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将格林柯尔老总顾雏军收购系列上市公司的方法归纳为：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这些质疑给郎带来了快感，但同时也带来了小小不快：顾“相邀”郎在香港入被告席。这就是眼下的“顾郎公案”。
保罗·萨缪尔森可以写出影响几代人的经济学教科书，可以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桂冠，但他不能解决世人对于名利一心只想走终南捷径的世界难题。比如，他批评自己的女婿不埋头“务实”，却在找政策的空隙好一头钻进去。其实索罗斯是此类人的领袖。萨缪尔森甚至一竹竿打倒一船人，他说经济学家不是经世济民的奇才，当经济学家说话时，他总是想从对方口袋里捞取多一点的利益。人人都在找捷径，要么人人都疯了，要么世界疯了。于是就有郎抨击海尔的曲线MBO、TCL的产权改革存在猫腻、格林柯尔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然而人微言轻却还大行其道，《财经时报》对香港海尔中健有过早于郎、细致于郎的报道，但不曾惹火烧身。为什么经济学家在“顾郎公案”上保持沉默？仅有海派几位学者说“不要把企业家作为敌人”，除了萨缪尔森“从对方口袋捞取多一点的利益”之外，美国学者门瑟·奥尔森揭示的“很多松散的个人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的基本规律，尚在起作用。现在每个人都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谁都想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入。问题在于集体组织的收益存在恼人的不确定性，参与者愈众，个体获益则趋少。甚至参与的人多到其他不支付成本的人也可以参与收益分配时，人人都在等待“搭便车”时机的到来。于是很多人采取观望策略，集体行动就以失败告终。郎心寒其他经济学家的失语，不能怪他人，其实郎还是没有读懂奥尔森。除了他还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笔者斗胆以小腹度测君子之大心，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准备“搭便车”。郎对前后排之隔的成都姑娘讲公司治理，讲亚洲家族企业对中小股东的掠夺，郎可以情定大西洋上空。现在郎转向“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的研究，讲一些企业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在一派沉闷的语境中，看来是当不上大陆经济学的“乘龙快婿”了。郎的铜牙铁齿咬到了他所追逐企业的三根软肋。一是在证券市场上出现“国有资产合法流失”，收购者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符合中国法律；二是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三是民营企业和国企的老总用国有银行和股民的钱去圈国有资产。郎说，这种现象比通常的上市公司圈股民的钱要复杂得多，遭受损失的不仅仅是股民，还有国家。事实上，1998年底四通集团开始发起职工持股会，2000年“验明正身”，成为国内首例MBO收购案例。2001年元月19日粤美的实施股权转让，管理层控股的美托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粤美的22.19%的股权，一跃成为粤美的第一大股东，成为国内上市公司MBO的首例。但是MBO“门里的野蛮人”为什么成为千夫所指？一是转让定价问题；二是收购资金来源问题。前者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后者会出现借债盖房。难怪去年3月12日财政部叫停了MBO，同年12月15日，国资委指出在国企改制进行MBO时，经营管理者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郎说，真正意义上的MBO（管理层收购）应该是收购在外的股份，即Management Buy Out，现在我们变成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成了MBI （Management Buy In）。郎分析，国企老总的身份就是“保姆”的身份，都是职业经理人，要对股东尽信托责任。如果国企老总变成了股东，就好比家里很脏，请保姆来打扫，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为主人一样的荒谬。郎并不将国企老总逼上墙，也不是薄情寡义，他给出的激励机制有两条：一是加薪激励；二是期权激励。当然，郎并不完美至圣。他的分析方法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质疑的“软肋”。郎所做的是一种“案例分析”，仅在有限的数据基础上作分析、推测，从而提出猜测和假说。我们不可回避，郎所缺失的是深入企业内部去求证，甚至有人指责将停留在猜测层面的研究公诸于众是“急于求成”。还有，我们设想，郎冲进瓷器店哄抢，抢走的少，砸碎的多。郎的本意是保护瓷器，但最终却事与愿违。他忘记瓷器的特性是易碎，保护的手段不是抢。比如，郎发现一家券商资金链断了，客户蜂拥取回保证金，很快这家券商就像瓷器一样碎伏在地。这是典型的“郎式哄抢”。归结到最后，我们不禁要问：郎到底为谁代言？国有股减持方案甫一出笼，一阵歌舞升平，郎挺身道出各种弊端，大盘像脱裤子一样就下来了，试点告停；学者争相将德隆勾勒成金融控股集团之际，郎说番茄酱不会产生高回报；国退民进时郎说出“国有资产合法流失”，竟淹没在唾沫堆里。大家盛宴犹酣，推杯换盏，谁又能容得哪怕是大名鼎鼎的郎的指责呢？说郎是证券市场乌鸦嘴的人，关键就是他自己还没从郎“批判”公司的股票中撤退。说郎是经济学界的本·拉登却是危言耸听，郎一介书生搅不起大浪，至多增加了报刊的头条。
郎是反对派，他可能尚未想好应该赞成什么？郎在大陆迅速窜红有着经济学成为显学的社会大背景，更确切地说郎北靠北大一张讲台，南靠一本4年前差点定位成报道中小企业版的杂志。关键一点他靠学术良知，不规范的上市公司赐给了他太多望闻问切的机会。46岁便顶一头花发，足见学术操劳，郎应该不是想出风头，以博更多眼球的人。郎曾用刀笔解剖过和记黄埔，李嘉诚胸襟似海，反而请“郎”入长江商学院的讲堂。其实，世上知郎心者，李超人也，世上还是有人理解郎的真正学者的大悲悯情怀。在这里，想起一只猴子。猴子拿着一块饼想平等地分给自己和羊。猴子不停地啃大块的那边，结果猴子吃饱了才让羊拿到“公平”的饼。郎总站在利益受损者的那边。他伸手打那只狡猾的猴子，好让它在所谓公平的遮羞布下，停止乱啃。这足以证明他急于将研究成果示众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