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看起来此次电信拆分内容已经明白清晰,但专家普遍的反应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当中国电信拆分的南北方案先经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证实、后又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对外公布后,业内业外的反应平静得让人震惊,仿佛一个人们早已知道谜底的秘密迟到地被公布出来。这并不难解释--人们的好奇心早已在一轮又一轮有关电信拆分的口头文学中提前释放了。
据新华社12月11日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日前批准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将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南、山东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下称"新网通");南方20省的电信公司将组成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下称"新电信")。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重组后的两大集团公司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公司各自在对方区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等互惠服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的全部本地电话网。方案由信息产业部负责组织实施。
尽管看起来通稿所述的拆分内容已经明白清晰,但在记者就方案对业内人士的一系列采访中,专家普遍的反应是对此次由国家计委和国务院体改办直接操刀的方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特别是对于中国电信北方部分与网通、吉通采用何种形式整合其资产与业务,南北方长途干线网通过何种形式实现产权的三七开比例,未来两大电信公司领导的人选以及今后电信的监管格局等关键性问题,更感雾里看花,迷雾重重。不过,不论是方案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伴随着此次拆分,分食电信市场的争夺战在新一轮更加复杂的利益博弈中上演了。
悬念
已经经历了一次外科手术的中国电信对眼前的第二次手术似乎并没有预作太多准备。拆分方案公布后,记者致电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公关处处长马彦对记者说:"公司内部的各项工作都在照常进行,与往常没有什么变化。我们非常不愿意因为拆分的事情使用户的服务受损。"他随即表示对资产和网络的具体安排并不清楚。
而在信息产业部的许多部门,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却比平时忙碌了许多。"我们都在忙着帮中国电信分家,现在刚刚开始讨论具体操作方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告诉记者。记者从财政部获得的消息是财政部也正在研究中国电信资产拆分重组的方案。南北两家新公司将在2002年1月底挂牌,挂牌之后才开始对各家涉及拆分的企业进行清产核资。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为2220亿元人民币。目前主要经营国内、国际各类固定电信网络与设施,包含本地无线环路,基于电信网络的语音、数据、图像及多媒体通信与信息服务;以及相关的系统集成、技术开发等业务。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下设31个全资省级企业、六个控股和参股企业,及五个直属单位。据统计,现有53万员工、19万离退休人员、近4000家附属和多种经营企业。
据记者掌握的情况,中国电信集团公司2000年的资产大致有6000亿元,拆分后的北方电信公司和南方电信公司的资产分别为2000亿元和4000亿元左右。从资产规模来看,新电信是新网通的两倍。划归新电信的20个省级电信公司,其实力呈明显的两极分化。其中广东电信年收入居原中国电信集团第一,占中国电信总收入的16%左右;但贵州、新疆、西藏、甘肃、陕西等西南、西北省区电信公司的收入排名却是倒数。相比之下,划归新网通的电信公司的实力则比较均衡,像北京、山东、辽宁、天津、河北、河南等省、直辖市电信公司的年收入,都位居原中国电信集团前10名。据记者了解,经历一轮3.2亿美元外国投资者私募之后,网通的净资产(所有者权益)已约为30亿元人民币左右,总资产200亿元以上。吉通1994年成立时30多家股东总股本是6000万元。在运营过程中,通过政府贷款、国债资金以及一部分通过项目合作引进的外资,吉通的总资产约10亿元人民币左右,净资产为4亿多。
中国电信北方部分与网通、吉通通过何种方式组建新公司,以及资产价值如何评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普遍的猜测是在新网通的最上端搭建一个控股公司,然后再由这个控股公司下辖中国电信北方公司、网通与吉通,而在控股公司之上的股东分别是以代表中国电信北方资产的财政部以及铁道部、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广电部、中科院等网通、吉通的原股东。业内人士推测说,这种公司架构将会是松散的,而不可能是彼此相互渗透很深的,因"那样冲突太大"。至于如何评估各自的资产价值更是见仁见智,而按照资产、净资产以及过去几年的净资产收益率都可能因并不能评价一个公司的真实价值而遇到争议,因为这中间存在着现金流与未来的盈利能力的较量。
其实最引起争议的还是关于"中国电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记者接触的部分专家称不太能想像这样操作的可行性,他们抱怨文件中并没有讲明长途网的交换机、电端机、光端机、维护以及计费系统的设备和人员如何划分。但也有人估计所谓"三七开"很可能是按照收入来分。更为大胆的想像是新网通和新电信分别以30%和70%的持股比例控股长途网络公司。
较之于长途网的"三七开",南北两家电信公司的管理团队特别是第一把手谁属更是引人猜测。德勤企业风险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顾向圣的看法代表了不少人:"两家公司合并,谁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占主导地位,不一定是人数多的一方,关键在于谁来领导。人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新网通的领导人选并没有勾起中国电信人的热情,与此相反,对于这个职位,中国电信人很是礼让。
症结
坦率地说,还是在流言阶段的拆分方案就遭遇了诸多反对意见和批评。反对意见包括:将网通与北方电信合并会使拥有年轻的国际化管理团队和相对健康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网通淹没在中国电信泱泱老国企之中,而中国电信也只不过由一个全国性的电信垄断公司变成了两个南北区域性的垄断公司,对于市场的垄断并没有涉及,而且还破坏了中国惟一一张完整的电信网。人们喜欢引证当年美国电信改革后,七个小贝尔公司垄断了各自的市场、市话价格上升了300%比长途还要昂贵的例子。
况且南北横切带来了比单向接入更复杂的双向接入问题。双向接入的业务费划分一向是国际电信领域的一个棘手问题,其焦点在于业务流向的不对称,资费也居高不下。按地域南北拆分的中国电信,有可能出现复杂的相互扯皮现象。与之相应的结算问题,第一步必然要建设若干个汇接局和交换局,工程将十分浩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博士认为,南北拆分后互联互通的成本会极大增加的说法只说对了50%。"现在互连互通的成本是存在的,但只不过是隐性的,你看不见。拆分之后只不过是隐性成本浮出水面,显性化了,当然会有一定的增加。但我不太同意因为南北拆分互联互通成本大幅增加,最后会导致资费不降反升的看法"与由互联互通导致成本上升相比,张昕竹更为担心两家企业可能会不计成本地残酷竞争,因为"钱是国家的"。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常欣博士进一步阐释说,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能是不同资本所属厂商之间的较量,如果引入竞争的方式基本上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拆分重组,新的市场进入者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结果仅仅是打破了厂商垄断,而国有资本仍然是"一统天下",所有竞争者的利益主体都是国有资产所有者,引入竞争就只能是为了拆分而拆分,最终只能是预算软约束下国有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结果任何一个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都将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特别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民航业。由于很早就放松了管制,因此形成了多个航空公司共同竞争的局面,但由于这些企业基本是国有企业,航空公司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使民航陷"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亦是导致当前全行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在引入竞争后不相应进行民营化改革,那么一家大国有企业重组为几家相对较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后,并不能产生具有独立人格的市场竞争主体,结果很可能造成企业制定的价格低于其实际成本。因为所谓'恶性竞争',从本质上说,是投资主体单一化与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常欣说。
长于电信企业研究的北京新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赵民更是预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电信业竞争将从产业价值链的后端移向前端。即现在是靠谁有网络,而未来是靠增值服务和数据服务。拆分之后几大电信公司势均力敌的竞争,必然要引进其它公司进行战略合作,而合作方式将由目前的业务协议合作走向资本的联合。因为竞争激烈之后,协议合作模式的控制权很难独占。为了保证独占权,资本的购并与融合成了必然的选择,这样无疑会带动民间资本的进入。如果国家给予民间资本足够的空间,分拆之后,民间资本会以更快的速度涌入电信业。赵民还认为,长远来看,南北方电信公司在几年之内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全国范围的通信网。类似长城长宽这样的公司一定会风起云涌,成为本地网竞争的有力对手。其它专家也认为能打破市场垄断的关键就在于异质竞争,比如移动技术和宽带技术。
透明
就在二度切分中国电信刀已落下之时,记者仍听到很多业内人士说"看不懂"其中的原委。问其原因,多是"不了解决策的详细过程",操刀者绕过了信息产业部。据报道,由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组成的六人小组对最后的电信重组方案起到了相当的决定作用。可是即使是很资深的专家也很难完整说出这六个人的名字。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博士介绍说,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确立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如美国于1966年公布的《信息自由法》、日本于1999年颁布的《信息公开法》,都是其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信息公开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行政管理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其意义在于:保障公民知情权,增强政府的公信力;防止黑幕交易,杜绝腐败。余晖说,在基础设施产业领域,人们现在对铁路运输企业、电力企业、电信企业、民航企业,都因其大多为政府所有而怀疑政府对其保护,而政府对上述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成本投入和其收费之间的比例特别是重大改革决策过程的信息不公开,更易引起人们的指责。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向行政机关提出具体的信息公开请求的主体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一切人都具有同等得到行政文件的权利。尤其是基础设施产业牵涉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任何人都应有权了解相关信息,这也是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实现方式。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公开讨论毕竟可以降低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暗箱操作的可能。否则,即使碰巧作出了尽如人意的决策,也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决策风险之高。"余晖说。
除了透明,近期另一个被广泛谈及的话题就是能否建立中国的FCC。FCC是美国对电信的管理者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的简称。FCC是电信法的执行机构,其职责是根据电信法制订、发布行政规章并监督实施。FCC只对法律负责,独立行使职责。FCC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公共电信企业监管、专用无线电通信、频率监控、有线电视和国际事物管理,管理的主要范围是跨州和国际业务。州内通信由各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负责管理。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是政府的通信政策制订机构。
据报道,在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后,由国务院体改办委托的《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体制改革总体框架》正在运作之中。项目汇及了国内许多规制监管的专家人士。
然而中国的事情还是要复杂一些。一些专家提出美国FCC制度运转得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在于国家通信政策虽然由国家通信与信息管理局制定,但制定得好坏有国会制约,而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且更加复杂。记者了解到的有关监管的最新情况是,以前由电子部和邮电部合并而成的信息产业部由于职权范围过于庞杂,不排除将两项监管职能再次分开的可能。
无论如何,电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竞争、开放的电信市场及监管架构。在许多专家看来,适应当下竞争的电信新规则并未建设起来。在这次拆分之后,新一轮的市场重组仍然只是整个电信改革过程中的一步而已,它所形成的市场结构也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数字技术带来"三网合一",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与国内私人资本继续不断地介入电信市场,更多全国性、地区性专网不断浮出水面以及正在逐步形成的宽带热潮,电信业的格局会以更快的速度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