南因为父亲病故,提早结束了读书生涯,成一名教师。他对当时的电影状况不满意,遂萌生了把中国古代诗人逐一搬上银幕的壮志。他先读唐史宋史,业余时间写了《杜甫传》和《辛弃疾》两个电影剧本,引起了武汉文联的重视,组织作家讨论剧本初稿。不想两部未能发表的剧本在“文革”中成为“借古讽今”的“大毒草”,使周翼南倒霉了许多年。有失有得,周翼南因此认识了许多前辈作家,更与“胡风骨干分子”曾卓成为忘年交。 1979年10月,38岁的周翼南开始发表作品,从武汉一所郊区中学调入武汉市文联。起初,他想从事“专业创作”,当时《芳草》文学月刊正要创刊,安排他进入编辑部。周翼南随曾卓赴京看望了在医院治病的胡风,还采访了胡风的夫人梅志,写成了《胡风同志访问记》。在访问记中,胡风说:“这场‘革命’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弄得极不正常了。”“历史,是有回流的—有时几年,有时几十年,有时甚至有一百年呵。”这篇访问记在1981年第1期《芳草》发表后,很多人才知道胡风还活着,他不是“反革命”。 因为约稿的关系,周翼南认识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他与孙犁多次通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谈及当前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孙犁回信道:“文坛近况,已无法谈,自好自洁之士,只能独善其身,别无他途。这种风气,一时是改变不过来了。” 周翼南出版过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纪实文学集、散文小品集和长篇小说。画画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自述:“余在‘文革’中,因文惹祸,浪中沉浮,几经灭顶之灾,为家小想,故不写一字。文人恶习,手常痒痒,便胡涂乱抹,不料竟与水墨画结缘,作画无师承,随心境而为之,宣泄情感而已。自1976年后,文坛开禁,又弃丹青而从文。转眼间,年逾半百矣,患坐骨神经痛,医嘱每日须站两小时,故每日以两小时站着作画,病因此而愈,觉作画对身体有益,便准备画下去,并非作文坛画坛双栖之想也。”他曾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应邀赴英国访问并举办画展。 起初,周翼南画山水,因友人索取,他嫌画山水麻烦,便开始画猫。因对京剧有些兴趣,偶尔也画点京剧人物。后来喜欢画门神,曾作打油诗:“夜读闲书早浇花,少抽香烟多饮茶,六十已过忙何事,且画门神进万家。”他说:“门神是保卫老百姓,守卫人的心灵,保佑家庭安宁。所以,别人买我画的门神,贴在家里,有安全感。有时候,我也画山水画,希望能够见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污染的世界。 周翼南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他说:“武汉人比较豪爽,没有北京的那种优越感,也没有上海的那种小气。也许脾气比较暴躁,但心是好的。外面的人觉得武汉人没有修养。你稍稍有一点对他不敬,他马上可以跟你打架。但是他对你好,又非常地好。我们这里,武昌跟汉口有很大的差别。武昌文化底蕴深厚一点,汉口过去是一个码头,商业气息就重一点。汉阳则注重工业的发展。” “翼南”,就是往南面飞 时代周报:你的大学没有读完,怎么走上文学的道路的? 周翼南: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那时候有5个弟弟,都很小,没办法,只好回家工作。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校刊上发表过小说。我从小比较喜欢文学,当时21岁,初生牛犊,对中国电影不满意,我把苏联的电影跟中国的比,觉得中国电影太落后了,就想把中国历代的文学家搬上银幕。当时有计划,写李白、杜甫、辛弃疾、苏东坡,还有一大批,我打算每人写一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是上下集的《杜甫传》。好玩的是,我在草稿上还标注“彩色宽银幕电影”,当时杜甫恰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没想到这个东西流传到武汉市文联,很多作家感到很惊讶,觉得这个电影剧本写得还不错,至少觉得我是有写作能力的。当时武汉市文联的党组书记程云为我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我的这个剧本,准备推荐到珠江电影制片厂。通过这一次创作,我一下子就认识了武汉市文艺界的许多前辈。那是1962年,市文联领导本来想把我调到文联搞专业创作。没想到毛主席的批示下来,不准写死人、洋人、古人。这就成为批程云的罪名之一:说他重视一个专门写死人、古人的小学老师。而且还不是工农子弟。 除了《杜甫传》,我还写了一个电影剧本《辛弃疾》,这两个剧本中,《辛弃疾》写得成熟一点。没想到,在“文革”中我会因此受难。当时参加讨论剧本的作家有曾卓。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的共同语言比较多,因而成了忘年交。他经常介绍一些书给我看。尽管他当时是“胡风分子”。我这个人一向没有什么顾忌,你说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分子”相当于“反革命”。我还是跟他好,尽管受到他的牵连,我也不在乎。 这种关系就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环境变了,我陆续在省内外发表一些作品。我那时候已经都快40岁了,被调到市文联。那时候要我搞专业创作,后来要我到《芳草》当编辑。当了几年编辑以后,转为专业作家,因为我已经出了小说集。我觉得我的名字跟南方有关,“翼南”,往南面飞。我当时在《花城》上发表短篇、中篇小说。在武汉青年作家中,我是第一个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的。 时代周报:你与在《芳草》文学月刊工作认识的知名作家们都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周翼南:在当编辑的时候,认识了全国很多文人。后来他们开玩笑说,武汉市作家里面,认识全国作家最多的是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曾卓平反了以后,他的朋友自然也成了我的朋友。在北京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访问过胡风。当时胡风还没有完全平反,他的第一篇访问记是我写的。所以,全国的“胡风分子”大概跟我都有往来,像绿原等一大批人。 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常外出约稿,认识了很多作家,我拜访过巴金、甘铁生、史铁生等一大批人。我是通过甘铁生认识史铁生的。甘铁生是我们《芳草》的业余作者。我拿着地址就去看史铁生,居委会的北京老太太态度非常坏。她守在胡同口,问我跟史铁生是什么关系。能有什么关系?她非要问。当时史铁生也许还在受居委会的监督。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说,我是一个编辑,来找史铁生写稿的。她把我盘问了好半天,我还是坚决到他家去。他家里的人说他到医院去了。后来,我就到医院找他去,向他约了一篇稿子,当时我们的主编觉得他的东西太超前,留用,他又写信来要,我又把稿子寄给他了。最后就错过了,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发表的。 武汉的作家,从曾卓这一辈,到年轻的,包括方方、陈应松、胡发云、董宏猷,他们当时都是我的作者。我在1980年代后期,画画,办画展。后来有朋友认识冰心的,请冰心题款,办了一次画展。我跟冰心关系也挺好的。当然还有画家朋友,有的又能画,又能文,像韩羽。 “什么东西都要取之有道” 时代周报:画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翼南:从小就喜欢画画,但是后来走上写作这条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画山水画,当时认识一些画家。我画画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和正规的画家还是有些不同的。我不怎么受拘束,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画山水受黄宾虹的影响很大。当时找我画山水画的人蛮多的,我又画猫,画猫简单一点。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艺术市场,朋友要画就送。画山水画很累,几天才能画成这个样子。后来画戏剧人物,因为我对京剧有点兴趣。画脸谱,画门神。有时候读书写作累了,就站起来画几笔,把画画当作一个锻炼身体的方式。 时代周报:中国的作家像汪曾祺先生,也写字、画画。 周翼南:他画画也是消遣。他也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画家。 时代周报:以前文人画画是一种休闲的风雅之事,现在画画的风气已经大不一样了。 周翼南:时代在进步,世风也在变。什么都跟利益挂钩了,写文章也考虑利益的问题,画画更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现在画坛,用八字来形容:第一是“拉帮结派”;第二是“追名逐利”。这也不是一个贬义词,有些画家因为风格相近当然有帮有派,互相帮助嘛,有共同语言就能走到一块来;现在画画如果不谈“名”,谁买你的画?只不过,不要把这个名看得那么重,拉帮结派也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什么东西都要取之有道。
时代周报:现在画坛好像是以价钱来衡量艺术的。 周翼南:电视里的纪录频道,谈宇宙,谈地球,谈太阳系。将来地球都不会存在,太阳都会熄灭的。身前争这争那,有什么用?现在中国很难出现大画家。因为现在进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过去就齐白石那么几个人在画画。中国开放以后,有这么多画家,每个人有个性特点,谁是大画家?世界上出现一个大画家也很困难。过去像梅兰芳,四大名旦,现在还能够出现梅兰芳这样大师级别的人吗?很难。现在看戏剧频道,有些年轻演员甚至比梅兰芳还唱得好。经过这么多年前辈们的积淀,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可以比前辈唱得更好。现在听程砚秋,当然也唱得挺好的,但是现在的程派,包括李世济,不见得比程砚秋唱得差。中国这么多人唱戏,这么多人画画,这么多人写文章,想出现一个什么大师,那太困难了。 “世界上的矛盾太多了” 时代周报:你上网吗? 周翼南:没有,我这人比较落后。习惯看纸质书。现在有电脑、网络等等,谁会买这么多书啊?一个年轻人拿一个iPad,有几万本书都可以藏在里边,拿到火车上都可以看,不需要买书。我的几个年轻朋友说,可以下载,何必买书呢?但是,我习惯纸质书,要我拿电脑看,始终不习惯。我比较保守,不用手机,也不用电脑。我现在过70岁了,视力也在下降,那网上的很多事情跟我没多大关系。有些事情我也管不了,有些事情看起来也叫人生气,我何必看它呢。 时代周报:以前的作家、画家都是比较关心社会,你现在还会关心社会问题吗? 周翼南: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社会环境各方面有了变化,思想跟过去还是有些不同。我70多岁了,经历了从1950年到现在的风风雨雨。中国能够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向前到底该怎么走,我不知道。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党派都要消灭。但这个时候还没到,英国有工党,还有保守党。苏联虽然不存在了,俄国现在还有共产党。美国还有民主党,还有共和党。中国如果出现混乱,那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比南斯拉夫解体以后出现的情况还要可怕。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还是需要稳定。 时代周报:1911年是武昌首义,到现在已经101年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是否有进步? 周翼南:当然有进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现在能够随便地交流,思想比较自由,还可以评点上上下下。在“文革”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不是想什么就能够说什么。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中国在向前走。温家宝最近的讲话提出要坚持改革,否则,“文革”将来还要重演,这话是对的。但是怎么改,我不是政治家,没办法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改革还是自上而下地改,不可能是自下而上地改。当然老百姓也可以发表议论,但这些议论只能供参考的。到了21世纪,每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非常严密,不是一个外力能够让它改革,除非摧毁它。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梦想过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周翼南:好像没有什么“梦想”。我们这代人思想解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林彪从天上掉下来开始。一下子就醒悟过来,明白毛主席是个人,不是一个神。从那时起,才开始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1971年,那是一个分界线。但是中国怎么变,当时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只希望中国早点停止动乱,让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认为文明的变化还是要渐进的,温和的? 周翼南:是的。但是,这也只是希望。世界上矛盾太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要相通,很难。 时代周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周翼南: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已经迈过古稀之年了。“七十而悟”,悟什么?悟到生命是顽强的,也是脆弱的,人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写一篇文章,出一本书,画一幅画,办一次画展,或者得了一次什么奖,得到一个什么职位……都不是什么大事。科学家断言:60亿年后,太阳能量耗尽,将会爆炸,地球随之毁灭。好在还有一段时间。最近我又听说,科学家们在美国《自然》杂志上呼吁:由于地球无法承受人类的掠夺和破坏,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将发生灾难性的巨变,届时人类将后悔莫及,现在应考虑应对措施—我相信科学家们的警告,我甚至觉得,如果都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无具体措施,灾难还会提前。现在我很少想什么文坛画坛,我希望每个人都考虑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都要有忧患意识,都要明白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没有地球,人类就无立足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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