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郎咸平在收到律师函之后表示：最大的遗憾是至今没有一位经济学界的人愿意站出来公开表示支持。那么，经济学家们的立场到底是怎样的呢？当本刊策划这期封面选题时，对经济学界和金融界专家们的采访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能够联系上的经济学家大都表示不便对此发表意见。在本刊记者联系的30多位我国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极负声望的学者中，只有鲜少几位持有一定的看法，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本刊特将采访实记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研究员在关注了郎咸平事件后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在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支持郎教授。他告诉记者：“以我所知实际情况和经济学的分析，郎先生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领导MBO的总结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管郎先生对那3个具体公司的陈述是否有误、有多少错误，郎先生说国企产权改革是少数人瓜分国有资产，这是至理名言。面对顾雏军对郎咸平的起诉和威胁，我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坚决支持他反击顾雏军的一切行动。”他还表示：“虽然对上市公司研究极少，而郎先生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并且是有良知的金融专家，我信赖郎先生的所有分析。但是我知道许多不上市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情况，这种改制中的问题比郎先生所说的上市公司的情况不知要严重多少倍。有些人说郎先生“不知道那3个公司的实情”，甚至说郎先生“不老实做学问”。我没有看到这样说的人做出过什么真正的学问。我以一个真正经济学家的名义声明：这些说法是对郎先生的人身侮辱，必须反击！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此事细节我不清楚，究竟是非如何我也无法评判，但如果是如郎教授说的那样，我自然会支持。对于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才是有良知的经济学道德人。一方面，他们以个人的学术研究追求对经济事物与经济现象解释的科学性、客观性及真理性，以此来寻求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状态、来预示经济生活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孟子所指的“士大夫”，柏拉图所指的智者，或是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以舍小我而张扬大我，以社会公众利益为己任。这样的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会完全摒弃个人基本的生存利益，追求个体之发展，但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就在于如何为社会公共利益鼓与呼。同时，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大我与小我的利益上界限十分分明，不会有任何含糊之处。郎教授面对中国企业发表了一系列通俗的文章和言论来解释我们中国所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是坚决支持郎教授的，我认为，不合理的事就一定要说出来。易宪容曾在自己的著作《郎咸平：以学术参与现实》一书中这样评价郎：从2000年投身于国内股市的研究，为建立法制的中国股市而摇旗呐喊，不惜与各种利益集团正面交锋，其勇气和智慧为国人仰慕。
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理事
谈及“郎顾事件”，石磊教授开门见山对记者言明，尽管本人不认同郎“全盘私有化是惟一出路”的论点，但在郎咸平事件中，他对郎持肯定态度，因为郎咸平指出的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的种种现象，基本事实是正确的，至于郎披露这些事实的目的，只有郎自己公开，作为旁观者，石教授不愿妄加猜测。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因为“主体缺位”而造成国资流失？石教授认为只要存在着国有资产的代理者有牟利动机，同时此人不受产权约束，就极有可能造成这一现象。近年来，GDP迅速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应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性有二：1.腐败——部分社会财富被少数具有资源支配权利的主体占为己有了，大股东权利不受约束时，就可能暗度陈仓；2.浪费——对部分大中型企业重复投资，浪费资财。对于这一现象，应该有更多勇敢的有良知的声音出来！优化资产重组行为、优化大小股东关系对于保障国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现阶段继续忽视这一问题，将使国有资产的处境岌岌可危，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进一步两极分化。郎咸平身为学者，用肯定、极端的语言叙述了他在对案例的研究分析中收集、发现的基本事实，如果他的研究态度是科学的、实证判断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尊重学者的话语权，尊重学术尊严！郎的直言不讳不应该导致他个人的孤独。郎咸平说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出来公开支持他，石教授认为这只是媒体的倾向，因为郎涉及话题的敏感性和表述的犀利直白，主流媒体不愿在舆论导向上冒风险，因此短期内没有很多支持郎观点的声音浮出水面，但这并不能代表学者的思考。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教授在接受记者本刊采访时表示：他坚决支持郎教授发表基于自己研究的观点的做法，不管观点的正确与否，都反映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郎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他基于企业个案来分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应当得到支持。同时，他表示：郎咸平教授的这种研究正是反对“权力资本私有化”的表现，作为拥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必须有像郎教授这样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主持社会公正，承担社会道义的人，来为弱势群体说话，扶植弱势群体。同时，经济学界必须提倡有不同观点的争鸣。中国的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无可非议，但是在这种社会利益集团很不均衡的现状下，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必须承担维护社会平衡的责任。有人曾对他说，郎咸平在文章中提到的问题有人知道，但是却没人出来说，这样的现象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是很不正常的，郎咸平教授正是打破这种思想垄断和话语垄断的表率。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教授坦诚地告诉记者，郎咸平在复旦演讲当日，张教授正在其隔壁开会，间或听了部分内容。郎作为学者，在研究企业案例中，利用有限的企业数据，从逻辑、常规角度进行推理，对其中现象产生疑问，就像侦探福尔摩斯，在层层推理分析中，进行猜想和推论，“解开谜团”。这些在学术层面很有意义的讨论中，郎在结论中涉及了过多的价值判断，给企业的行为定了性，并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超越了学术的范畴，对企业、市场造成了负面影响，甚至使很多被涉及企业的高管困惑，不知如何回应。张教授认为，学者的责任在于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发生，郎完全可以通过写论文、内部讨论稿的方式，按照“学术归学术、商业归商业”的约定俗成的常规，把涉及企业的名字“拿”掉，不要影响正常的企业活动和市场发展，因为信息的披露应该有度，它并不等同于所有的企业信息全部公开，“知情权”不能滥用，它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外信息的公开是个互动的过程。郎咸平的研究报告中，涉及了很多经济转轨过程当中，国有资产被多持多占，甚至“合法剥削”国有资产的现象，又是一个超过学术范畴的敏感问题。从郎给出的数据中显示，所涉及企业的管理层、职工持股会似乎确有吞占国资嫌疑。问题关键在于：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们熟稔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他们有最好的法律顾问，也总能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通过可以想像的企业策略、技巧，达到扩张目的。就像海尔所言“我们被国资委管着呢”，如果这些企业确实触犯了法律，郎完全可以向国资委举报或者递交研究报告；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企业家具有“了不起”的市场运作能力，在法律允许的尺度内，悠然起舞，郎只能急急将自己掌握的有限事实，利用媒体公布于众，并以“保护国有资产”的口号，立足于保护中小股民利益为自己造势，此论调，有意无意地将政府作为了自己的后台。对于“国有资产”的定义、“国有资产”的价格及流失问题，学界目前尚无共识。“国有资产”只有账面价格，到底值多少钱没有定论，产权制度发生变化时，定价机制随之改变，对此我们不可以以新的定价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来比照改制前的价格，因为两者并无可比性。贺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中国投资协会常务理事
“郎咸平作为大陆以外的学者发表这样的意见我不便作太多评价，我研究中国股市这么多年，深知这其中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良，各方利益的交织，不是一份报告就能说得清楚的，中国的中小股民要比郎咸平聪明，他们其实是很有素质的，比他更明白中国股市的问题。再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他一样在研究这些问题，不是只有一个郎咸平在说真话。”他还告诉记者：研究中国的股市，必须联系中国国情，不要带有利益色彩，要静下心来，心平气和，作为专家和学者，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他还举例说宝钢股市圈钱所引发的争论，对比当时的长江电力，要在中国股市危机重重的时候拿走那么大一笔资金，当时很多人认为会引发大跳水，但是后来却发现反而带动了股市的暴涨。这证明中国股市背后的问题其实是相当复杂的。
汪康懋：国际著名金融专家、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
学者和企业家之间并非敌对关系！郎咸平对企业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郎咸平对我国企业家的定位——职业经理人——并将其比喻为企业“保姆”的说法是错的，比如张瑞敏等，这一批人应被视为“创业者”，而非“职业经理人”。张瑞敏等“创业者”靠实力和本事调用各种资源，做的是把“茅草房”变成“高楼大厦”的工作；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做强后聘用的人。在产权处理上，企业完全可以采用“股权奖励”的方法，这既能达到激励企业家斗志的目的，也防止了流失情况的发生，目前郎教授这种会伤害企业家的做法也并不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