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面对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持久战，中国民间纺织企业正纷纷寻找自救之途
中美纺织品第六轮谈判即将开幕。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北京郊区与其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面后，率团参加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会谈。此前，双方已经经过了5轮没有达成协议的会晤。
两败俱伤的战争
双方都对自己的要求有比较强硬的表示。商务部美洲大洋司副司长金旭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中美间纺织品协议的条款不应比中欧间纺织品协议的条款差。而美国的纺织品问题特别谈判代表大卫·斯普纳则声称，若协议条款不能令人满意，美方将毫不犹豫地走开。
中美双方的纺织品贸易战火绵延已近半年。4月4日，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CITA)对中国棉质裤子、棉织衬衫和内衣裤三类产品展开调查，5月份更两度对这三类产品单方面设限。
美国的销售商开始埋怨，久拖不决的协议，让他们下的每张订单“都像一次赌博”。“目前美国贸易代表手中拿的都是纺织业主们提供的数据和意见。”全美零售商联合会副主席奥托雷森·艾瑞克告诉本刊。
相对美国零售商的利益受损，中国纺织企业的这个秋天也绝对不是收获的季节。中国纺织业有1900万从业人员，自美国5月设限后，“将出现10万以上的失业人口，比美国整个纺织品服装行业的就业人口还多。”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
因此中国纺织品企业展开了各种自我救赎。
曲线入美之途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汤传锋对本刊介绍说，据美国业内人士估计，从今年开始，配额取消后的5年内，中国服装出口可以占到美国服装市场的50%以上，而目前中国服装在美市场上的份额不到24%。
中国民间纺织企业如何在单方面设限层出不穷、多轮谈判劳而无功的局面下，进入这近27%的增长空间呢？
“转移出口基地是大势所趋。”温州服装商会外贸处吴姓处长对本刊记者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温州商人就先知先觉地远征到了非洲等地，并在当地拥有了不受配额限制的自由口岸。“当地称为温州街。”吴说。因此，虽然此番直接出口受限，但温州纺织品还可通过非洲等地曲线进入美国。采访中，一位温州商人开玩笑说，这次纺织品遭遇反倾销，对他们而言甚至是“因祸得福”。长三角的劲敌减产观望的时候，温州的纺织品则可通过原有的海外口岸，销往美国。
新加坡的商人们则为中国纺织品的曲线救国指出了另一个出口 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是一个传统的转口贸易中心，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即使原产地不是新加坡，只要在此进行的加工增值不少于整个加工过程的40%，就没有出口限额，甚至可以免去关税。而马六甲沿线的另外两个国家 印尼和马来西亚，也都有很好的纺织与制造业的基础，拥有一批纺织业技术人员，有制造成衣的能力。“温州已经有厂商考虑往这个方向转移了。”吴对本刊说。
此外，利用加勒比和北美两个地区的“方便之门”，令中国的纺织品绕过特保、限额这类“马其诺防线”进入美国，正成为中国企业又一个脱困方向。
根据美国的《加勒比法案》，为促进该地区贸易增长，美国很大一部分纺织品进口，专门面向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伙伴国家，如墨西哥等。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棉质针织衬衣对美出口同比增幅高达1257.87%，但总量也不过相当于洪都拉斯的52.02%和墨西哥的67.65%，借道空间显然很大。
中美纷争：可怕的标本
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货物流动就像街坊串门一样频繁，摩擦争端因而稀松平常。据商务部统计数据，自1980年7月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起，截至2004年底，美国已累计对华发起110起反倾销调查，采取19起保障措施，占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此类调查和措施总数的20%，名列榜首。
而这场中美之间的纺织品持久战，对和中国相关的所有贸易国都有着样本意义。美国此次向中国纺织品实行特保的依据，来自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的承诺：在过渡期，进口国可以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入世谈判时，有关方面没能正确估计到中国民间纺织企业的生产潜力。”温州服装商会副会长蔡欢天对本刊说。
中方的承诺成为了美国屡屡举起限制大旗的依据。更可怕的是，美国的特保样本似乎正被所有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行业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仔细研读。“这种特保制裁具有传染性。一旦有一个国家单方面制裁，贸易就可能发生转移。中国这么大的产能出口，可能引起更多的国家参与制裁。”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在5月的一次纺织品论坛上表达了他的担心。
据梅新育介绍，早在2004年3月，50多个国家的90多个组织就在土耳其发布了针对中国和印度的《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世贸组织延长纺织品配额体制。
对这些受到中国巨大产能威胁的国家来说，中美谈判的结果无疑是可复制的样本 它们只要是WTO的成员，就可以仿效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设置特保门槛。中国企业曾期待已久的“自由贸易”，在2005年1月1日之后，反倒显得关山阻隔，遥不可及。
在跌跌撞撞中调整
如果看看邻国日本，或许中国企业会不那么沮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向本刊介绍，战后日本在贸易发展过程中，也由于强大的仿制能力形成出口洪峰，成为各国贸易抵制的对象。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纺织品，到70年代的钢铁，80年代的汽车，90年代的电子产品，日本就是在接连不断的贸易摩擦中，跌跌撞撞成长为一个出口大国。
“作为一个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大国，发生贸易争端很正常。”梅新育说。统计表明，世界上百分之六七十的贸易摩擦案没有通过WTO争端机制，而是通过别的方式私下和解。因此，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会国际游戏规则，并调整自身的出口行为，以免授人以柄。”
中方的对外贸易秩序是自乱阵脚的一个原因。据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贸研究所博士陈泰锋的研究，近几年来，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商品数量突飞猛进，但是贸易额却没有同比上升，有时候甚至没有增长 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来自美国的订单的价格普遍下降了10%以上。而据香港贸发局统计，2003、2004年国际纺织品服装单价又下降10%至15%。“国内企业为了竞争，纷纷压低价格，致使少数地方出口秩序混乱。”陈泰锋说，“结果往往被进口国反倾销。调整自我的出口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
或许，这是在无法左右国家层面谈判结果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另一个实际的自我救赎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