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些具有先发优势的跨国公司，在完成了全球性布局之后，已经用专利、法律、联盟等各种锁链在后起企业面前编织起了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技术“铁幕”，这道“铁幕”曾屡屡让雄心勃勃的后来者碰壁而归，无从寻找到突破出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中国领先企业开始了各自不同的新尝试。迂回的、螺旋式的上升路线，就是它们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吗？
突破技术“铁幕”
当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们摆脱不掉的沉重话题时，必须跨越核心技术这道门槛也不得不成为大家的共识。密布在技术“铁幕”周围的风险正在将当今的商业社会推到一个更加多极化和多元化的时代。科技业仍然是一个被技术创新驱动的行业，机会来了又去，这样的背景下，抓住机会固然重要，但创造机会或是寻找机会愈发变得更加迫切起来。
高利润、高投入、高产出、低成本的良性循环真的离中国科技企业很遥远吗？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在我们学习了领先者二十多年之后，在WTO三年保护期即将到来之时，事实仍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改观。我们也许可以把价格战、渠道战、概念炒作、营销战、口水战操控娴熟，但毕竟离商业竞争的核心地带有些远。而没有了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要想摆脱靠低廉成本和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组装、销售来换取利润的“拼体力”处境，摆脱“世界工厂”的尴尬荣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大家或许都明白和理解其中的无奈。就像前不久一位科技企业的老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的：“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还不太可能出现一些非常原创、很具突破性的技术，只能是一些比较周边的、外围的技术。在市场上能够见到效果的自主创新，目前可能还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
在我们努力要从世界科技产业价值链条的末端逐步艰难上行的时候，将不得不直面那些已经牢牢控制有利地形的领先者们。与其说我们采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术，到不如说是那些IT巨头们围筑起来的重重技术“铁幕”，几乎阻挡住了所有中国企业试图突破的视线。捷径可能会有，但一旦你触及到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核心领地，随之而来的必然将是更加残酷和来势凶猛的打压。
但这道门槛必须要跨越。当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摆脱不掉的沉重话题时，那些技术先行者们却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余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企业正行走的迂回、螺旋式上升路线或许也是现阶段我们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
巨头们的技术“铁幕”
要看清那些技术巨头们铺展开的层层“铁幕”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标准的中国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的“正名”之路就是个经典案例。所谓正名，是指可以顺利加入国际标准组织(ISO)。就在WAPI申请国际标准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时，整件事情的戏剧性过程忽然多出了一个极具悬念的结尾。据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秘书长黄振海在12月8日向媒体透露，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无线局域网强制性国家标准WAPI提案与美国现有的IEEE 802.11i提案将独立、并行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内推进。
到这个阶段，真切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一旦你触及到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核心领地，等在前面的难免将是重重“铁幕”。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美国标准协会 2004年年会上，美国业界甚至特意总结了这次关于无线局域网标准之争的所谓“胜利经验”。美国信息科技工业理事会科技与贸易政策部主任安·罗林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WAPI一案牵扯到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都是彼此的竞争对手，但他们在维护产业标准方面，做到了团结一致。”
实际上，要不是那些作为相关利益体的跨国巨头们积极游说，美国政府也不会对一个刚刚问世不满两年的“小标准”如此大动干戈。按照科技部在今年8月针对 WAPI问题所做的题为《技术标准是什么？》的调研报告中所说的，“在关税壁垒逐渐被拆除后，技术标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垄断和控制国际市场、保护和发展本国市场最有效的手段。”而那些拥有先发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无疑又一次以强者的身份成为了被保护对象。
有资料表明，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分工格局事实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如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全球IT企业前40强的销售收入达到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IT产业的60%，而且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几大主要领域，也大多被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牢牢控制。这些跨国公司正是通过控制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标准与技术、市场与营销、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来主导产业的发展。
以IBM为例，在过去十多年内，IBM在美国国内获得了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多得多的专利。仅在2002年，IBM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3411项，居于绝对领先地位，比排名第2到12位的公司的专利总和还要多。2003年，IBM以3415项美国专利的数字连续第十一年称霸。“IBM在研究和开发领域的投入使IBM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专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我们成为世界领先的IT、服务和制造公司的一个主要因素。”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周伟表示。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目惊人的专利几乎涵盖了IT产业的所有核心领域，包括网络、计算机系统、大型服务器、半导体、微处理器、内存芯片、存储系统以及应用软件等等。据有关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信息技术领域内的专利有92.6%是由日本、美国、德国等10国的跨国公司所占有。因此，国内学者安筱鹏和李瑶在他们题为《高新技术产业分工格局的演变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外贸易发展》的论文中指出，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主要IT产品的标准及专利，而且控制全球IT产业中高技术含量及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而把低附加值的产品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生产系统。
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面前是这样的生产力路线：高投入研发及营销—控制全球产业中的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标准、专利、营销、渠道、核心部件生产)—高利润率—高投入研发与营销。由跨国公司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分工格局，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基于先发优势基础上的封闭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产循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提升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需要在人才、资金、技术上长期积累，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才有可能打破跨国公司基于先发优势的封闭系统。
但要做到这些又谈何容易。直到现在，发达国家仍然还会制订一些严格的国内法规条款来限制那些跨国巨头对华输出核心技术，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这恐怕也让局面更加严酷。例如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由于涉及到目前一些最复杂和高端的计算应用，各国对于技术扩散和国际安全始终充满疑虑。就连美日之间，各自最先进的几台超级计算机的相互交流也都困难重重。美国人想到曾经在2001年到2004年一直称霸TOP500的日本NEC公司制造的“地球模拟器”(Earth Simulator)上做应用，就必须首先提供所有相关算法和运行记录等资料。
本刊记者曾在一次采访中也听曙光公司总裁历军说过类似的事例，在中国还不能生产高性能计算机时，外国公司对我们的应用不仅索以“敲诈性”高价，而且还在机房中建“房中房”放置最核心的系统，外国人能自由进出，而中国人不行，生怕技术机密外泄。用人家的系统处理我们的一些计算数据，运算结果不仅外国人都知道，而且还要先于我们知道。
而除了用法律法规等手段进行“禁运”、知识产权、专利、标准、制造工艺等等硬性的环节之外，技术巨头们所具有的其它一些优势，如悠久的企业文化、健康高效的管理体系、深厚的经验、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法律保障环节以及本国成熟的市场环境等等无形优势，则更不是我们想学就能学得到的，尽管这些早已不是秘密。
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哪儿？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中国IT领域的关税将降低为零。从表面上看，这将给跨国巨头们带来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更加愉快的投资体验，但真正如何在中国市场上迈出下一步、迈好下一步，各自都在打着如意算盘。同时，那些原先对国内同行保持相对优势的中国企业们将慢慢发现，参与游戏的对手们已经更换成一批有着非凡功力的“绝顶高手”。
“原来我们的对手是穆铁柱，现在我们必须要和乔丹打球。”用友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在今年年初的“中国软件业国际化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加入 WTO前，公司的能力体系在国内领先就够了；加入WTO后，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跨国公司、国际性企业。原来跨国公司锁定的主要是高端市场，现在它们也在向中低端市场渗透。因此，中国企业不仅开拓国际市场时要有国际竞争力，就是要在国内市场立住脚，也必须有国际竞争力。”
王文京的忧虑可以说正是目前国内信息技术产业处境的典型代表。“在国际厂商的步步紧逼下，中国服务器产业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国内厂商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浪潮集团副总裁王恩东在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国外厂商们也都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娴熟的运用价格战之后，当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的新一轮战略部署，转而面向以追求综合性战略资源最大化为主题的“战场”之后，留给国内厂商的余地真的已经不大了。
手机行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外国手机制造商向中国市场大量推出具有照相功能的彩屏手机的同时，也在压低某些低端手机的价格以争夺流失的消费者，这使国内的手机制造商陷入了困境，不但在高端市场上处于劣势，在低端市场上也遭受挤压。去年在中国销售的手机中有46%是由中国本地公司制造的，根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的预测，今年这一数据可能会下跌到44%以下，而明年则将会跌到40%以下。
英特尔在年中推出代号“Nocona”的新至强芯片时，联想集团服务器事业部总经理梁军曾对本刊记者说：“这种(同时支持32位和64位)看似中庸的做法，恐怕正是能保障用户在x86系统上愉快地接受64位计算的最佳方式。”而因为和AMD走得太近而被历军称为“冒了很大风险”的曙光公司也强调：“支撑这一决策的唯一因素就是，64位确实对用户有利，用户的利益能够充分得到体现。”更多的时候，国内厂商只能以“一切为了用户”的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与其说是跟着用户的利益走，倒不如说是跟着英特尔和AMD的步伐走，毕竟人家控制了核心技术。除了这种形式的“中庸之道”，我们别无选择。
据外电的最新消息，最近一年已经逐渐淡出芯片业务的惠普很有可能会把芯片部门出售，曾经和惠普合作研发安腾芯片的英特尔显然是最合适的潜在买家。如果收购成功，AMD对英特尔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将会有所缓解，而惠普也可以更安心的去做数码战略。大家都在试图加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IBM按照技术蓝图一步步稳健的扩展着Power架构的核心优势； Sun拉来了多年的老朋友富士通公司协助UltraSPARC芯片后续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AMD仍然和英特尔在服务器和PC领域内较劲，明年双方又将会上演双核处理器产品的争先赛；但英特尔还要在另一条通信芯片的战线上挑战德州仪器既有的优势。
尽管英特尔在上海和成都两地、AMD在苏州工业园区分别都建立了封装测试工厂，中芯国际也将与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商德州仪器就90纳米技术签订制造服务合同，并预期2005年上半年提供逻辑组件的90纳米处理技术。然而，除了我们借助“技术转移”在理论上已经能够获得90纳米制程的芯片制造工艺之外，在芯片研发方面，我们又有多少发言权呢？“龙芯2号”的后续版本或者“龙芯3号”将会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这些还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如IBM、英特尔之类的技术巨头，其最先进的制造工艺和产品线仍然都留在了国内，IBM将用于制造其“Cell”处理器的新晶圆厂仍然放在了美国纽约州的East Fishkill；而英特尔从来不将自己设计的芯片外包，所有的芯片均在美国国内生产；即使像其他美国芯片制造商外包给台积电、联电和中芯国际的订单，绝大多数也只是提供“技术性能指标”，最先进制造工艺的核心技术绝不可能轻易交给制造厂。
而如微软最近两年来陆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政府安全计划”(GSP)，开放Windows和Office的大多数源代码给各国政府、大学科研机构的做法，更多的也只是为了应对愈演愈烈的开源运动对传统软件商用模式的冲击，其最底层的核心代码段仍然高度机密；而微软在今年7月9日正式推出的最新WinCE 5.0版本中，开放了其中的250万行源代码程序作为评估套件(Evaluation Kit)，凡是个人、开发商都可以以3美元的价格获得这些源代码的使用授权。但其内核保密，而且基于这些代码开发的软件如果用于商业目的时，则可以不必公开源代码，这与如Linux之类开源软件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微软的WinCE依然是一款商业软件，微软还要靠WinCE平台去抢占移动终端市场的市场份额。
如果再把目光投向我们的近邻日本，你会发现，日本IT企业通常采用的“水平分工”战略其实正代表了驰骋在中国市场上的大多数跨国巨头们的战略选择。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著名的日本经济研究专家章政介绍说，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市场的未来战略是维持“水平分工”，即把核心技术留在日本本土，在中国进行生产制造，然后以转口贸易的方式进行国际出口，其根本市场还在欧美。这也是日本IT企业在与欧美企业竞争时通常采用的战略。而技术分工是水平分工的最高层次。
“但是目前日本IT企业在这个层次上跟中国企业的合作非常少，主要还是跟欧美企业进行技术标准上的合作。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通过在技术上的统一占据更大的市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只是在为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打工，这是我们最为担心的一个局面。”
转型困惑重重
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也许中国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接踵而来的残酷竞争容不得我们继续游走在核心技术领地的边缘。
《商业周刊》在前不久专门刊文分析了中国一些核心品牌在世界市场的战略前景，其中写道：“令观察界人士感到疑惑的是，这种局面(中国品牌的强大势头)真值得激动不已吗？他们既看到中国工业凸显的品牌创建潜能，又从中观察到一种创新不足的趋势。”而这种创新能力恰恰又是决定未来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成绩平平。现在外国公司一般都将5%或更高的年收入投入研发，而中国企业能达到这一国际标准的则凤毛麟角。”
其实，中国企业遇到的困境还不只是对研发缺乏支持力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的企业花了大力气注重对核心技术的科研投入，就能将这些成果顺利融入到产品中，并转化为市场优势吗？而且，面对那些技术先行者们铺就的层层技术、标准和专利围墙，我们很可能会翻过了这一道，另一道已经悄然等在前面了。再进一步看，跨国巨头们在高投入和高产出之间，并不意味着低效率，相反，其中的高效率往往还会成为其核心优势之一。“单纯的发明对于创造价值或者成功来说是远远不够的，IBM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能够迅速将这些发明应用于各种新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周伟这样总结IBM的优势。
而技术是什么？技术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技术是将来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历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有很多企业在创业初期会过多的强调技术，这可能是致命的。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在创业初期就有很创新的技术，并取得了成功，但这毕竟是很少数，而且是要出现在资本环境非常健康的背景下，技术好，资本加进去，然后有非常专业的市场运作。但无论什么企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各方面各环节都比较好的时候，又会面临一段危险期。尽管他可能还看不到技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快速发展的益处，但不可否认，他已经有一些资源，这些资源是用来扩大生产线、建更豪华的办公室、去大作广告或是打品牌知名度还是转而投入核心技术的研发，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做法。”
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曾经在总结高科技产业化过程时认为，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与产业相关的研发主要由企业来做，而像计算所现在所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国外企业的研究院。但是，国家投入的主导性研发应该主要是一些较为基础层面的和关键的技术研究，然后再幅射出去。但按照国内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对那样的做法并不认同，而是希望掌握独家技术。科研单位往往在完成项目以后，或自已办公司或做独家技术转让。科研和企业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我担心的是，十年后，我们真正能参加国际展览的高技术成果仍然和现在差不多。”李国杰说。
目前国内业界的共识是，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国内研发都处于“模仿”阶段，也就是复制人家的先进产品；到了8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跟踪”成为主要的技术学习方式，而众多日本、韩国公司的崛起，恰恰就是“跟踪”模式的典型例子。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李世鹤博士认为，到今天，“中国企业不应该走‘模仿、跟踪’的回头路，当年中关村起步时，所谓的创新就是‘模仿、跟踪’，现在像联想这样的公司也在几年前提出了研发方面的创新，无论结果怎样，我觉得这样的方向起码是对的。”
“三年来我们做的全是小规模的项目，打小仗，目的是树立信心。做出成绩逐步推动文化氛围的建设。”“目前还不敢做长期的项目。三五年的技术我们还看不到。”在年中的一次采访中，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曾介绍说，“IBM的Watson研究中心可以研发10年后的技术，英特尔的研究院研究的是未来3～5年的技术。联想就只能研究未来1～2年内的技术。”按贺志强的划分，联想目前位于逐步从产品技术向前瞻性技术的研发方向迈进的阶段。这可以说正是国内IT产业技术现状的典型代表。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转型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中国来说，企业转型尤其是个重要课题。”素有“转型大师”之称的IBM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郭士纳10月底悄悄访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就中国企业的转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忠告：“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的外部因素以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内部因素，正促使中国企业面对转型问题。”
郭士纳认为，从中国国内看，未来30年内中国经济显然有可能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第二大甚至第一大经济体，能否成功则取决于中国能否创造出现代化的本国企业。中国的经济要发展为与美国和日本规模相当的经济体，就必须拥有相当出色的银行系统、信息系统和通信系统。“我想对中国企业的CEO传递这样一个观点，不应该将企业转型的目的看作是降低成本或解决问题，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转型—如何为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体创建出色的企业。这对中国经济的变革极其重要。”
中国式螺旋上升轨迹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样的良好愿望：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从愿望到现实，长路漫漫。在核心技术和产品能力、产业规模和海外资产经营能力建设这三道最重要的关口旁边，无数的国内企业已经在或积极或无奈的寻求技术“铁幕”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技术领先者们互相博弈和制衡的过程中，由掌握核心技术所带来的控制风险也在逐渐累积，密布在“铁幕”周围的技术风险正在将当今的商业社会推到一个更加多极化和多元化的时代。IT业仍然是一个被技术创新驱动的行业，机会来了又去，这样的背景下，抓住机会固然重要，但创造机会或是寻找机会变得愈发迫切起来。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有国内学者明确表示：那些掌控核心技术的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制衡关系。后来者们完全可以选择与其中一些技术领先者组成战略联盟从而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真正控制核心技术的利益体也不可能不顾忌到众多外界因素对其霸权的担忧，这会大大减弱核心技术所带来的优势。“从这种角度看，真正掌控着核心技术的利益体并不见得会比其他人轻松，他需要制衡与考虑多方的力量与利益。”最近传出的中芯国际与TI合作建立90纳米技术生产线的消息，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看看和中芯国际合作过的公司名单就知道，中芯国际在工艺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全球各大芯片厂商的核心技术基础之上的，巨头间的制衡和博弈恰恰帮助了中芯国际的迅速成长。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也告诉我们，虽然掌控着传统核心技术的企业或机构在产业链的上游，有很强的话语权，但在该层面依然存在着很强的竞争关系。如果某家生产型机构拥有十分强的规模优势，完全可以在与其上游的研发型机构的博奕中获得最大利益；而流通型机构如果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例如国内的国美、苏宁等零售巨头，也同样可以有很强的选择权，而这种选择就已经可以涉及研发机构与生产机构之间的各种不同搭配，同样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在今年年中发布的一份题为《变革中的中国》的调研报告中就指出，在全球技术标准的建立进程中，中国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后若干年，中国的技术标准将对全球科技、传媒、电信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其中也提到了中国技术战略选择的问题。“在短期内，中国对独特技术标准的制定方法拥有多种选择：在现有的技术标准上开发一套较低成本的替代品；可在国内市场建立新标准并在获得广泛认知及规模经济效益后向海外市场推广；或者加入一个国际联盟，以国内市场的诉求作为支持动力。”
德勤认为中国政府和公司目前已经采用了以上列举的所有战略。“在短期内，中国极可能定义自己的技术标准，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国内市场、低成本基地和紧密协作的政府方案都为其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另外，国际标准机构、资本市场、海外客户与消费者、甚至世界贸易组织也都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日益成长的科技、传播与电信业市场中的所有参与方，都必须认真考虑对新技术的采用有所影响的各股力量。”
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许多企业不一定必须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研发这样一个唯一的出路上。每年，在国内外都有很多很好的科研成果得不到很好的生产力转化。所以说企业存在的真正价值，其实是将合适的科研成果以规模化的生产进行成本控制，从而使众多消费型人群能够十分从容的选择他们认为性价比合适的产品。“只要这种从研发到消费的流通链不发生大的改变，在任何一个环节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企业都能够抢得先机。”
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有着很现实的事实背景。比如历军曾对记者举的龙芯的例子：“如果我们自己独创一套CPU的指令系统，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花费太巨大，而且别人已经有那么多的专利摆在那儿了。龙芯再去创一个新标准，做到像英特尔那么强大，10年以内是不可能的。”但“不应该放弃进入核心领域的想法和激情，不能放弃追求。而且在现实的条件下，又不能好高骛远。”“在非常核心的领域去跟别人合作，比如CPU，我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技术和经验，当然肯定不会是最核心的，别人也不会给，但至少会是离核心更近的一些东西。而不放弃追求的意思是，尽管我现在不行，但不一定三年以后不行。”
其实在现阶段，大多数中国企业作为制造型企业，永远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成本领先优势，一个连成本控制都不能做到足够好的企业是不太可能拥有持续的竞争力的。从研发到生产，从生产到流通，从流通到消费，企业可以在各个层面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线定点突破，形成强势的战略联盟。只要巧妙利用各个层面的竞争，平衡好整个产业链中的利益分配，企业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完成了本阶段的任务了。在这方面，戴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来就缺少核心技术的戴尔依然可以傲然位列全球500强。
即使对于那些我们必须翻越的技术藩篱，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要有战术性的考虑。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看来，传统产业如汽车、飞机，其技术发展是继承性的，不是突变性的，而IT技术的发展是突变性的、非常规的。并非所有的IT技术都是核心技术，平均使力的做法不足取。在IT技术发展的历程中，起带头作用的往往是少数几种技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技术。对于像芯片、软件、网络设备这样的国外已经拥有大量专利技术的领域，我们的发展思路应该是另辟蹊径。 “我们并不主张脱离实际、与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国外大公司直接竞争。我们的策略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条件，做切实可行的事情。”
历军也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做出一个产品去和现行的主流标准兼容。”原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今年1月调任微软总部任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也在前不久对本刊记者说：“国内企业要想获取技术竞争优势，从短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合作；从长期来讲，就是要创新、要有自己的核心、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些是很重要的，很难有捷径。”
无疑，在现阶段，从技术、市场、品牌等环节去和国外大公司进行合作也是一个行得通的“捷径”，越来越多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曙光公司去年和AMD有关64位Opteron服务器的合作；TCL从前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跨国兼并、合作行动；联想在前不久刚刚对IBM的全球PC和笔记本业务进行的收购等等。按周伟在12月14日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与联想结成长期战略联盟，是帮助联想真正迈出了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步。”
德勤亚太部首席执行官成文诺(Manoj Singh)在今年10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目前中国生产的PC已经占全球产量的21%，照相机和电视机分别占全球产量的50%和30%以上，中国的制造业已经“不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了。而且中国目前在许多高端技术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并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许多出口产品上的优势也提出了挑战。就在今年7月，盖茨也表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手机技术中心。
“中国企业已改变过去严重依赖发达国家技术的做法，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去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达到180亿美元，而5年前仅为80亿美元。”成文诺说。的确，更多的中国企业确实已经意识到研发投入这一实质性问题。按《商业周刊》的资料显示，如华为、中兴、UT斯达康这类目前已经获得一定技术优势的群体，已经可以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2002年，联想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亿元，而且在未来3～5年内预计投入25亿～40亿元人民币，相对联想2003 年30亿美元的总收入而言，这一数字已经不算太低；TCL集团计划在未来几年内从销售收入中拿出3%～5%的资金来从事研发工作；上广电集团的这一数字为 6%；海尔的比例为4%。
看上去，这将是一副令人振奋的场景，全面反击跨国巨头的号角似乎已经吹响。“中国人已经主宰了全球一大半制造业，未来还会主宰哪些领域呢？”《商业周刊》的疑问寓意无穷。
