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姜奇平 信息产业部信息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胡 钰 科技部办公厅处长、博士 高红冰 互联通网络有限公司总裁(原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处处长) 方兴东 互联网试验室董事长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双桂 互联网实验室研究员技术标准主导“新全球主义”
姜奇平
新技术全球主义,或者简称新全球主义,今日在中国产生,有其
历史必然性。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涉及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协调。标准问题不仅反映了中外竞争的现实,还反映了以下事实: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竞争的重要舞台;许多中国公司实际上对国际技术领先者制定的标准更感兴趣,而非国家设立的标准;标准政治很可能会日益错综复杂,并会涉及方方面面,而非一分为二截然分明。在WAPI问题上,美国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除了中美博弈外,涉及的利益远较此复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涉及了国际跨国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才是他们所说“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竞争的重要舞台”的含义。刘双桂
我们提倡一个新全球主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对中国的高科
技标准做了一个战略的定义。加入WTO以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目前我们的高科技产业遭受了一系列的危机,包括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危机,比如说2003年的时候3C和6C的联盟起诉中国家电;美国今年对中国的彩电也进行了反倾销;思科在去年起诉华为,使华为有的产品退出了美国的市场。中国现在有一个标准的危机,现在标准成为了新的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中国做自己的标准非常艰难,比如说大唐的SCDMA的标准,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对它进行封闭,同时WAPI的标准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谈新全球主义的标准秩序。新全球主义在促进自己利益的同时,会促进市场利益的发展,同时可以使得技术的创新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新全球主义相对来说是一个多极的、开放的、提倡竞争的体系。 我们认为新全球主义的优势,主要是通过标准和垄断,实现公共利益的均衡。比如说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在垄断和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但是却没有一个“国际政府”来干预它,来保持这种均衡,因此可能会危害这个标准秩序。发达国家在本国是积极地保持这种均衡,但是他却积极为自己国家的垄断巨头开辟全球化的道路,输出垄断。 所以我们认为国际标准秩序,它的垄断和标准的均衡,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制定标准才能实现。通过参与和制定标准,实现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发展。我们认为新全球主义是一个新的秩序,它强调标准也应该在垄断和竞争之间均衡发展。高红冰
信息产业部提出,中国要由一个信息产业大国向信息产业强国目
标迈进。这里面就涉及有标准问题。3C也好,6C也好,对我们大量的起诉,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的技术投入太少,我们的技术路线采取的是拷贝、模仿,真正在做的是“打补丁”的工作。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当发达国家形成一个巨大的技术专利垄断时,我们只能在应用层面去“打补丁”,只能去拷贝和模仿。没有自己的标准从根本来讲是站不起来的。周业安
我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标准问题。事实上关于标准问题在经
济学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经济学里边本身是把标准看作战争。 中国不是没有标准,以前企业都有标准,我们讲企业有一个标准化管理,但是跟我们现在讲的标准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们现在缺乏标准,这与前提有关,标准的重要性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企业规模,当企业的规模很小的时候,谈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小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投入来开发技术,所以也根本看不到标准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市场容量,当市场很小的时候,谈标准也是毫无疑义的,我们搞一个标准的时候,投入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市场很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回报的。所以前提是市场容量和企业规模。 这两个前提,事实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市场已经具备了。首先我们的市场容量很大;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比如说联想,还有我们很多的电信公司也具备了一定的规模,那么在开始进行标准战的时候,我们的前提已经具备了。在经济学里边,标准的作用意味着高附加值和垄断,因为在经济学里边,只有垄断是有超额收益的。因此标准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是网络效应;第二个就是赢家通吃。
胡钰
标准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发展要不要自己创新。我们走了20多年高
速增长的道路,有一种声音认为,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有限的。或者说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科技跟资本跟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自由地流动,所以我们是什么都可以买来的,认为中国可以忽略自己创新。那么既然可以忽略自主创新,更可以忽略标准了,认为标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奢侈的游戏。但实际上,标准问题关系到国家是不是要坚持自主创新,是不是要坚持科技立国。 从建国以来的50多年,一个根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自主创新,什么时候我们就能拿出先进的东西来。同时尽管我们取得了高增长,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值得自豪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消耗情况,环境的破坏情况,以及对外资的依赖情况,使得我们存在一个三高的模式:高投资、高投入、高消耗。所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想进一步地明确国家的标准战略,实际上是落实国家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标准问题,自主创新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牵扯到我们中国能不能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建立标准的“统一战线”?
姜奇平
我认为,在中国高科技标准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在中国没有前途。必须把开放与自主统一起来。要走开放路线,广泛调动国内外各种积极因素,建立技术统一战线和战略联盟。涉及安全问题的标准,同涉及环保等问题一样,是特殊问题,国家有自主权利制定强制标准,不应与一般标准混为一谈。 由于中国处于信息大国向信息强国转变的初级阶段,技术实力有限,除涉及安全等特殊技术问题之外,应尽可能采取广泛的国际合作,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跨国企业之间,寻求有技术实力的国际力量进行合作,分化国际垄断势力,使自主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减少阻力。为此需要建立开放的国际合作,同时注意保持标准制定、实施和市场化不同阶段利益的充分协调。高红冰
其实无论真正的专利也好,技术也好,还是标准的形成也好,是
在一些大公司和利益集团的主导下,用技术产业和标准的互动所形成的,不是政府主导的,不是政府控制的。这是过去的50年,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国家的标准战略角度考虑,出路一个是技术投入,一个是企业的运作和联盟,再一个是政府的主导和组织作用。刘双桂
标准的制定可以带来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要防止的是标准和专
利成为某些企业控制产业、实现市场垄断的工具。 标准涉及到的利益分配,比如说共有标准和私有标准,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私有的标准越来越多,但无论是共有标准还是私有标准都有可能埋藏了大量的专利权。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我国的政策标准存在一系列的缺陷,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目前是采用国际标准,或者是参照国际标准,那么往往就直接把国外的一些标准拿过来用,或者把国外的一些专利带进来了,这样造成了一系列的专利陷阱,阻碍了我国标准的发展。 同时我国目前的标准缺乏一个机制,政府的政策空间有限,同时经费也不足,所以我国现在重视采取国际标准,也同时注重政府主导,但标准制定中存在重标准文本,轻知识产权的一系列问题。 标准是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结合,那么标准往往仅仅是为了“达标”或者是“兼容”。在“标准”时代,现在的标准化往往就意味着能否进入市场,要么进入,要么排斥,所以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和标准化政策越来越纠缠在一起。 按照标准的主导能力,欧洲是聚焦模式,韩国和日本是采取追随的战略。美国则采取多元模式,政府的主导能力相对较弱,但是近几年也在加强。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关心本国标准的制定,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周业安
标准重在参与,如果企业不参与的话,那么别人就会采取很多的
手段来限制。另外,我觉得必须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我们的“标准力”。标准作为一种策略,不管这个标准好还是不好,总是一个裁判的筹码。针对不同的策略,我们需要选择到底采纳哪种标准。而策略本身决定了联盟的方式。关于标准问题上政府的作用,我理解标准应该是市场的,是企业自发的,而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点,一是组织企业开发标准;二是反垄断。反垄断是政府的事,而标准是一个国际市场的通行准则。关于参与标准的模式,单个企业可以去参与,如联想在PC机里边有足够的影响力,那就可以参与到PC的联盟里边去,或者以一个协会的形式去参与。还有国际联盟的问题,任何的国际贸易,任何的自由市场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力量,如果离开政治,贸易就是空谈,因为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胡钰
那么谈到具体的实施标准战略的问题,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在标
准战略上面,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市场和企业的行为,而是体现国家战略意志的一种导向,真正从国家的层面关注标准问题,就会拿出更好的专利政策环境来,这样在国家的科技项目当中体现出更明确的导向,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上更向标准倾斜。 同时要真正地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国现在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当中,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投入还远远不够,这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也有环境的问题。同时要特别重视支持民营企业,因为外企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技术支持。而国企由于长期的垄断地位,由于领导者的身份,所以动力也不强,因此应该支持民营企业的创新。中国在标准战略上的后发优势
姜奇平
我们说,发展中国家本土产品的价格下降都是因为本土竞争者的
兴起,我们认为标准也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的标准诱惑非常大,这不是政治,而纯粹是经济账。如果开始收益很小,风险很大,但是慢慢地就会收益很大风险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制定标准的话,不仅是专利费的收取,更多的是为国际高科技市场提供其他的选择。比如说大唐的标准,闪联的标准,如果成功了肯定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制定标准,可以选择一个专利战略和标准战略的组合,可以选择追随标准和主导标准的一个组合,可以选择制定基础标准或者是应用标准,还可以参与应用模式的研发,或者是核心技术的研发。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个研发中心,所以制造也没有想象中的优势,技术也没有想象中的劣势。 中国有许多大产业,但是中国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我们引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应该通过新全球主义的战略,利用一系列的优势,制定自己的标准。比如说目前通信产业的转型,同时多网融合。中国技术实力这些年还是在提升,比如说联想、华为,还有许多中小企业,他们的创新势头也很猛。同时中国拥有一个大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能够支撑标准,达到规模。另外中国也有自己的制造优势,虽然基础相对欠缺,但是人才非常的充足。 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标准时代,标准已经成为新的核心竞争优势。新全球主义是垄断和竞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先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均衡。中国必须通过标准的崛起,来实现产业的崛起,通过产业的崛起实现经济的崛起,通过经济的崛起最后实现世界和平的崛起。高红冰
标准就是一套规则,先发国家可以玩,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玩。
大家都知道在保护本土的市场上,韩国是做得非常好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韩国搞了一个标准,就是所有进口的冰箱必须在冰箱里头加一个泡菜坛子,他说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决定的。好,所有的冰箱生产厂商都必须装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专利被韩国自己的公司早就研发好了,全部注册完了,所以生产厂商不得不去买这个专利。当然这个专利不贵,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所以这个问题就过去了。方兴东
我觉得技术标准方面目前最大的核心问题,还是精神上的问题。
不是技术水平的问题。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谈的就是贫困的根源。真正的穷人主要是精神上穷,如果这个穷人不认同自己穷,他就可以摆脱这种穷困。中国最大的一张牌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不是单纯的为标准而标准,为技术而技术。但只有发展起来对技术才是共赢的。标准的核心是两个字,就是利益,政府和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关键是要为此而“争利”。现在Intel在中国的收入是40多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10%强,毛利是70%,所以这个市场对Intel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但联想不甘示弱,中国的PC市场是全球第二大市场,联想占了30%的市场份额,创造了一个奇迹。所以首先还是要解决精神的问题,才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