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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国暂停酒类专卖后，国家一直处于没有统一的酒类管理法律、法规和执法主体，全国各地仅依据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进行管理，其本身所存在的法则不统一，管理力度不够等弊病，难以有力打击制售假酒、毒酒的犯罪活动，致人伤亡的惨案几乎年年发生。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96年发生在云南省会泽县假酒中毒案，中毒192人，死亡35人；1998年发生在山西省朔州市假酒中毒案，中毒1000余人，死亡27人；2004年1月和5月连续两次发生在广东省东莞市和广州市假酒中毒案，中毒50多人，死亡14人。这是广东省1989年毒酒案死亡60多人之后发生的又一重大事故。据了解，80年代末到现在，毒酒中毒惨案几乎年年发生，全国各地共发生假酒中毒事件650多起，中毒伤残7000多人，死亡400多人。
然而，至去年7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国家行政许可法》以来，对尚无国家法律、法规的酒类市场来说，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国目前对酒类市场的管理主要以许可证管理为主，而《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只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政府规章无权设定行政许可。这就使许多仅靠政府规章管理酒类市场的省、市、区，造成了酒类市场管理严重失控，原有的酒类管理队伍面临解散的局面。混乱不堪的酒类市场更加恶化，制售假冒伪劣酒更加猖獗，酒类产销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
“大酒厂避税，中酒厂欠税，小酒厂逃税，乡镇及个体酒厂根本不交税”的局面早已趋于普遍。据调查，酒类产销企业逃、避、偷、漏税的主要手段有：
1、侵蚀税基。如生产企业内部设立销售公司，实行关联交易；低价出售，并从代理商返还利润；采取贴牌生产或买断品牌，生产厂家品牌由销售商买断，名义上是销售商创品牌，生产企业只是委托加工；销售商称，买断的是生产企业品牌，只管销售，不管生产，从而产销企业两头漏税；
2、瞒报产量或销量。少开或不开发票；
3、采取“四不”手段。即：不工商注册，不税务注册，不做帐，不开票，逃脱监管；
4、采取定额包税。实交税金与应交税金相差不成比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酒类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是偷、漏税的竞争。据财政部专家测算，建国之初至1979年，我国烟酒专卖，其烟酒税利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20%。2002年全国财政总收入2万亿元，烟酒税利最少应该不少于2400亿元，但实际上这年烟草税利入库1500亿元，酒类税利入库只有150亿元，从烟酒税差上看，2002年全国酒税至少少收了750多个亿。
假酒、毒酒猖獗，酒税流失严重，是我国酒类市场突出的问题。除此，我国的酒类市场由于管理失控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酒类生产盲目发展，产销严重失衡，竞争秩序混乱；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的小酒厂，吨酒耗粮平均超过大酒厂一倍以上，粮食浪费严重；酒类市场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致使外商纷纷抢占中国酒类市场。
目前全国年产5万吨以上的80多家啤酒企业中，已有70多家被外资控股。由于加入WTO谈判时，我国没有象其它国家把酒类列为特殊商品，而是列为一般商品，因此，中国的酒类市场是完全放开的，这必然成为世界各国必争的市场。2005年后，酒类市场必将遇到外资的无序竞争，数百亿的利润将要外流，民族酿酒业受到严重冲击。
长期以来，我国酒类行业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队伍，酒类市场虽然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齐抓共管，但从市场情况来看，这种分段管理的弊端显露无疑，有利可图各部门争先恐后，追查责任时却都在推委，责权不明，同时各部门执行的法律、法规的重点各不相同，存在法律真空和漏洞。法制上的欠缺和执法主体的空缺，酒类市场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形成了大酒厂被小酒厂冲击，先进技术遭落后工艺排挤，纳税的被偷税的打败，真酒被假冒伪劣酒取代的混乱局面。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没有一个有效的、全国统一的酒类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统一的酒行业管理机构。我国1979年开始停止酒类专卖后，国家把酒等同于一般商品，没有作为特殊商品来管理，政府部门对酒类市场无法依法行政，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更何况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现在酒类市场虽然有多部门管理，但国家没有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管理机构，执法主体不明确，责权不明，无法根治酒乱。
另外，市场准入是最关键的控制环节，但国家质检总局只对生产发放许可证，同时实行生产许可的目的只是为了监督产品质量，对于促进形成合理的、税收最大化的产业结构等行业管理基本不考虑，结果形成了全国酒类市场严重失控的局面。从取得国家白酒生产许可证企业情况看，有一定数量的企业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取得许可证，根本没有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我国该如何有效加强酒类管理，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国外酒类管理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资料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酒类这一高税高利特殊商品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从管制的程度看，远远超过对烟的管制，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是，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美国有联邦酒法和地方酒法。联邦酒法主要调整州与州之间关系，而具体的酒类生产、销售及消费则由各州的酒法调整。日本和韩国则是通过专门的《酒税法》对酒类产品进行严格管理。
二是，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在美国，酒类管理机构大体分三个层次：在联邦财政部设立烟酒枪械管制局（国土安全部成立后枪械管制已交由该部门管理），50个州各自设立酒类管制委员会，在市、镇地方设立地方颁证机关。
三是，采取许可证管理措施，严格市场准入，保持适度竞争。在美国，酒类产销许可证由酒局发放，酒厂越州销售，一个州或一个郡、市，只能卖给一个酒类批发公司。州内的批发许可证也是限制发放，如麻萨诸塞州只有70家企业获得批发许可证。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酒类产品经营许可由税务署长决定。日本的税务署长在予以酒类生产或销售许可时，认为有必要在酒税的保全上维持酒类的供需均衡，可以对制造酒类产品的数量、范围或者销售酒类产品的范围、方法等加以控制。韩国的税务署长对造酒所需原料的品种和数量也加以控制，以控制产量，维持适度竞争。
另外，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对酒类的管理也是相当严格，并有专门的法规和机构。
研究人士指出，根据我国酒类市场的现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以及现阶段部分地方立法省份的管理经验，对酒类这种特殊商品实行“单独立法，特殊管理，特殊税收”的政策，是迅速根治“酒乱”的根本措施。
1、迅速制定酒类产销管理法律、法规
国家加强酒类行业管理，根治“酒乱”，必须制定酒类产销管理的法律、法规，为顺利实施酒类产销管理提供法律Ｕ稀?005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满一年，地方政府规章没有上升到地方法规的，将自行废止，有些省、市、区多年严格的酒类管理体制将被瓦解。如何尽快衔接，各省、市、区酒管部门呼吁，总结2004年10月份开始到今年2月份结束的全国酒类市场专项整治活动，由国务院抓紧出台《酒类产销（监督）管理条例》，以便各地乘势而上，继续搞好酒类市场管理，为整顿酒类市场提供法规依据；待时机成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参照国际上通常作法过渡到国家立法，由全国人大出台《酒类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我国的酒类产销管理制度，为进一步强化酒类产销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促进我国酒行业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发展，体现和谐社会的整体性。
2、设立专门机构，明确管理主体
要搞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酒类产销监督管理，必须设立产销统管的酒类行政管理机构，以法的形式明确机构的任务及职责，体现执法主体的专管职能。鉴于目前酒行业混乱程度严重，加上对其征收消费税属于中央税种，酒行业管理机构应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领导，垂直管理。其目的：一是突出体现酒类产销监督管理的地位和作用，以便加大整顿和规范酒类市场的力度，迅速根治“酒乱”，增加财政收入；二是防止部门之间的权益之争，消除地方封锁，加大力度，迅速治理。1979年虽然国家暂停酒类专卖，但是，全国多数省、市、区根据各地酒类市场实际，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制售假酒、毒酒和偷漏税的行为，地方酒类市场管理，实际上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全国有27个省、市、区及所属地、市、县基本上都有地方酒类管理机构和队伍。这些机构和队伍，在管理酒类市场的多年实践中，已经掌握了较丰富的酒类市场管理知识和经验，为国家全面实施酒类产销管理奠定了良好的人才、物资、技术条件。
3、对酒类产销环节全面实行许可制度
对酒类实行许可证制度是目前国内外普遍实行的最基本的作法，是对酒类这一特殊商品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措施，是政府管理和调控酒类市场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国家要严格规范酒类产销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标准，严格实行酒类产销许可证制度。参照美国麻州的现行作法，对酒类生产、批发、零售、储运四个环节都应当实行许可证制度。政府通过对酒类产销四个环节的许可管理，对酒类的生产布局、产量、流通进行有效监控，达到规范酒类市场的目的。
4、进一步完善相关酒类的税收政策
（1）合并税目。考虑到目前纯薯类白酒生产数量有限，且税务人员在征收中很难认别其实际成分的情况，建议统一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消费税率。（2）改变目前白酒从价只有一档税率的政策，实行更加合理的“高价酒高税率，低价酒低税率的差别税率“，解决企业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的问题。（3）统一纳税人。在税收征管上，将所有酒类生产、批发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一律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严格管理，彻底取消定额税。（4）下调葡萄酒增值税，水果蒸馏酒消费税。国家提出“限制高度酒，提倡低度酒，压缩粮食酒，发展水果酒”的调控政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它对人民的身体健康、节约粮食都有重要意义。除了完善有关法规、加强技术监督、打假防伪外，还应调整税收政策，既按酒度征税，粮食酒高税、葡萄酒和果露酒低税，以施惠于葡萄酒和果露酒行业，促进葡萄酒和果露酒的生产、消费。
专家预测，如果上述措施得到实施，经过2—3年的努力，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目前的“酒乱”局面，国家财政收入也能迅速增加，酒税年入库比现在完全能够增加600—700亿元。长远看，经过3—5年的努力，随着税收最大化的产业及产品结构的形成，价格水平总体提高，酒税也必将随之有大幅度增加。同时，我国酒类行业的总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将得到很大提高，酒类市场秩序将明显好转，百姓饮酒安全将得到充分保证。
酒类市场，亟待法治！
原载《华夏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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