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的国庆节仍然是一个中国的法定长假，依然是一个国土大陆芸芸众生或劳师袭远捕景寻奇、或居家长睡大会周公的黄金周。就是在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普通的黄金周里，从各种媒体渠道传来了2004年诺贝尔奖的颁发消息：3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两名以色列科学家和一名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两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一位奥地利女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年一度诺贝尔奖的颁发，也许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只是世界科学界每年例行的一个程序，但其对于中国来说，却多少会掀起一阵喋喋的言论波澜。可以说，诺贝尔奖已经成了中国大众的一个敏感话题。2004年也不例外。只是较之往年，言论中更多了些许的痛楚和自卑——而且年复一年，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多一些。有没有少的呢？有，就是不少公众都认为科研水平和业绩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差。事实即如此，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已经成为极少数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大国”这一惨烈现状实在让每一个中国人伤感——无论他（她）是国家部委的高官、中科院的教授，还是在北京长安街上重复劳作的清洁工。现在已经不是文革时代，因此也不会有智力健全的人再将诺贝尔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把戏”，看作美化资产阶级的东西。至于那些喜欢种“酸葡萄”，在享受着历史上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的科研成果（信息产品、医疗产品、家电产品、化工产品等等）的时候，把诺贝尔奖说成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云云者，也几乎不会得到任何智力健全的人的附和。毫无疑问，诺贝尔奖的获得情况，确实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水平的重要表征。中国至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尤其在物理、化学、医学和生理学领域连一个提名都没有，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科研从总体上讲是落后的！但没有一个媒体，敢这样站起来大声说一嗓子。甚至在我们媒体上，连“2004年诺贝尔奖涉及的课题，我们研究的比外国人还早”这样的言论都堂而皇之地走上戏台子。谁知道将来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像林则徐一样权威的中国人，再次发出“环顾世界，早已经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了，人家早已经是船坚炮利了”这样的沉重感叹。而作为企业人，我个人则有更进一层的忧虑。科学的堕落，带来的是整体经济的脆弱和低下。在中国，以原材料和粗放型加工为主体的经济长久没有得到改变，所谓高科技产业，其给国家交的那几个税钱就足以说明那不过是有名无实。对比一下国外的数据，好像我们和非洲的差距已经不是太大了。单独拿出教育水准来说事，竟似乎已经和乌干达一个水平了。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仍然和未与诺贝尔奖谋面的中国科研界一样，或是沾沾自喜于蝇头小利，或是自我陶醉于雕虫小技，或是自欺欺人于胡吹乱侃，活脱脱地甘作青蛙于火上暖水。就职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得习惯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得习惯把90%的精力用于人际关系，得习惯推诿扯皮，得习惯准确揣摸上级心思和领导的好恶，得习惯分得清帮派站得对立场。谁也说不清，曾几何时，最讲究创新、讲究个性、讲究与众不同、讲究术业专注、讲究目标惟上的高科技产业染上了这样的坏毛病。而最可怕的，其作为发源于千多年前的坏毛病，是大家都熟悉的坏毛病，是大家嘴上垢病但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心神向往之的坏毛病。如果一个两个企业是这个样子，非常好办，让市场去淘汰它们吧。 但大多的企业都是这个样子，却是足以震惊庙堂者的一件事情：长此以往，我们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丧失球籍，逐渐消亡；一个是充当像鬣狗那样安居食物链最底层的角色，永远生活在诸强的鞋底下面。这不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希望看到的局面。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现状。我们的希望就在于而且只在于改变，在于革新，在于尝试，在于打破所有的枷锁，在于与众不同的创新！那么，我们的希望应该由谁来变成现实呢？或者说，由谁来承担我们希望呢？正如一大部分人所言，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们身上，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当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在一个和校园相比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战战兢兢地充当每一个社会经济细胞里的组件的时候，怎么能够期待他们去发明、去创造、去革新、去突破呢？许多人的结果，都是融入在一个千篇一律的、百年不变的氛围里，或是成了一个普通的螺丝钉，或是成了一个“听话、乖巧”的经理人，或是成了一个保守、森严体系的领军接班人。而中国的经济就在这“大多数人的结果”的背景下，走向平庸和堕落。那我们的希望怎么办？中国的希望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